未检工作机构和办案组织设置问题初探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天津 301800)

中国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从探索至今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经过半个甲子的努力,中国的未检制度逐步完善,已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但受制于发展时间较短、思想不够重视、研究不深入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我国未检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体现在组织机构上,主要表现在办案机构和办案组织设置不科学,现有的办案组织与“捕、诉、监、防”的未检工作模式不契合,严重制约未检工作的科学、持续发展。

一、“国家亲权”理论对未检工作机构设置的影响

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田红杰教授的观点,未检工作的机能定位是国家亲权+法律监督的统一。也即,国家除了作为最高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外,还对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承担监督职责。[1]笔者认为,“国家亲权”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必要时,国家代替父母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护。这种管护应是一种法律上的广义概念,不能简单理解为照顾生活起居，改善生活条件,而是履行监护职责,照顾“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区别于父母对孩子的“爱之深,责之切”,“国家亲权”倡导“爱之深,关之切,责之轻”。因此,法律项下的“国家亲权”概念包括对侵害未成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惩处,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和关爱救助,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涉及未成年人相关案件在各诉讼阶段办理过程的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