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的发展及对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启示

王　琼，任天舒，王丽宁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

一、美国智库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明显

虽然说“研究结果的影响力、独立性以及研究质量”是智库发展所要追求的三大核心理念，同时它们也是智库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是，智库实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的组织机构，依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要求，智库不能够公开反对或者支持某位候选领导人，然而，智库可以“生产”出在意识形态上足以支持某位候选人的政治产品[1]。以上法律的出台为各种类型的智库为美国的运行和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美国的智库派别很多，既有相对平和的中间派别的智库，还有观点和立场相互抵触的保守派别的智库以及自由派别的智库。总体来讲，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的发展方向逐渐趋于保守。在本研究中，收集了2013年不同意识形态群组当中排名在前10位的智库，见表1。

表1　不同意识形态群组当中排名在前10位的智库

在美国智库产生的初期，美国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途径正是日益发展的社会科学，这种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也左右着政府制定的政策方针。政府政策方针的制定，如果有相关专家学者的参加将会变得更为权威。这一时期的思想决定了智库坚持客观公正的理念，严格遵守社会科学研究的惯例。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该学会成立以来，严格遵守这一观念——不被意识形态所限，均衡各方力量，逐渐促进超越党派精神。综合使用知识来解决当下及未来的美国公共性质的政策性问题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重要指标。同时，该学会也是较早对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的混合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从1936 年开始就一直关注教育问题，综合考虑制定何种政策才能影响联邦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机会平等》(Coleman Report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为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这一报告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与布鲁金斯学会不同，传统基金会以及卡托研究所这两个智库也十分注重教育现象，他们都是典型的综合类智库。这两个智库的诞生也拉开了美国保守派智库迅速发展的帷幕。至此，美国智库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长迅速，如图1所示。

图1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智库的增值模式

根据麦克唐纳德在美国90所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显示，属于保守派类型(conservative ideology)的智库有56家，占据60%之多，属于中间派别的亦或是没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centrist or having no identifiable ideology)的智库有23 家，占据26%，剩下的11家智库归结为自由派别(liberal or progressive)的智库，占据12%[2]。其中15个具有典型特点的大型智库的派别分类如表2所示。

表2　15个大型智库的意识形态群组

保守派智库数量突然增多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其一，从新政开始，美国自由主义向左运动了整整 30 年，直至约翰逊总统任内。在美国历史上，20 世纪 60 年代可以说是最左的 10 年， 自由主义的内涵在此期间产生了质的变化，甚至和新左派连在一起。一提起自由主义，普通美国人联想到的不再是宽容和进步，而是姑息、纵容、虚无等一连串消极反面的东西。这使美国的政治钟摆开始向保守主义运动[3]。保守派智库的增加是这种政治转向的必然结果。其二，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社会”计划的失败，一些保守派对联邦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大量参与感到不满，从而导致了反“政府”思想的产生。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部分保守派别的基金会，如奥林基金会、斯凯夫基金会参与更多的教育政策追求，开始突破传统智囊团的做法，特别是中立标准和学术客观性，建立自己的智囊团，促进保守运动的发展。其三，在这段时间内，保守派别的思想充斥着美国的各大高校，甚至是在普通民众当中，保守主义思想也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趋于下风，这样以来就为保守主义思想赢得了一席之地。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保守主义的保守思想库是向公众宣传教育，引导公众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在之前的20多年中，美国所制定和实施的教育政策受到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原有的教育政策的规范性被打破，致使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由原来的注重教育的公平、增进教育的投入以及重视教育的机会均等转向学生的考试、问责制、标准化和私有化等问题上来[4]。

这两派智库不仅观点不同，其行动的策略也有很大差异。由于保守派教育智库的首要目标是推销其政治主张，向政策制定者灌输他们的思想理念，因此他们比自由派智库更注重借助媒体来宣传其研究成果，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使政府实施与他们自己或捐资者思想信仰相一致的政策措施。

(二)不同研究类型教育智库并存

智库的研究范围不但有领域的分别，也有地域的分别，可以分为全国性智库和地方性智库。教育政策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属于全国性智库，加利福尼亚教育政策研究所是加利福尼亚地方教育智库的主要代表。加利福尼亚州教育政策研究所于1983年成立，主要挂靠于三个学校。一个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另外两个是南加州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它完全是一所独立性强，而且有自己单独的学术标准的教育智库，研究的内容包含整个教育系统的方方面面[5]，致力于利用研究成果坚实而丰富的数据为加利福尼亚的教育政策辩论、教育者和公共政策分析和政策制定提供帮助。

(三)独立型的教育智库更有影响力

依据美国的相关法律，智库乃是一种公益性的非盈利的研究性机构，它独立于政府组织，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智库专家们的各种观点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共决策[6]。智库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独立性不仅仅表现在智库的社会地位上的独立，即不归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和政党机构，还体现在智库运行过程的独立性以及持有学术观点的独立性，运行的独立性会直接影响到学术观点持有的独立性[7]。据统计，中立派/没有明确意识形态的智库2014年的影响力较其他派别的智库虽然有波动，但是总体上呈现增长态势，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类型的智库在2014年的影响力分值

一般情况下，具有独立性质的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大众捐款和个人捐赠，几乎没有来自政府的拨款。闻名于世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美国的教育政策研究所等都属于同一类别。然而附属性质的智库是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另一组织在行政、资助或法律上有关联[8]。因此，截至目前，就那些依附于大学的政策类的研究性机构从根本上是否能称之为智库，美国学界对此意见不一。据有关数据显示，这类研究机构在美国1700多家智库中占据五成之多。除去独立性以外，依附于大学的政策性研究机构遭到众多非议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智库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帮助领导人“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对高校科研机构实际问题分析，不能总是摆脱理论的习惯和概念化的描述，不能用“最直白”(direct)而又“现实的”(realistic)话语将所研究的结果报送给大众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政策的决策者[9]。因此，他们主要用于对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供应相关理论，然而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具有独立性质的智库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及产生重大影响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第一，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政权极为分散，美国人不太信任政府，这种对政府的怀疑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涯中较为传统、核心和独特的因素[10]。因此，任何有政府背景的智库都难以获得公众的信任。第二，美国创建国家的根基是平等，平等乃是美国最主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已经深入到美国的每一位公民的骨髓里。在美国人看来，每一个智库的存在都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不能出现中立的态度，这就预示着它所持有的学术观点、所设计的备选方案以及政策建言，如果付诸实践则会严重伤害处在其他立场上的人的既得利益。这样一来就不属于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商讨，它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原则。

总体来讲，美国智库的主要特点体现为独立性、非营利性、特色性、真实性和简洁性。其中，独立性是其本质特征。这里所讲到的独立性不单单是指资金和思想的独立，还应该包括政治上的独立。为了确保美国智库专家的研究行为的独立性，其在设计行政机构时是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基金方面的独立就意预示着对智库的研究不会为筹措资金而苦恼，所有的智库相关机构在获得资金的援助时都会努力担保自己的研究行为及结果不被资金来源方的控制，同时也会照顾到资金来源方式的多样性。美国智库在政治上的独立主要体现在其独立于各种政党之外的，研究的行为和结果严格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虽然有一些智库是具有相应的政治倾向，但多半的美国智库努力避免任何党派以及意识形态的震慑。

二、美国智库对我国教育智库的启示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结构调整处于阵痛期，前期政策处于消化期，新的政策处于探索期，这“四期叠加”的关键期，国内和国际都有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于政府的智囊团——智库的力量。当下的中国已经开始着力打造智库团队，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对我国智库团队的建设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是由于受到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的影响，在教育智库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对其民主、自由、独立环境的营造。基于此，美国智库发展的鲜明特征以及成熟的管理体系，值得我们学习，有效促进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更加科学化。

(一)更新科研管理制度体系，为教育智库的建立提供制度支持

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是组织顺利运行的前提和保障，有利于营造适度宽松的工作环境，容易吸收高层次人才，这样才能使创新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同时，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为教育智库的发展建设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美国的智库建设在人员布局和安排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有定期的培训、考核以及人员流动制度。从事智库的人员大多兼有研究以及管理职务，在行政和科研人员的分配上，高中低三种水平的研究者分配比例较为合理。

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要不断优化教育智库的机构安排，提升教育智库的运行效率。教育智库的机构设置要根据其研究的主题及其与之相联系的学科专业体系进行不断调整，实行动态的机构设置，逐渐淡化行政职务，不断加强研究职能；二是要加强对选人用人制度优化升级。教育智库的正常运行，不仅需要相关领域内的著名专家，而且需要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专家和名人。所以，在选人用人方面要注重多方面吸收多学科知识背景的专家，采用开放自由的选人用人体系，科学设置科研人员以及行政人员的比例，努力实现人才资源配置最优化。

(二)创建合作沟通平台，充分发挥新型特色智库的引领作用

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理所当然就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智库来为之服务。所以，加强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甚至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是实现智库更好服务本国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例如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都需要所有国家的团结合作才能共同完成。不同类别的教育智库有不同的特点，主攻方向也不尽相同，通过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在自己的领域内扬长避短，才能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更好地为决策者服务。因此，我们要与国外的著名智库建立合作机制，要努力开展相关合作的研究项目，同时也要互相沟通交流，借鉴经验，总结规律，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服务。另外，教育智库应该充当社会的引领者，应当充分发挥教育智库在科学技术与为社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的认识与把控的优势，研究出具有针对性、时效性以及前瞻性的方针政策。教育智库应该与大学等学术型的研究机构区别开来，不应仅为纯粹的学术服务，而且要努力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以及解决问题方案。

(三)打造良好沟通渠道，加强决策者以及研究者的联系

影响教育智库实力的关键因素在于要拥有高端人才，即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美国智库的人才交流和激励机制是需要我国智库借鉴地方之一。在人事制度方面，要努力建立起静态用人制度和动态用人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水平的研究者要采用长期聘任制度，对那些作为专家助手的助理研究人员采用短期灵活的聘任制度。与此同时，要建立起访问学者制，广泛吸纳社会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投入到我们的研究课题当中，不断拓宽问题研究的社会基础[11]。另一方面，在用人体制方面，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旋转门”机制。这里的“旋转门”也就是说以教育智库研究人员的身份可以在政府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互相调换。换言之，离开政府后，政府可以进入智囊团做研究工作，教育智库的研究人员也有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由此以来，政府要员便具有了从事教育智库研究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同时，有诸多相关政策经验的官员能使智库政策研究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国家在解决经济发展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随之，教育智库要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使教育智库发挥现实价值。

(四)给予更多自主权力，保持新型特色智库在政策研究上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教育智库的重要特点之一，只有保证了教育智库的独立性，才能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智库，保持其独立性是关键。在我国，大多数教育智库都是体制内的，即是由政府出资建成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实际上，一些教育智库是由政府的相关部门直接出面管理的，也是我国诸多教育智库官方色彩浓重、研究成果深受政府影响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教育智库严重缺乏独立性，其研究成果大多都已经贴上了政府的标签。要想建设新型智库，政府就必须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权，逐渐使教育智库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保证其相对独立性。美国智库发展的思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应该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但又必须以政府为依托。在经济上，除了依托政府的资金支持外，还需要争取各种资金的支持和个人捐赠，保持相对的经济独立。与此同时，教育智库在组织形式上不隶属于政府机构，教育智库可以接受政府给予的研究课题和相关研究任务，但是政府不能对教育智库实行直接领导，确保研究行为和研究结果的相对客观性以及研究的独立性。

(五)转变以往研究范式，提升新型特色智库学术上的研究水平

科学合理的研究范式能使研究者事半功倍。目前，国内的教育研究范式相对单一、陈旧，质性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再加上诸多教育政策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政策文本的解读上，缺乏政策背后的深度挖掘，总体呈现重理论、轻实践、重目前、轻长远的现象，对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研究缺乏深度，对具有实际意义和具有咨询价值的科研成果相对较少，形成的报告成果冗长复杂，决策者一般难以读懂读完。因此，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会大大降低其利用价值。基于以上问题，建议建立跨学科研究团队，将跨学科融合渗透到实践中，发挥教育功能，真正为国家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改变以往研究者单独作战，要把调查的一线数据的定量分析和田野式的案例观察相结合，综合运用到咨政建言当中，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实用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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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200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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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pace.berkeley.edu.2011-02-22.

[6]Andrew Rich，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Politics of Expertis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6.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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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oseph S. Nye，Philip Zelikow.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88～89.

[11]陈卓武,韩云金,林逢春.试析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兼论其对中国发展思想库的启示[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