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文化意蕴
——基于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孟子民本思想的对比

范成龙 吴 锋

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孟子的民本思想，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差别，它是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无论从基本立场、发展原则还是价值诉求，都大大丰富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背后，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精确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孟子的民本思想二者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核心要义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基本立场：“民为贵”与“发展依靠人民”

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百姓是立国之本，主张“民为贵”。首先，孟子阐述了百姓、君主、政事的关系。孟子曾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1]显然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表述，土地、百姓，政事是诸侯的三件珍宝，以珠宝作为珍宝的人必会殃及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百姓、土地、政事在国家发展的地位。接着，孟子鲜明的对比了百姓、政事和君主三者的地位。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2]显然孟子直接地阐述了百姓的地位。百姓、政事、君主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是各个要素的地位有所不同。百姓最为重要，政事次之，君主较轻。所以得到百姓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赖就可以做诸侯。其次，孟子认为民与天直接相通。孟子在与万章的对话中借助尧舜的事例，将天与民对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3]这就是说，苍天不开口说话，只是用行为和事情来表达其意愿罢了。孟子借助《太誓》中的话阐述在这里的“行为”和“事情”正是百姓看到的和听到的。孟子意在强调天人合一，认为民与天是相并列的政治主体，民与天直接贯通，民是天生的，君主是民树起来的。因此在孟子看来，百姓的地位和天是同等的，拥有了天下的百姓就拥有了天下。国家治理要依靠百姓，百姓是君主统治兴衰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注重运用“民为贵”的思想精华，始终坚持着“发展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所谓发展依靠人民，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5]这实际上鲜明地阐述了发展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精辟地诠释了人民群众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社会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对发展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作出了全新的阐释。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主体力量。改革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面临着利益矛盾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贯彻发展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他曾说：“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6]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是社会创新的动力源泉。创新是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的社会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在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得人民群众的创新力量充分涌现。他曾说：“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7]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人民群众置于社会改革、发展、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的基本立场，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孟子重民思想的当代阐释。

余英时说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从孟子的“民为贵”到“发展为了人民”基本立场的全新阐释，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的基本立场与孟子重民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但是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一方面，孟子的重民思想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地位，民众仅仅作为封建统治者赢得天下的工具，实质上是人的异化在封建社会的充分显示。那么在封建社会中导致“人的异化”的存在物是什么？是神吗？是自然界吗？马克思曾给过明确的答复，“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8]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导致人的异化的存在物本质上是君主，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孟子的重民思想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百姓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最终未能真正地将百姓作为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孟子将百姓与天对等，虽强调了百姓的重要地位，但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因此社会历史是由劳动着的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天。而发展为了人民的基本立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坚定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并创造性地将人民置于社会发展、改革和创新的中心的产物。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本立场的完美阐释，也是“发展依靠人民”与孟子“民为贵”思想的根本区别。

二、发展原则：“制民之产”与“发展为了人民”

孟子身处战国中期，时代关注的话题是发展生产，富裕人民。孟子继承深化前人利民的民本思想，认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第一，孟子认为要不断发展生产，减轻税收，给予百姓维持生活的“恒产”。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0]这就是说，君主仁政的实施要允许百姓在耕种、植桑、畜牧等各个领域大力发展生产，接着孟子又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11]这就是说，真正的让百姓富裕，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而且要治好耕地，减轻税收。最后孟子提出了“恒产”的标准：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七十者衣帛食肉，百姓不饥不寒。第二，孟子认为有了物质上的“恒产”，才能提高百姓精神上的“恒心”，才能切实改变百姓的生存状态，实现国家的富强。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就是说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让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具有更高的道德信念，才能够真正地发挥百姓自身的价值。孟子曾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2]这鲜明地阐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要保证百姓物质上的富足，而且要保证百姓的精神生活质量。因此在孟子看来，百姓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国家的治理一定保障百姓具有“恒产”和“恒心”，只有如此，方能保障人民生活富裕，政治统治稳定太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充分运用“恒产恒心”的民本思想精华，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发展原则。所谓发展为了人民，就是顺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以经济建设为着力点，贯彻新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真正使得发展为了人民。第一，习近平总书记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经济发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13]由此出发，习近平总书记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以系统的思维和世界的眼光，出台了一系列社会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坚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着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做到发展为了人民。第二，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坚持“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手抓，解决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的物质需求方面，人民关心的问题是住房问题，他就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执政理念，着力推动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建构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的精神需求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人类社会与动物界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4]在新时代，人民群众更加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文化大餐”。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依托，以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契机，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其民生的实践中真正使广大群众得到了实惠、感到了幸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

孟子的利民思想认为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百姓的物质财富，百姓才会有良好的道德信念，最终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孟子的利民思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仔细分析孟子的利民思想，不难发现，孟子在其利民思想中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人性皆善，只有百姓都有了“善”的观念，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制民之产、轻徭役、减赋税等利民措施只不过是让百姓具有“善”观念的手段。马克思曾评论青年黑格尔派，“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5]因此孟子的利民思想过分地夸大了人的道德观念，在封建社会中不可能真正实现利民。因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封建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剥削百姓来实现。孟子用观念约束百姓的利民思想本身存在矛盾，孟子减徭役、轻赋税的利民思想与封建剥削制度是相互抵抗的，但由于时代背景，孟子利民思想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政治统治，因此孟子的利民思想在封建社会只是政治的“词句”，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反对现存的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而发展为了人民的发展原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将人民的现实需要与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发展为了人民的发展原则真正地将人民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将发展的目的落实到人民群众当中。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原则的真正内涵，也是“发展为了人民”与孟子“恒产恒心”的利民思想的本质差别。

三、价值诉求：“与民为乐”与“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西周时期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从民思想。孟子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思想观点，认为从民的关键在于与民为乐。那么如何与民为乐？第一，孟子注重考察民意。梁惠王请教孟子，如何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不用他们？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17]这就是说孟子设定了君主破格进贤的前提——国人皆曰贤，只有如此，经过考察才能任用。接着孟子从反面设定了君主决狱用刑的标准——国人皆曰可杀，只有如此，经过考察方能杀。这实际诠释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在于尊重民意，重视民心，只有选拔人才重民心、尊民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第二，孟子寄权于民，认为百姓无绝对服从政府的义务，如果政府失职，百姓可以不忠于政府。邹穆公问政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孟子借助曾子的话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又曰：“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8]这就是说当官员不实行仁政时，百姓有反驳政府的自由。第三，孟子认为君臣的关系是交互性的，不能体现民意的国君，大臣有权去剥夺君主的特权。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中曾说：“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9]这就是说，当君主破坏仁义和道义时，大臣有诛杀君主的权利，这实际上赋予了君主和大臣相同的职责，从民意，顺民心是应有之义。因此，孟子认为，要真正地做到与民为乐就要从民意、顺民心、察民情，只有如此，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批判继承了孟子“从民”的思想，深刻认识到与民同乐的重要性，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谓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指社会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一切成果，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应当由全体人民即所有参与、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共同享有。[20]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包含两个要义，由谁检验？靠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以“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为行动目标，从党的建设出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根本保证。第一，习近平总书记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坚持用制度治党、管吏、选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关键在党。”[21]为此推出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措施，对贪污腐败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强化巡视监督的利器作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逐步推动党员容错机制清晰化。这从根本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真正使党为人民谋利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真正的保障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保障了人民有效的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法律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用网络信息技术广纳民意、与民交流，拓宽了民主实现方式，充分调动网络环境下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行动指南，从党的建设出发，真正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充分调动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路径。

孟子的从民思想认为只有从民意、顺民心、察民情方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的政治权力，缓解了社会矛盾，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地位。但是在孟子身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从民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第一，从民思想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是贤明君主维护统治的策略。在古代社会，农民的生存方式基本是自给自足，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生产资料的取得基本是与自然界交换产生的，而不是靠社会交往，因此不能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曾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23]因而，在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社会中，百姓的权利意识衰微，只是将自身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清官”，其反抗也只是出于被逼无奈的社会压迫。第二，孟子的从民思想虽阐明了重民意、察民情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明确的反映民意的程序操作，缺乏明确的程序法则。马克思曾说：“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24]因此在孟子所处的时代，百姓根本无法控制政治过程的具体步骤，更何谈控制政治生活。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行动指南。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政治担当，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前瞻性，而且具有实践层面的操作性，真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