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堂吉诃德》“客店”场景的重复及其功能

杨 培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17世纪初期的作品，以其丰富的内涵与跨时代的写作手法为世界文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众所周知，《堂吉诃德》讲述了一位沉迷于骑士小说的乡绅三次离家游历的悲剧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客店”场景似乎被大多数读者忽视了，堂吉诃德的三次游历都离不开“客店”。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J·希利斯·米勒（Joseph Hillis Miller，1928— ）在《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中将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事件或场景归为重复的类型之一。米勒认为基于相似性的传统意义上的重复是同质性的重复，强调基于重复因素之间的相似而产生的差异，则是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复，即异质性的重复。“客店”场景在小说《堂吉诃德》中一共出现了七次，除去参孙独自一人走进“客店”的场景外，其他六次均有堂吉诃德的身影。尤其是小说上卷“客店”场景重复三次，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章，对于小说的结构，人物身份及其命运，乃至小说内部的冲突构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重复：结构上的线面交替

人物，是空间中的点，在空间中发生位移形成线，与其他人物发生交集便形成面，人物越多，面就越加宽泛。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依然走着流浪汉小说的模式，小说的基本框架是堂吉诃德的三次出走。纵向来看，小说中“客店”场景重复出现，为主仆二人的游历提供了暂时的停靠点，成为游历路线中的关键点。横向来看，“客店”作为小说人物多条游历线索的交汇点，使二人与其他人物发生关系，形成了广阔的面，从而构成了线面交替的结构模式。

1.1 流浪汉小说之线

流浪汉小说诞生于十六世纪中叶，以下层人物视角观照、分析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1］。《堂吉诃德》重复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形式，以堂吉诃德与桑丘主仆二人的游历为基本线索展开铺叔。堂吉诃德的游历走着线性发展的道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客店”则是线索的关键点。几何学认为线由点构成，“客店”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与其它空间点共同架构起小说的结构模式。

小说中，堂吉诃德一共三次离家进行追寻，人物在地理空间中发生位移形成了游历的线索，“客店”则成为游历中暂时的停靠点。第一次出走遭遇“客店”一次，第二次出走遭遇“客店”两次，第三次出走遭遇“客店”三次。这样一来，堂吉诃德的三次游历中“客店”一共出现了六次，均成为游侠经历中的重要节点。“家”，即“拉曼却的一个村庄”［2］11作为堂吉诃德与桑丘出走的起点，二人的游历由此展开，途中遭遇“客店”，形成了堂吉诃德与桑丘走在路上的模式。

在作品的最后，堂吉诃德与桑丘返回了家乡，三次以家为起点，以家为终点的游侠经历就此结束。离家又返家，起点与终点之间构成一条游侠经历的线索，这样的线索一共有三条，若将其整合起来，便可以看见一条更长的线索，更远的追寻路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追寻路线中还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客店”，作为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意象，“客店”对小说的宏观结构模式起了关键作用。《堂吉诃德》由此形成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模式，同质性的“客店”作为空间中的点，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构成了流浪汉小说之线。

1.2 “客店”场景之面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结构的处理上虽然以流浪汉小说为蓝本，但更进一步使用“客店”这一场景作为空间中多条线索的交汇点来发展故事情节、结构人物网络，形成了面，开现代小说的先河［3］。“客店”场景在《堂吉诃德》中反复出现，它们不仅是堂吉诃德游历的空间点，更是小说中其他人物游历的关键点，不同人物的游历线索在“客店”中交集。堂吉诃德与桑丘重复走进“客店”，由此形成了游侠经历的线与“客店”场景的面不断交错的过程，以此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因此，就文本外部来看，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出走的模式中设置“客店”这一类场景，对过去的流浪汉小说进行了具有差异性的重复。

从文本内部来看，“客店”场景作为小说结构的关键点，串联了堂吉诃德的三次出走，小说结构中的面，也在“客店”场景的重复中逐步扩张。第一次进入“客店”，是独自一人，他“跟谁也没有说起过自己的打算”，“也没让人看见”［2］16。整整走了一天之后，堂吉诃德找到一家“客店”。在“客店”中堂吉诃德遇见了妓女、猪倌、骡夫，还有非常关键的人物店主。由独自一人，到在“客店”中所遇见的人，堂吉诃德单线式的游侠经历便丰富了起来。第二次进入“客店”，堂吉诃德并非一人，他身边多了个侍从桑丘，店主人也并非单独出场，他身后多了为人厚道的老板娘，年轻的“客店”女儿，夜半偷情却摸错了床的侍女，妒火中烧而大打出手的骡夫，神圣友爱团的巡逻队员，以及捉弄桑丘的羊毛梳理工、卖缝衣针的小贩和附近的居民等。相比第一次的“客店”场景，这次人物更加众多，使情节变得更加丰富与曲折。第三次进入“客店”堂吉诃德与桑丘遇见了更多的人，小说围绕这些人不厌其烦的讲述着故事，甚至是与小说情节毫不相干的事，如《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也是在这次“客店”遭遇中小说的脉络延伸到了异域，如摩尔美女与俘虏的故事。与前两次的“客店”经历相比，这一次涉及的面更加广阔，“客店”里的声音也更加丰富，甚至具有共时性场面。

因此，“客店”场景在小说中的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具有新的意义，“客店”所容纳的面不断扩张，故事发生的背景也一再扩充，就这方面来说，它的重复是一种有差异的动态重复。除此之外，在“客店”场景之间还穿插着堂吉诃德走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由此便有静有动，形成了线面交替的结构模式，为小说的阅读增添了趣味性。

2 重复：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客店”是《堂吉诃德》情节发展的关键空间点，随着堂吉诃德在“客店”中走进走出，他身份和命运都一再发生变化。线面交替中他身份的自我认同由乡绅转化为骑士再转化为乡绅，他的命运也在“客店”场景的重复出现中由喜转悲。

2.1 身份转化：乡绅与骑士

身份是一个人的标签，只有当人对身份的自我确认与社会确认、主观定义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时，人的身份与性质才是确定一致的［4］。因此堂吉诃德的身份转换也需要自我定义与社会认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如果缺失统一，他的身份将是分裂的。堂吉诃德的身份经过了乡绅到骑士再到乡绅的转化，这种转换主要源于他自我主观的确认，“客店”场景则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场地。

首先，堂吉诃德的客观身份源于他在现实中的真实身份。小说的第一章开篇便对堂吉诃德的身份进行了客观鉴定，这个鉴定来自作者，或者说来自读者。他是拉曼却村庄的“一个绅士”，对于堂吉诃德到底叫什么，小说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现实身份是一位乡绅，这是社会对其身份的客观认同。

堂吉诃德自我的认同可以说与“客店”场景不无关系，在“客店”场景的重复中，堂吉诃德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堂吉诃德身份的自我认同并不是来自于现实，而是源于他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后产生的幻想，他将自己定义为骑士。根据骑士道，骑士必须要经过授封才能正式获得身份。因此堂吉诃德对自己身份的主观定义，也需要一种社会认同，尽管这种社会认同是不真实的。然而堂吉诃德授封的地点正是“客店”。第一次走进“客店”，堂吉诃德被他所谓的“城堡主”，即店主草率地封为骑士。至此堂吉诃德便以骑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三次游侠经历。小说下卷最后一章，堂吉诃德清醒过来，否认自己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承认自己是“阿隆索·吉哈诺”。然而这种清醒的迹象在他后三次进入“客店”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他认得这是客店，不是有壕沟、塔楼、吊闸和吊桥的城堡。因此在“客店”场景的重复中，堂吉诃德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又由骑士回到了乡绅。

2.2 命运走向：由喜到悲

对于堂吉诃德来说，伴随着身份转化的还有命运的变化，在线面交替的小说结构中，堂吉诃德的命运也沿着他走过的路，越发地悲凉。但这种悲剧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明显的，它随着堂吉诃德的出走，尤其是堂吉诃德在“客店”中的遭遇越发地突显出来，在小说的结尾更是达到了一种极致。

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旨在讽刺当时盛行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5］。因此他在作品中竭尽所能地模仿骑士小说，将堂吉诃德塑造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他的命运一开始是充满了喜剧性因素的。之前已经论述过，堂吉诃德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乡绅，尽管没有贵族称号，但已经不同于一般平民，这样的社会阶层凭自己的家产，不必参加劳动便能过舒适的生活［2］1。可以说，堂吉诃德原本是一个略有身份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常态人。但是自从他将自己定义为骑士之后，他的命运便发生了变化。他高举着长矛，带着头盔，披着铠甲，骑着坐骑开始了自己的远征，第一次遭遇“客店”时，便被店主定义为“疯子”，他们嘲笑他的极端行为，更是向他投来石块。第二次遭遇“客店”时，堂吉诃德与桑丘遭到了怒火中烧的骡夫的拳打脚踢，末了桑丘还被小贩和居民捉弄。第三次遭遇“客店”更是被关在笼子里，装上牛车。随着“客店”场景里的人物关系复杂化，涉及面越来越广阔，堂吉诃德的疯癫行为引来逗笑声的同时，他的形象也越发得狼狈。那些看似喜剧性的场面中，堂吉诃德却一次次地遍体鳞伤。最后一次“客店”场景中，人物的声音逐渐减少，堂吉诃德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客店”，就像是堂吉诃德命运的节点，随着“客店”场景的面不断扩张，堂吉诃德形象中的喜剧性逐渐增强，悲剧性也逐渐显露，他命运里的悲剧因素更是在重复的“客店”场景中逐步突显，直到小说最后悲剧性压过了喜剧性，堂吉诃德的命运完成了由喜到悲的转化。

3 重复：冲突的深化与缓和

“客店”场景作为空间中的面，在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中一再重复，然而这种动态的重复除了为人物的身份与命运的转化提供背景之外，还体现出了小说内部的冲突走向。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冲突的加剧与缓和当中堂吉诃德身上的悲剧色彩越加突显，小说主题也得到了深化。

3.1 冲突具象化

小说内部冲突源于理想与现实分裂的加剧，也源于小说内部人物之间的关系。“客店”作为一种意象，既代表着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又代表着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因此，“客店”是小说内部冲突的一种具象体现。

首先，“客店”作为单个意象，具有双面性质，即理想与现实。这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人物对它的认识上，堂吉诃德将“客店”幻想成“城堡”，这是理想的一面，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眼中，“客店”就是“客店”，并不是什么“城堡”，这是现实的一面。小说的其它意象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风车”与“巨人”，“沙尘”与“军队”等等，但其中“客店“意象一再重复，具有恒常性。因此，“客店”与“城堡”是小说中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代表着理想与现实，由此形成了一对冲突。

其次，“客店”作为一种群体意象，代表着店主，妓女，小贩，甚至是神父，理发师，公爵以及公爵夫人等等与堂吉诃德相对的社会群体。“客店”中的人物作为正常人，他们以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将堂吉诃德视为“疯子”，或是阻止他追寻骑士道，或是对他逗笑取乐；堂吉诃德作为不正常的人，以骑士道来看待一切事物，将自己定义为骑士，将“客店”中的一切人物都视为骑士小说中的人物，赋予他们以虚构的身份，并将其中一些人作为拯救的对象。堂吉诃德走进“客店”，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相遇，便产生了冲突。因此，从另一角度来说，“客店”和堂吉诃德本身就是一对冲突的因素。

3.2 冲突的加剧与缓和

“客店”与“城堡”，“客店”与堂吉诃德，是小说内部冲突的充分体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客店”场景的重复并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同质性重复，它还随着堂吉诃德的出走一再发生着变化，因此，由“客店”场景为参照物所形成的冲突也不是一种静态过程，它经历了加剧与缓和，而这种变化原因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分裂与统一，以及堂吉诃德与其他人物的分裂与统一。

“客店”场景中，理想与现实的分裂与统一主要体现在堂吉诃德身上。小说中，除了桑丘时而迷惑以外，其他人物都站在堂吉诃德的对立面，他们认为“客店”就是客观存在的“客店”，而堂吉诃德由于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梦想像旧时代的骑士一般除暴安良，幻想着书中的“黄金世纪”，以骑士道作为为人的准则，因此他看见“客店”，便认为那是“城堡”。由此看来，小说中众人都是现实主义者，而堂吉诃德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之间是分裂的，这种分裂还存在着不断加剧的过程，第一次遭遇“客店”时，堂吉诃德将之看为“城堡”，第二次遭遇“客店”时，“客店”不只是个简单的“城堡”，还是个“着了魔的城堡”。第三次遭遇“客店”时，堂吉诃德对“客店”性质的认识似乎更加深入了一层，将之定为被“魔法师”控制的“城堡”，在这种不同程度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客店”与“城堡”之间冲突的加剧。但是这种冲突的加剧在小说下卷似乎又慢慢走向了缓和，堂吉诃德渐渐不再将“客店”作为“城堡”了，而是将之作为是正常的“客店”。在第四次遭遇“客店”场景时，文中写道“桑丘见主人没有像往常那样将客店当城堡，心里感到高兴”［6］184，第五次时，作者提到“我说这是客店，这是因为堂吉诃德是这样说的”，“桑丘特别感天谢地，因为这次他主人没有将客店看作城堡”［6］419，第六次，最后一次遭遇“客店”场景时，语气更加肯定，“堂吉诃德认得这是客店，不是有壕沟、塔楼、吊闸和吊桥的城堡”［6］499。由此看来，堂吉诃德对“客店”的认识逐渐又回到了客观现实的状态，并且语气一次比一次肯定，头脑也越来越清醒，堂吉诃德与众人对“客店”的认识又逐渐走向了统一，这个过程是冲突由加剧走向缓和的过程，也是堂吉诃德理想破灭的过程。

小说内部冲突的加剧与缓和还体现在堂吉诃德与其他人物的分裂与统一中，而“客店”则是作为这些人物的群体象征。从堂吉诃德在第一次“客店”场景中将自己定义为骑士开始，他的身份便发生了分裂，这源于缺失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主观确认与客观确认的统一。而在这种分裂现象中，主观认同来自于堂吉诃德，客观认同来自于“客店”这一群体认识。在“客店”群体看来，堂吉诃德的一切行为都是滑稽可笑的，他们以此为乐，哪怕是作为堂吉诃德朋友的神父和理发师，以及看起来好心的公爵和公爵夫人都是“客店”这一群体形象的一个侧面，他们都在堂吉诃德那些不合时宜的行为中找到了乐趣。由此来看，堂吉诃德与“客店”群体是分裂的，不仅如此，这种分裂在“客店”场景的重复当中也逐步深化，由店主对堂吉诃德的态度中，便可以体现出这一点。第一次走出“客店”时，店主“说了不少客气话”，“也没有向对方要房钱”［2］27，第二次走出“客店”时店主“将他的褡裢留下抵账了”，“堂吉诃德即使真的是圆桌游侠骑士中的一员，也分文不值”［2］126，第三次刚一进店，老板娘就说“只要他这回肯付比上次更高的租金，她可以让他睡在给王子睡的床上”［2］282。可见，堂吉诃德与“客店”群体之间的冲突，随着“客店”场景的重复逐步加剧。除此之外，人物关系的冲突也逐步得到了缓和，在下卷中，堂吉诃德逐渐清醒，没有再将“客店”当成“城堡”，并且每次都付了房钱，直到最后他在躺在病床上说自己不再是堂吉诃德了，而是“阿隆索·吉哈诺”，这与神父随后对他的称呼一致，即“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诺不行了”［6］513。这说明堂吉诃德逐渐恢复了神智，从“客店”群体眼中的“疯子”回到了正常人，人物关系得到了缓和，然而这意味着堂吉诃德走向悲剧的一端。

4 结语

“客店”，作为一种意象，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又是结构中的关键点，既是人物身份转化的地点，又是命运起伏的节点，既是冲突不断加剧的象征，又是冲突逐渐缓和的体现，为解读小说的结构、人物以及主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距离小说诞生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是作为经典，堂吉诃德的话题将如同它深邃的主题一样具有永恒性，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将成为说不尽的骑士。

参考文献：

［1］丁子春.《堂吉诃德》与流浪汉小说［J］.中文自修，1995（2）：8-9.

［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卷）［M］.屠孟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

［3］罗文敏.我是小丑：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105.

［4］李文优，张永杰.堂吉诃德在客店：论“客店”场景在《堂吉诃德》中的结构意义［J］.名作欣赏（中旬），2009（1）：86.

［5］赵德明.摆脱孤独［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71.

［6］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卷）［M］.屠孟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