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澜沧江—湄公河水陆通道探略

2018-04-11 07:31李魏巍
大理大学学报 2018年1期
关键词:古国交趾南诏

李魏巍

(1.大理大学图书馆,云南大理 671003;2.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 430079)

大理国(公元937年—1253年)地处东亚、东南亚、南亚交接处,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内地联系东南亚、南亚的交通枢纽。大理国时期,从云南通往东南亚古国的道路除了东北—西南走向的“川滇缅印古道”出海通道和东西走向的“安南通天竺道”以及由大理国经特磨道联通“百越古道”形成的宋理战略大通道外,还一直存在着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出海大通道,即澜沧江湄公河通道。随着近年我国与东盟澜湄合作的深化,对澜沧江湄公河通道的研究开始升温,但由于史料有限,大理国时期澜沧江湄公河通道的情况只是露出冰山一角,笔者不揣愚陋,将自己的拙见介绍一二,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南诏大理国时期澜沧江湄公河水陆通道的打通

《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西南夷传》都记载有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夷王沿湄公河南下两次遣兵攻打附塞夷鹿萝均告失败之事。《后汉书》卷一一六载:“哀牢夷者……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萝。鹿萝人弱,为所擒获。于是,衰雷疾雨,南风叙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箄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萝。鹿萝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从贤栗两次南下情况分析,第一次是走水路,第二次是万人,按照当时哀牢夷的造船航运技术和湄公河的通航条件来看是不可能运载这么多人的,应是沿着湄公河陆路南下抑或水陆并进。因此,早在东汉,已经存在澜沧江湄公河水陆通道。但是,东汉以后的历代史书对该通道鲜有记载。直至唐代,崛起于洱海地区的南诏夹在大唐帝国和吐蕃帝国两大势力之间,向北拓展领土和势力几乎不可能,于是南诏重点向南方东南亚地区的弱小国家进攻,极大地拓展了南诏版图,控制了湄公河上游地区。据《新唐书·南诏传》载:“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南女王,西南骠……”南诏东南方向与唐朝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接壤,西边拓地至今印度阿萨姆,南方到达泰国北部,西南扩展至今缅甸中部一带。女王国、骠国、水陆真腊均成为湄公河流域南诏的邻国。《蛮书》卷十载南诏军队曾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南诏大军打进水真腊国,一直到达“苍波汹涌”的大海边,即今暹罗湾。伴随南诏的政治军事扩张,澜沧江湄公河商贸通道也全线打通,随着该通道的打通和重启,南诏与东南亚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全面发展,南诏成为了强大的国家。宋代大理国时期,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东亚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先是宋辽二元体系,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南宋向金朝称臣纳贡,演变为以金朝为中心、南宋为次中心的国际体系。大理国是白蛮贵族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建立的西南地方民族割据政权,至公元1253年被蒙古帝国灭亡,立国达317年之久。大理国极盛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1〕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缅甸、泰国、老挝北部一带,是当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第一大国和强国。与大理国直接联通的湄公河流域古国,有蒲甘、景龙金殿国、昆仑国、真腊、参半国(庸那迦国)、占婆国(占城)、加罗希等。蒲甘包括今缅甸大部及泰国西南部。景龙金殿国是大理国后期崛起的傣泰民族先民“金齿百夷”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由南诏时期的茫乃道发展而来,主要包括今云南西双版纳和老挝及泰国北部一带。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参半国后来叫庸那迦国,地处今老、缅、泰三国交界地区。由于两宋对大理国一直“忌惮”,将其视为极具进攻性的南诏。“蛮(南诏)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为边寇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2〕南诏屠杀掠夺唐朝军民不下几十万人,抢掠财物不计其数。宋朝君臣在总结唐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形成“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3〕,“大理国本唐南诏”〔4〕3106,“太祖鉴唐之祸基于南诏,以玉斧划大渡河‘此外非吾有也’,由是云南三百年不通中国(内地)”〔5〕等认知。宋朝将大理国视为南诏,犯了“南诏(大理)恐惧症”,加之辽、金、西夏、蒙古等与南蛮一样的少数民族“胡虏”的现实威胁和侵扰,导致有宋一代对大理国始终存在“忌惮”心理,对大理国多次请求朝贡和册封的要求始终坚持“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御戎上策”〔4〕3106。宋理双方300年基本未建立正常稳定的“宗藩关系”,不正常的政治关系也对宋理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大理国在政治上得不到宋朝的承认,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没有合法性并处于边缘地位。经济上又受到宋朝的一些限制,地理上受到大渡河天险以及自杞、罗殿、特磨等地方民族割据势力的阻隔,因此,在北方和东方与宋朝发展受挫后,大理国外交重点转向南方发展,加强了与东南亚古国的联系,以图在政治上得到尊重,宗教上“神王一体”使政权合法化。经济上强化与东南亚古国的联系以获取利益,文化上得到互动和交流。由于与东南亚古国联系密切和关系加深,大理国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南诏时期打通的澜沧江湄公河水陆交通线,与其他古道一起构成以大理国为枢纽的连接中原和东亚、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网、贸易网以及政治、文化、宗教交流互动的大通道。大理国前期承续了南诏时期在南部边疆地区设置的银生节度,管辖区包括了今西双版纳,大理国后期景龙金殿国崛起后,大理国废置银生节度,设置蒙舍镇管辖思么、依陀等“十二部”,“十二部”南则为勐泐,即大理国前期的茫乃道(今西双版纳)〔6〕,控制了湄公河上游地区。

二、从洱海到南海:大理国时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通道网

据《蛮书》卷六载:“银生城在扑贱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镜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邓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蛮书》卷六还记载有一条从银生节度通往滇中的路线:“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昆仑国矣。”量水川即今华宁县,龙河,岑仲勉认为即今澜沧江〔7〕。至于青木香山路,《蛮书》卷七载:“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据此,南诏、大理国连接东南亚古国的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基本清晰:北起龙尾城(今大理下关)南下沿澜沧江经扑子蛮地区(今临沧、西双版纳一带)到银生城(今景洪),在银生节度辖区内与从东京鄯阐府(今昆明)南下量水川(今华宁)经元江、普洱而来的道路和自永昌(今保山)经青木香山(今临沧南部)一直朝东南方向而来的山路汇合,三道合一后再沿澜沧江湄公河一直南下,经过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直到湄公河三角洲大海边以及湄南河流域和暹罗湾海边。大理国时期的这条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在加强和促进大理国与东南亚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交流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该通道,大理国除了与直接接壤的蒲甘、景龙金殿国、参半国等进行频繁密集的政治经济交流互动外,还一路沿着湄公河通道与其他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古国和部落以及海岛东南亚地区诸国进行经济交流。这条通道在大理国境内与西南丝绸之路及其分支以及滇桂古道等交汇,共同构成了连接东西南北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辐射吐蕃和西北、四川、两广等地,并且在广州、交州、孟加拉湾、暹罗湾等地与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实现了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海陆联运。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将大理国、景龙金殿国、蒲甘、真腊、占城等几大古国连接起来,一路南下至湄公河口大海边及暹罗湾。由于大理国与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古国大部地区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降水充沛,通道一年四季可以畅通,加之沿线国家物产丰富,经济互补性强,因此大理国与东南亚古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辐射区域广阔。《蛮书》卷六载:“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元张道宗《记古滇说》载:“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此皆西通之国;交趾、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此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锦、毡布、阵骤、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国渐有昌也。”这两则史料说明:沿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南诏、大理国与婆罗门、波斯(今缅甸勃生或中亚波斯)、阇婆(今印尼爪哇)、勃泥(今文莱及加里曼丹)、昆仑(今缅甸萨尔温江江口海边)、交趾(今越南北部)、八百(今泰国北部)、真腊(今柬埔寨一带)、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挝国(今老挝中南部)、缅(元人称缅实为大理国时之蒲甘)等东南亚、南亚古国进行了密切的经济贸易交流。暹罗是元人对今泰国境内泰族国家的称谓,大理国时这些泰族国家尚未崛起,尚处于真腊、蒲甘控制和影响之下,但地理上就是在今泰国境内。婆罗门亦为东南亚古国,赵吕甫认为在印、缅分界线之山巴特开山两侧,缅甸孟关西北至印度曼尼普尔一带〔8〕。

但是,上述史料是从大理国这个方向和视角来分析的,由于国际关系交流是互动的双向的,因此,还要具体分析东南亚古国与大理国交通对接的情况。据《宋史·占城传》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9〕14077另据《诸蕃志》载占城“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南至真腊;北抵交趾,通邕州。”“西至云南”和“西接云南”说明位于今越南中部的海陆复合型古国占城有通道连接大理国,从地缘政治综合分析,占城与大理国陆地不接壤,占城北有世仇交趾,两国连年征战,虽然交趾与大理国之间早就存在交流通道,大理国时,由今昆明经蒙自至河内的道路,仍是云南联系海外诸国的重要商道之一,云南驿保存的里堠碑记载了称为“云南至交趾”的道路〔10〕。但是由于交占两国是仇雠,因此,占城不可能通过北方的交趾与大理进行联系。占城西部是长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与今老挝阻隔,因此也不可能通大理国,虽然占城航海技术发达而且从海路方面可以到达太平洋最大港口广州,在那与“百越古道”(滇桂古道)构筑的宋理战略大通道交汇,从而与大理国进行交流,但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成本太高。而占城西南方是广阔平坦的湄公河三角洲,干流众多,航运发达,而且与占城接壤,尽管占城与真腊也有战争,但和平时期毕竟占据了两国关系的大部分时段。因此,占城通过湄公河三角洲海陆通道与大理国进行交流互动的可能性最大。

至于当时湄公河下游的大国真腊,《宋史·真腊传》载:“其县镇风俗同占城,地方七千余里”〔9〕14086,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泰国中南部、马来半岛北部以及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据《诸蕃志》载:“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其国南接三佛齐属国之加罗希。”真腊占据湄公河流域大部地区,“接占城之南”证明其占有湄公河三角洲沿海地区,真腊自然是澜沧江湄公河通道沿线国家。“其国南接三佛齐属国之加罗希”。《宋史·三佛齐传》:“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三佛齐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是当时的海上贸易大国和强国,三佛齐是东南亚海洋古国,在中南半岛真腊国南边暹罗湾有属国加罗希,说明三佛齐有海路通往暹罗湾和占城以及其他中南半岛古国,而三佛齐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因此,阇婆、勃泥等海岛东南亚古国也与中南半岛古国在暹罗湾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有海路通达。《宋史·阇婆传》载:“其国东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仑国,……西北泛海十五日至勃泥国,又十五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逻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9〕14091阇婆泛海半月至昆仑国(今暹罗湾),西北泛海抵交趾,而昆仑国就处于通往大理国的澜沧江湄公河通道海边,阇婆可以在昆仑国实现与大理国的海陆对接。阇婆还可以在交趾通过“云南至交趾道”与大理国进行联系。上述史料从大理国和东南亚古国两个方向表明,南诏、大理国与东南亚古国通过澜沧江湄公河通道进行了双向互动的联系和交流。双方的经济贸易辐射今天缅甸、老挝、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甚至涵盖一些南亚国家。

三、大理国时期澜湄通道的地缘政治困境及互联互通

东南亚古国物产十分丰富,通过澜沧江湄公河水陆通道输入南诏、大理国的货物琳琅满目,有飞禽走兽、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晶、摇杯、犀牛、奇珍异宝、黄金、麝香、海盐、玛瑙、珍珠、玉石、翡翠、珊瑚、大象、象牙、犀角、锦、毡布、药材、香料、海贝等。有些货物又从大理国转运贩卖到中原及内地,其中海贝还被南诏、大理国作为流通货币大规模广泛使用,并成为大理国的主导货币,大理国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面积最大的内陆国,并不产海贝,海贝能够成为其主导货币,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大理国与东南亚古国的贸易量是相当大的,而当时东南亚古国和南亚印度洋地区也盛行以海贝作为货币,因此,大理国与东南亚、南亚古国具有了共同货币,在经贸交流中十分方便,是古代版的“货币一体化”,极大地促进了大理国与东南亚、南亚古国的经济贸易交流和发展,大理国成为“印度洋海贝经济圈”的重要成员。

澜沧江湄公河通道促进了大理国与东南亚古国的互动交流和互联互通,是大理国的主要出海通道之一。大理国承绪南诏版图并开基之后,统治者调整了南诏时期的外交政策。大理国建立不久就吸取了南诏穷兵黩武导致内乱亡国的沉痛教训并完全放弃了侵略扩张政策,转而实行与宋朝和东南亚古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并成为大理国三百年的基本国策。但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大理国东方和东北方的宋朝政治上对大理国长期实行“忌惮”外交,宋理三百年共存但始终未建立起正常稳定的外交关系,虽然宋理之间未发生战争,但是政治上的不正常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对双方的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大理国中后期,宋理两大国之间的罗殿国、自杞国、特磨道等地方民族势力崛起,并成为宋理“战马通道”上的马贩子,对宋理经贸造成不小的冲击,宋理两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大理国的东南方向,交趾地区从中原王朝独立出来成为新生势力,交趾(安南)李朝实行穷兵黩武“北侵南扩”的扩张政策,经常骚扰大理国边境,大理与交趾的关系时好时坏,从而影响了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大理国北部,吐蕃陷入分裂状态,但大理与吐蕃的茶马贸易一直较为兴盛,这是大理国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但是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冬季大雪封山不能全年通行。相比而言,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又稳定又廉价又便捷,而且可以一年四季通行。在大理国向东向北都较难发展的情况下,南部通道成为大理国的重要交流纽带。因此,大理国时期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在南诏时期拓展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有时这条通道也会因为真腊与占城的战争而中断,“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占城以舟师袭真腊,传其国都。庆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9〕14086占城海军曾进入湄公河航行偷袭了真腊,后来双方又进行了几次战争,互有胜负。《岭外代答》载:“乾道癸已,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都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之利,教之弓弩骑射。占城王大悦,具舟送之吉阳,厚香。随以买马,得数十匹,以战则克。”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占城前往吉阳军(今海南崖县)买马数十匹,用之于对真腊的战争,获得胜利。“庆元以来,真腊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9〕14086依据上述史料,占城和真腊只有象兵没有马军,占城通过从南宋海南岛购买了几十匹马组成骑兵打败了真腊,说明了彪悍的大理马主要供应宋朝,交趾可能买到一些,蒲甘和一些南亚古国也可能买到一些。但真腊和占城这样的区域大国居然没有马军,一则自己不产,二则没有与大理国进行马匹贸易,三则湄公河航道或湄南河航道与海上航道相通,才会出现占城海军从海上进入湄南河和湄公河内河航道袭击真腊都城之事。这说明澜沧江湄公河通道是畅通的,战争时期甚至成为占城海军迅速袭击真腊的便捷通道。但该通道时有中断,这与真腊和占城的战争有关。虽然,澜沧江湄公河通道存在一些地缘政治困境,而且没有进行大理马等重要军事物资的贸易,但是并不等于该通道不畅通也并不等于该通道没进行其他物资的贸易,更不等于该通道没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南诏时期就十分重视对其南部地区的经营和管控,设立了开南和银生两个节度,并通过发动对湄公河流域古国的战争打通了澜沧江湄公河通道,这就为大理国继续发展与东南亚古国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湄公河流域发生了与南诏时期不同的地缘政治变化,比如蒲甘崛起并统一缅甸大部,陆真腊与水真腊合并,交趾独立并与占城长期战争,真腊与占城发生几次战争,“金齿百夷”兴起,大理国南部边境向北退缩等,但澜沧江湄公河通道作为与大理国山水相连的自然地理通道也至少发挥了巨大作用。

澜沧江湄公河通道不仅是经贸通道而且是文化交流通道,大理国和东南亚古国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伴随着经贸交往的发展而发展。仅仅音乐舞蹈方面的情况就足以证明双方文化领域的密切交流。

通过澜沧江湄公河通道,真腊乐舞传入南诏大理国。真腊即今柬埔寨与泰国东部地区,从真腊到中国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海上沿着占城和交趾海岸航行至交州(今越南河内)上岸,到交州后沿“云南通交趾道”(安南通天竺道东段)北上云南,二是直接从陆路溯澜沧江湄公河北上云南。真腊北部与大理国的银生节度辖地相接壤,这条道路水陆兼通,安全系数较高,距离较短,入云南最为便捷。因此,一部分真腊乐舞是溯澜沧江湄公河北上云南,又经云南传入中原的。真腊乐舞传入中原后分为五言四句和五言六句两种体式的歌诗。真腊乐舞的演员身上穿的服装和脚上的赤皮靴都是用云南特产制作的,服装用云南特产朝霞锦制作,赤皮靴也是云南特产。真腊乐器中配有的铜鼓原产地是云南滇池地区,真腊本国罕有铜鼓,真腊乐舞中的铜鼓可能是由云南传入的。澜沧江湄公河水陆通道是大理国与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古国以及海岛东南亚古国接触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虽然在贸易规模和交流范围以及辐射空间上无法与同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相提并论,但是通过该道路,大理国与众多东南亚古国在经济上互联互通,在文化艺术上交流互动,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发展。

今天,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深入发展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深化和“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充分挖掘大理国与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古国经济发展以及和平共处的历史经验,汲取古人的聪明才智,对于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打破敌对势力的包围遏制,反击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1〕宋濂.二十五史·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40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2: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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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476.

〔6〕段玉明.大理国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92.

〔7〕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302.

〔8〕赵吕甫.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21-324.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方铁.简论西南丝绸之路〔J〕.长安大学学报,2015,17(3):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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