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赵常兴,李军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时代前沿，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全新的历史性论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这一历史性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全新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要充分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必要对它的转化历程、现实依据以及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做一些探究。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历程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的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也就是说，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矛盾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同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主要矛盾，它决定着社会的变革方向。因此，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显得至关重要，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不准确，或者认识上出现偏差，不但会导致理论上的误导，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实践后果。历史证明，党和国家事业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我们能否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其中包含着的正反两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仍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当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要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一穷二白的局面下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困难重重。为了化解难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方向，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3]396这一表述总体上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的实际情况，是党对我国当时国内发展状况的正确判断。据此，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并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出现了偏差。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当时复杂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不足，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的深刻认识。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3]461这就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曲折，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损害，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全面拨乱反正，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倾向，党的八大路线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随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这一论断揭示了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实质，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这一判断制定和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表述一直沿用到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硕果累累，成就显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体现了党对我国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彰显了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

二、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提出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及决定力量，人类的历史活动产生于人类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而“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 由此可见，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生产”需要应对“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正是需求的不断变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生产则提供了保障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需求与生产，即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转变过程反映的正是供给与需求的变化，体现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与进步、人的需求水平的变化与提升，及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发展存在的新问题。因此，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依据，可以从供给、需求、制约供给这三个角度作出分析。

第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落后的社会生产”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众所周知，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因而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极其紧迫。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面临的是工业基础落后、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很不发达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社会的供给能力有限，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远远得不到满足。“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7]那时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把“蛋糕做大”。在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将长期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本质论”等一系列著名论断，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供给能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目前，我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到80万亿元，人均CDP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列，在量子通信、高铁建设、互联网应用、载人航天、大数据等诸多领域成就显著，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贡献率已经超过了30%。如果今天我们仍然用“落后的社会生产”去表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需要”较之于“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阔，是一个宽范围、多层次的概念体系，是更高水平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人们自然而然会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的制约，人们的需要仅仅停留在物质文化需要的层面，解决吃饭和温饱问题是“硬性需求”。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升，已经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生产状况，社会供给能力极大增强。相应的，人们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之前的“硬性需求”并没有消失，而且日益呈现出升级态势。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吃饭”“穿衣”等个人需求，而是追求健康、绿色的饮食，更有品质的生活。近些年来，买进口汽车和外国奶粉、出国旅游等现象屡见不鲜。人的物质条件、生活质量等不断提高，在教育、医疗、法制、公平正义、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盼。人民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8]。这些内容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集中体现。

第三，从制约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不平衡，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各部分之间的不协调，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远高于农村居民，城乡之间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且这些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失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发达，而中西部、东北部地区近些年来国家投入力度很大，但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其次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之间也存在不平衡。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而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最后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各利益群体分化更加明显，同时利益矛盾问题错综复杂，阶层利益板块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合理有序的阶层流动。所谓不充分，主要是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够高，发展不够好。首先，创新发展不充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能力欠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善，在某些关键领域缺乏核心技术，只能依靠国外。其次，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发展不充分，尚未形成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9]，人们未能充分享受到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发展成果，获得感较低。最后，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层次和效率还不高，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10]。实体经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欠发展问题严重，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扩大居民就业、稳定物价等方面应有的作用。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短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给党和国家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

三、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客观环境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形式，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先是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后又提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对于“变”与“不变”这一问题的理解，关键在于搞清楚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把握。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未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可以称之为初始阶段、或不发达的阶段。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在社会性质上，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非新民主主义社会或别的社会；其二，在发展程度上，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11]。就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而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已经摆脱了过去生产力绝对落后的局面，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在某些领域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或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起来后”与“欠发展”的各种问题交织叠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还有上千万贫困人口没有实现脱贫，发展任务十分艰巨。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未超出这个阶段。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联系和发展通常都采取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和形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联系的。前者关注的是生产的“量”的问题，后者聚焦于生产的“质”的问题， “量”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质”的问题，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尤为凸显，而这个转变过程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下，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由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性质未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在新的发展时期表现出新特点，是一种阶段性的发展特征。这种阶段性的变化不会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本质判断。

总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我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聚焦的战略基础。我们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在实践中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