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对夫妻间负性事件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

叶婉青 李晓彤 王大华



老年人对夫妻间负性事件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

叶婉青1李晓彤2王大华1

(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2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 北京 100043)

采用问卷法对60岁以上的老年夫妻进行间隔两年的重复测量, 探讨在夫妻关系内负性事件发生时个体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共收集两次数据, 第一期有效被试为615名, 平均年龄67.48岁(= 5.08); 第二期数据在两年之后收集, 共追踪到有效被试352名, 平均年龄66.88岁(= 4.95)。采用第一期数据分析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特点, 回归分析显示接受、灾难化、沉思和理性分析策略的使用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和焦虑情绪。采用两期的追踪数据做交叉滞后分析, 结果显示前期的婚姻满意度可以预测随后两年间他责、沉思策略的使用, 婚姻满意度越高的个体在随后两年中会更少使用他责和沉思策略, 而前期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两年后的婚姻满意度无显著预测作用。

认知性情绪调节; 婚姻满意度; 老年夫妻; 交叉滞后分析

1 问题提出

随着退休后社交圈的缩小、孩子逐渐成家, 夫妻关系几乎是老年期生活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Antonucci, Akiyama, & Takahashi, 2004)。对于大多数老年夫妻来说, 虽然相处时间已经非常长, 但是他们仍然会在婚姻生活中面临各种负性事件, 例如双方意见存在分歧、彼此争吵等(Hatch & Dohrenwend, 2007; Duba, Hughey, Lara, & Burke, 2012), 这些负性事件伴随而来的负性情绪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发现, 婚姻中的压力和矛盾会引发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情绪(Whisman & Uebelacker, 2009; Stokes, 2017)。但是, 面对同样的负性关系事件, 不同个体的适应性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因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帮助个体减少负性情绪, 而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则会加剧个体的负面情绪(Gross, 2013)。

关于情绪调节的概念, 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定义。Gross (1999)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 并根据情绪调节的时间进程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先行关注策略(例如：注意分配、认知重评等)和反应关注策略(例如：表达抑制); 压力应对领域的研究者Folkman和Lazarus (1990)则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和压力应对密不可分的概念, 它们都是个体调整与外界关系的过程。当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 会随之产生焦虑、悲伤或愤怒等情绪, 而此时个体的认知评估、应对方式等过程都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 因此都可以视为情绪调节的一部分(Lazarus, 2006), 而在负性事件发生时的这一系列的情绪调节正是个体适应性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Scheibe & Zacher, 2013); 另外, Garnefski, Kraaij和Spinhoven (2001)则提出情绪调节是指对情绪反应施加影响的所有过程, 是一个综合了生理、行为、社会和认知的多元概念, 从情绪调节的方式上看它既包括了机体内部自发的生理调节, 也包括了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调节。

尽管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情绪调节进行了解读和研究, 但是可以看到多种理论中都普遍认同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Gross (1999)的情绪调节理论中, 先行关注策略便包含了认知层面对情境的注意调整和对情境的认知重评; Lazarus (2006)在应对视角下提出的情绪调节则包括了对环境和个人关系的认知评估, 以及评估之后采取的认知层面的应对; 而荷兰学者Garnefski等人(2001)更是结合了情绪调节和压力应对的相关理论, 将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从情绪调节的其他成分中分离出来, 提出了认知性情绪调节(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的概念, 它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生活中的压力事件后通过有意识的、认知的方式对激发情绪的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

把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从其他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中分离开来, 对于理解老年人的情绪调节特点及其适应性的意义尤其突出。首先, 老年人比年轻人面临着更多行为上不可控制的压力事件, 例如身体疾病、亲友离世等(Hatch & Dohrenwend, 2007; Vink, Aartsen, & Schoevers, 2008), 这使得老年人更多通过调节内部的认知来应对压力, 而非采取实际的行动(Rothermund & Brandstädter, 2003); 其次, 根据控制理论的毕生发展观(Heckhausen, Wrosch, & Schulz, 2010), 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社会交往圈子的缩减等导致老年人的应对资源逐渐减少, 因此老年人运用初级控制策略(即采取行动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求)的能力下降, 而次级控制策略(即通过调节个体以适应环境)的作用逐渐增大。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便是一种典型的次级控制策略, 它侧重于个体在内部进行调整而不是对环境做出直接的改变(王大华, 申继亮, 陈勃, 2002); 另外,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 老年人由于未来时间知觉的缩短而更多关注情绪满足目标, 因此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擅长通过调整认知方式来回避消极情绪、用更积极的视角解释负性事件(Carstensen, Fung, & Charles, 2003; Charles & Carstensen, 2008)。因此,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老年人的适应性价值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Kraaij, Pruymboom和Garnefski (2002)曾以老年人为被试, 选取抑郁和焦虑作为情绪适应性指标, 探讨了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老年人消极情绪的影响, 结果发现接受、沉思、灾难化和理性分析策略能正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水平, 而积极重评可以负向预测抑郁和焦虑。之后Garnefski和Kraaij (2006a)的研究也重复验证了该结果。但从已有的研究看来, 对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探讨大多关注非情境性的一般特点, 若应用在特定压力情境中, 其适应性并不确定。正如前文提到的, 夫妻关系是老年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 也是老年期生活的最重要主题(Antonucci et al., 2004)。因此, 本研究试图以发生在老年夫妻间的负性事件作为背景, 探讨该情境下各种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对老年人的影响, 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现实指导性。本研究将沿用以往研究(Kraaij et al., 2002; Garnefski & Kraaij, 2007; Wang, Yi, et al., 2014)的方法, 采用抑郁和焦虑作为情绪适应性指标对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考察。

另外, 本研究关注的特定情境是老年夫妻间的负性事件, 除了情绪相关的结果之外, 婚姻关系质量是受夫妻间负性事件直接影响的关系变量。婚姻满意度是夫妻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也是解释人们晚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变量, 婚姻满意度高的老年人倾向于有更高的幸福感(Carr, Freedman, Cornman, & Schwarz, 2014)、更少的消极情绪(Wang, Wang, Li, & Miller, 2014)和身体疾病(Korporaal, Broese van Groenou, & van Tilburg, 2013)。以往有研究探讨了负性事件发生时老年夫妻的沟通方式(吴婷, 李逢战, 王大华, 李云川, 2016)、情绪表达行为(Carstensen, Gottman, & Levenson, 2004)等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却少有研究探讨认知层面的情绪调节对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以年轻夫妻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将影响着人们对事件的归因和对情绪信息的注意、解读, 进而影响关系满意度。例如, 把夫妻争吵归因为伴侣不爱自己了(他责), 或者一味关注关系内的消极信息(沉思)都可能导致个体有较低的婚姻满意度(Scott & Straus, 2007; King & DeLongis, 2014)。但这些结果是否适用于老年人仍是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将考察夫妻间发生负性事件的情境下, 具体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根据情绪调节的基本观点,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影响到个体的适应性结果(Lazarus, 2006; Gross, 2013), 由于婚姻满意度是婚姻关系的一个适应性指标, 因此本研究假设夫妻间发生负性事件时个体所使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会对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为了验证两者之间的这种因果假设, 本研究设计一个间隔两年的追踪研究, 通过交叉滞后分析来进行检验。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北京市的10个社区招募到60岁以上的老年被试共739名, 剔除婚姻状态不符合(丧偶/离异/未婚)以及存在认知功能损伤的被试, 最终有效被试615名, 其中男性被试277名(45%), 女性338名(55%), 平均年龄为67.48岁(= 5.08), 平均婚龄为46.6年(= 8.1), 最低婚龄为21年, 其中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被试237名, 高中学历的被试105名,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试273名。两年后对被试进行回访, 共追踪到有效被试352名, 其中男性149名(42.3%), 女性203名(57.7%), 平均年龄66.88岁(= 4.95),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被试132名, 高中学历的被试87名,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被试133名。追踪样本和流失样本在第一次测量中的自评健康上存在显著差异(= −2.97,< 0.01), 流失组的自评健康得分显著低于未流失组, 其他各个变量上两组被试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2.2 测量工具

2.2.1 认知功能筛查量表

第一期测量使用的认知能力测试是画钟测验(Clock Drawing Test, CDT; Shulman, Shedletsky, & Silver, 1986)。它要求老年人在白纸上独立画一个钟表的表盘, 把数字标注在正确的位置上, 并用表针标出指定时间的位置。本研究采用的是最常用四分法计分：(1)画出闭锁的圆, 1分; (2)将数字安放在正确的位置, 1分; (3)将指针安放在正确的位置, 1分; (4)时针、分针位置标注正确, 1分。按照“画钟≥3分”的标准筛选出认知基本正常的老年人(孟超等, 2004)。

第二期测量时, 考虑到画钟测验筛查标准较为单一, 因此选用了信效度更好、测查更全面的简易精神状态检测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Folstein, Folstein, & McHugh, 1975), 该量表是常用的一种筛查老年痴呆的神经心理评定量表, 包括定向、记忆、计算、语言、视空间、运用及注意力等方面, 共17个问题, 满分30分, 所有参与该量表施测的主试均经过专业的培训。凡评分低于以下范围者视为认知功能损害：文盲组≤17分; 小学组≤20分; 初中及以上组≤24分。

2.2.2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

采用Garnefski和Kraaij (2006b)等人编制、董光恒、朱艳新和杨丽珠(2008)修订的《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简版(CERQ−short)进行测量。问卷共18个项目, 包含9个维度, 每个维度2道题。测量的9种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分别为：1)接受, 指接受所经历的事情且向发生的事情妥协; 2)沉思, 指思考与消极事件有关的想法和感受; 3)灾难化, 指强调经历的可怕的方面; 4)积极关注, 指思考让人愉快的方面而非关注负性事情本身; 5)关注计划, 指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处理消极事件; 6)积极重评, 指考虑事件的积极意义; 7)理性分析, 指弱化事件的严重性, 或者强调其与其他更糟糕的事件相比的相对性; 8)自责, 指为所经历的事情而责备自己; 9)他责, 指将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归责于他人。施测时要求被试报告夫妻间负性事件发生时这种想法出现的频率, 并进行5点等级评分, 1代表“从不这样想”, 5代表“总是这样想”。在本研究中,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531~0.705, 采用Mplus对第一期的量表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χ2/= 2.54, RMSEA = 0.05, CFI = 0.95, SRMR = 0.04。

2.2.3 老年人抑郁情绪

采用《老年抑郁量表15题版》(GDS−15; Burke, Roccaforte, & Wengel, 1991)考察老年人近一周的心理感受。该量表专用于老年人抑郁的评估, 得分越高, 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共15题, 采用“是/否”作答。第一期测量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55。

2.2.4 老年人焦虑情绪

采用《老年焦虑量表20题版》(GAI−20; Pachana et al., 2007)考察老年人近一周的心理感受, 该量表专用于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测量, 得分越高, 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共20题, 采用“是/否”作答。第一期测量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

2.2.5 婚姻满意度

采用《ENRICH 婚姻质量问卷》(Olson, Fournier, & Druckman, 1983;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中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测量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ENRICH婚姻质量问卷包括12个因子：解决冲突的方式、婚姻满意度、过分理想化、夫妻交流、经济安排、性格相融性、业余活动、性生活、与亲友的关系、子女和婚姻、角色平等性及信仰一致性。其中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包括10个题目, 要求被试进行从1(完全不赞同)至5(完全赞同)的评定, 通过测定婚姻10个方面的满意度, 得出总的满意度, 总分越高表明对自己的婚姻关系越满意。两期测量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3、0.87。

2.2.6 负性生活事件问卷

第一期测量中让被试自由报告自结婚以来夫妻间发生的重要生活事件, 并对事件的效价进行评定(消极/积极/中性), 最后选取消极生活事件数量作为研究的变量。被试报告的消极生活事件平均数为1.36件(= 1.47)。第二期测量中采用了老年人生活事件核查表进行核查(王岩, 王大华, 付琳, 姜薇, 翟晓燕, 2014), 询问被试过去两年内婚姻关系中发生的重要负性生活事件, 被试报告的事件平均数为1.23件(= 3.83)。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方式为一对一施测。经过培训的主试为老人念出问卷的题目, 确保被试在理解题目的情况下作答, 由主试记下答案。第一次施测时被试先完成基本人口学问卷和认知能力筛查, 然后对婚姻内生活事件进行自由回忆接着完成研究变量相应的测量, 平均施测时间为40min。第二次施测时, 被试先完成基本人口学问卷和认知能力筛查, 然后完成生活事件核查表, 接着完成研究变量所对应的测量, 平均施测时间为40 min。使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检验法(周浩, 龙立荣, 2004)对第一期所有测验量表的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解释率最大的一个公因子解释了16.94%的变异; 对第二期的所有测量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解释率最大的一个公因子解释了11.32%的变异。因此认为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

表1列出了一期数据中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从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得分来看, 面对不愉快婚姻事件时使用最多的是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 使用最少的是灾难化策略。采用方差分析检验9种策略得分的差异, 结果显示策略间得分差异显著,(6.92, 4187.82) = 276.50,< 0.001, η2p= 0.31 (Greenhouse-Geisser), 事后检验表明, 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所有策略(< 0.001), 而灾难化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所有策略(< 0.001), 积极重评和灾难化间差异显著(M= 3.16,< 0.001)。

3.3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分析

利用第一期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以抑郁和焦虑水平作为被预测变量, 各个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为预测变量。考虑到结果变量会受一些背景变量的影响(Schmitt, Kliegel, & Shapiro, 2007), 因此选择了受教育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另外考虑到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可能与消极事件发生的次数有关(刘启刚, 李飞, 2007), 因此选择将被试自由回忆中报告的婚姻内负性事件次数也作为控制变量。

表1 变量间的相关矩阵(N = 615)

注：*< 0.05 **< 0.01

表2和表3显示, 在控制了第一层变量的情况下, 灾难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13,< 0.01)和焦虑(β = 0.19,< 0.001); 沉思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 = 0.15,< 0.001)和焦虑(β = 0.14,< 0.01), 接受(β = 0.09,< 0.05)和理性分析(β = 0.10,< 0.05)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

3.4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为了验证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完成了两次测量的被试为有效样本, 采用多元回归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第一次测量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和婚姻满意度为预测变量, 第二次测量的婚姻满意度和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分别作为被预测变量。控制变量为被试的受教育程度、二次测量时的自评健康、家庭月收入, 以及两年间负性生活事件总数。对9种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分别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结果发现在 “他责”和“沉思”两种策略上, 交叉滞后分析存在显著预测效应。如图1和图2所示, 显著的预测体现在第一次测量的婚姻满意度可以显著预测第二次测量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而第一次测量的各个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均不能显著预测第二次测量的婚姻满意度。

表2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水平的分层回归分析

注：*< 0.05 **< 0.01 ***< 0.001

表3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水平的分层回归分析

注：*< 0.05 **< 0.01 ***< 0.001

4 讨论

本研究以老年夫妻间的负性事件作为特定情境, 发现老年人在该情境下最多采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是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 最少采用的是灾难化。以抑郁和焦虑作为情绪适应性指标, 结果发现接受、沉思、灾难化、理性分析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或者焦虑情绪。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婚姻满意度越高的个体, 在随后两年内的婚姻负性事件中更少使用他责和沉思策略。下面基于研究结果对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特点以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讨论。

4.1 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特点

以往对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均是针对一般情境的考察(Kraaij et al., 2002; Garnefski & Kraaij, 2006a; Wang, Yi, et al., 2014; Zhu et al., 2008), 本研究则是围绕一个特定的情境——夫妻间的负性事件, 考察了老年夫妻在负性事件发生时采用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及其情绪适应性特点。参考以往的相关研究, 我们选择了抑郁和焦虑情绪作为情绪适应性的指标, 综合两个指标的结果, 发现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抑郁和焦虑情绪的策略有接受、沉思、灾难化和理性分析, 这些结果与以往在一般情境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即对于老年人来说, 接受、沉思、灾难化和理性分析是非适应性的策略。

沉思和灾难化是被普遍证实的非适应性策略, 前者是指个体在消极事件发生后仍沉浸于思考与事件有关的想法和感受, 而后者指个体在认知上一味强调事件消极的一面, 并在主观上扩大消极事件的影响, 认为后果很糟糕(Garnefski et al., 2001)。无论对哪个年龄段个体来说, 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均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因为它让个体不断对消极情境进行反刍并提供消极的暗示(Martin & Dahlen, 2005; Garnefski & Kraaij, 2007), 从而引发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接受和理性分析的情绪适应性特点则存在年龄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也发现了接受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策略, 更多使用接受的老年人倾向于有更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 而年轻人的研究结果则相反, 即年轻人的接受策略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消极情绪(Zhu et al., 2008; Garnefski & Kraaij, 2006a)。以往研究并没有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推测“接受”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有不同的含义：对于年轻人来说, 对不可控事件的接受往往是一种积极接纳的防御措施, 但对老年人来说更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往往意味着对生活的无力感和较低的控制感, 而控制感的降低是老年期抑郁症状的重要原因(Aldwin, 2007)。另外, 理性分析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非适应性策略, 这也与年轻人相反。理性分析是指弱化事件的严重性, 或者强调与其他更糟糕事件相比的相对性(Garnefski et al., 2001)。由于理性分析的过程涉及到对负性事件的再加工(凌宇, 彭君, 钟明天, 蚁金瑶, 2014), 因此容易引起个体对负性事件的过多关注, 研究发现老年人通过认知重评来降低负性情绪的成功率低于年轻人(Opitz et al., 2012), 对负性事件的再加工和过度关注反而会对老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

图1 他责与婚姻满意度的交叉滞后分析图(省略控制变量)

图2 沉思与婚姻满意度的交叉滞后分析图(省略控制变量)

另外, 国外的研究普遍发现积极重评可以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Kraaij et al., 2002; Garnefski & Kraaij, 2006a),本研究却没有发现此结果。从描述统计的结果看来, 积极重评和关注计划是老年人在面对夫妻间负性事件时采用最多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 但在本研究中它们并没有对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产生影响。在国内其他对老年人的心理研究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结果, 例如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消极老化态度可以正向预测抑郁和焦虑水平, 却没有发现积极老化态度的效应(唐丹, 燕磊, 王大华, 2014)。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其背后的原因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4.2 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与婚姻满意度的交叉滞后分析：谁是因谁是果？

根据情绪调节理论的普遍观点, 个体在负性事件发生时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会影响个体的适应结果(Lazarus, 2006; Gross, 2013)。在情绪调节和婚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上, 以往的研究中更多是以婚姻关系质量作为情绪调节的结果变量, 因此本研究的假设是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可以预测个体的婚姻满意度。但是本研究的结果与预期相反, 我们发现前期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并不能影响两年后的婚姻满意度, 而前期的婚姻满意度却可以影响随后两年间认知性情绪调节调节策略的使用：他责和沉思。

沉思策略是指个体对消极情绪的反刍, 当个体有较高的婚姻满意度时, 会对消极事件的结果做出较积极的预期(Lawrence, Nylen, & Cobb, 2007), 而这种积极的预期会减少个体对消极情绪的沉思。至于他责策略, 尽管在情绪适应性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它的效应, 但是与婚姻满意度的交叉滞后分析却显示婚姻满意度高的老年人会更少使用他责策略, 这可能因为他责策略本身是一种针对关系的情绪调节策略, 婚姻关系中常常要面对的认知判断便是责任归因, 即认为谁该为不愉快负责任。而以往研究也发现, 婚姻满意度高的个体更少在消极事件中将责任归咎于对方(Bradbury & Fincham, 1990; Diamond & Hicks, 2012), 相反, 他们会更多为伴侣着想, 有更多的利他行为(Aldwin, 2007)。

至于本研究为何没有发现与预期相符的因果关系, 而是相反地发现婚姻满意度对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预测作用。我们认为这可能源于老年期婚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关系稳定。本研究的追踪间隔时间是2年, 近期发表的一项同样以老年夫妻为被试的研究发现, 尽管2年内老年夫妻间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 但他们的婚姻满意度仍表现出非常高的稳定性(Margelisch, Schneewind, Violette, & Perrig-Chiello, 2017)。对老年人来说, 维持到现在的婚姻关系已经非常稳固, 彼此之间已经有足够多的了解, 因此不像年轻人的婚姻关系会轻易受到各样外在环境的干扰和改变(Velotti et al., 2016)。另外, de Ridder和Kerssens (2003)的研究指出, 短时间内个体应对策略的使用并不是一种稳定的风格, 而是会受到具体情境的影响。在本研究前后两年的间隔内, 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稳定性要高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稳定性, 因此难以体现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婚姻满意度在跨时间上的预测作用。

4.3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只包含了北京地区的城市老年被试, 样本的地区代表性有局限, 在推广到生活在其他地区的老年人群时需要谨慎。另外, 关于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可以影响婚姻满意度, 结论还需反复验证, 可以通过多次测量的追踪研究进行检验。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并基于间隔两年的重复测量, 考察了老年人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情绪适应性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得到以下结论：

(1)在夫妻间发生负性事件时, 更多使用接受、沉思、灾难化、理性分析策略的老年人倾向于报告更高的抑郁或焦虑情绪。

(2)婚姻满意度影响老年人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 反之不成立。婚姻满意度越高的老人在夫妻间发生负性事件时会较少采用他责和沉思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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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f negative marital event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older people: A cross-lagged analysis

YE Wanqing1; LI Xiaotong2; WANG Dahua1

(1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Gu Cheng No.2 Primary School, Beijing 100043, China)

When encountered with negative events, individuals’ emotion regu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at can influence the adaptation outcomes. Regardless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definit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 cognitive component is consistently addressed. Given the decline of health and sense of control and thus the lack of coping resources, older people tend to use more cognitive than behavioral emotion regulation while facing stressful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refers to the conscious and cognitive way of managing the intake of emotionally arousing information and dealing with stress. In this study, we chose the negative events in marriage as the stressful situation, and tested the adaptability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by using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the adaptive index. Besides, we used the Cross-Lagg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 assumed that marital satisfaction w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ere were 615 elderly adult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67.48 years (= 5.08)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and 352 of them accepted a re-test two years later. The measures included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Marital Satisfaction subscale, 15-item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20-item Geriatric Anxiety Scale, demographic sheet, screening test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he checklis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The SPSS 22.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rumination, catastrophizing, acceptance, and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depression or anxiety among elderly adults; (2)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reported in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could not predict marital satisfaction at the reinvestigation. However, marital satisfaction at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blaming of others and rumination at the reinvestigation.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who reported lower marital satisfaction tended to employ more strategies of blaming others and rumina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facing negative events in marriage, using more strategies such as acceptance, rumination,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and catastrophizing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more depression or anxiety for older adults. Results also partly demonstrated age specificity, as previous findings show that younger participants displaying greater use of acceptance and putting into perspective as adaptive strategies. Contrary to our assumption, marital satisfaction can impact th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hich might due to that marital satisfaction is very stable in later life and it tend to predict rather than be predicted.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marital satisfaction; older people; Cross-Lagged Analysis

2017-02-08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190001)资助。

王大华, E-mail: wangdahua@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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