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大利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
——一种交织的思想史

黄 璐

19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潮流之一，但它更成为各位理论家阐释的争论场。除去颇具群众基础的实证主义，还有工团主义、修正主义、达尔文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思潮都热衷于介入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其中代表人物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1846～1892年)、实证主义者阿基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1857～1943年)、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1856～1929年)以及修正主义者菲利波·屠拉蒂(Filippo Turati，1857～1932年)。被称为进行着“开放的正统派尝试”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年)与恩格斯有着长期通信，他的学说显得尤为不同。①从语文学与历史哲学的角度，他申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拉布里奥拉的学说虽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助益无多，但在随后，这种思想启发了后辈学者贝内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乔瓦尼·真蒂莱(Giovanni Gentile，1875～1944年)以及更年轻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等。在这一思想脉络中，“实践哲学”成为他们讨论的共同焦点。在下文中，笔者将首先回顾拉布里奥拉与其“实践哲学”的提出，之后考察“实践哲学”所引发的克罗齐与真蒂莱的讨论。由于三人并非纯粹的理论哲学家，他们关于理论哲学的讨论与实际历史联系十分密切。

拉布里奥拉与“实践哲学”的提出

1843年7月2日，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小城撒里那(Sarina)。父亲爱好考古，是一名支持复兴运动的自由派爱国者，与那不勒斯哲学家贝尔特兰多·斯帕文塔(Bertrando Spaventa，1817～1883年，以下称为“大斯帕文塔”)是好朋友。1861年秋，拉布里奥拉完成高中学业后前往那不勒斯大学深造。

恰好此时，大斯帕文塔与另两位意大利著名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安东尼奥·塔里(Antonio Tari，1809～1884年)、奥古斯托·维拉(Augusto Vera，1813～1885年)同时返回那不勒斯大学任教。加上前一年返回的新任意大利王国教育部长、黑格尔派文学批评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cs，1817～1883年)，黑格尔主义在那不勒斯逐渐取代了原有的以帕斯夸莱·加卢皮(Pasquale Galluppi，1770～1846年)与路易吉·帕尔米耶里(Luigi Palmieri，1807～1896年)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主流。

大学期间，拉布里奥拉一度对维拉的学院派黑格尔哲学产生兴趣，但很快便受到大斯帕文塔的影响，更为关心思想的现实性。大斯帕文塔不仅教授他哲学与历史，同时还与弟弟、后任意大利王国内阁部长的西尔维奥·斯帕文塔(Silvio Spaventa，1822～1893年，以下称为“小斯帕文塔”)一道给予其生活上的帮助。一如大斯帕文塔从未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布道者，拉布里奥拉也未成为大斯帕文塔哲学的代言人。②对于实际政治的关心，使得拉布里奥拉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哲学到道德哲学，再向历史哲学转变的过程。1871年，拉布里奥拉获得在母校讲授历史哲学的机会，主讲课程包括“历史的观念与基础”和“关于维柯学说的批判性阐述”③。

从拉布里奥拉的讲稿中，可以看到，他所讲授的历史哲学包括历史哲学、史学史与世界历史三部分。其中的历史哲学部分，他尤其关心18世纪以来在德国的发展，包括赫尔德、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黑格尔、赫尔曼·洛采(Hermann Lotze)、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贺曼·斯坦达尔(Heymann Steinthal)、叔本华、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等。④史学史部分则包含两部分：一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相关问题，涉及对诸如历史记忆、历史传说等概念的讨论，史学的发展以及与语文学、心理学、释义学、统计学与社会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等；另一部分则是对历史观念的讨论，如希罗多德的“伦理—宗教”式现实主义与修昔底德的“伦理—政治”现实主义，塔西佗、圭恰迪尼、圣西门等的历史悲观主义，天主教对历史学的影响(如奥古斯丁、欧瑟比奥)，17到18世纪“总体史”观念的形成，以及“历史哲学”的发展——包括博叙埃(Bossuet)、维柯、赫尔德、施莱格尔、黑格尔等。此时，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并无了解，如他认为辩证法只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属，而不知马克思对此亦有阐述。

1887年2月，在执掌罗马大学哲学史教授讲席之际，拉布里奥拉发表了《历史哲学的诸问题》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思考：“历史哲学是一种趋势而非某种既定学说。就其方法论而言，它包含历史研究的旨趣、结论的达成方法与其确定性、解释的客观性。就其原则而言，包括历史事实的性质、文明理论、社会心理学与历史规律、新的形成与过程。就其系统而言，涉及总体史、一元论预设、文明史等。”⑤在该文中，他检讨了将历史视为上帝或进步观念的展开过程，认为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十分危险的预定论假设。他认为，“历史研究体现的是我们心灵的所有旨趣，如智识与伦理的、美学或宗教的、政治或社会的；其旨趣本身也是我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全部精神构成”⑥。而“历史科学(而非一般的历史学)如果不想迷失于盲目的进化论，便需要外成的(epigenetica)的文明理论”⑦。该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拉布里奥拉对此前历史哲学思考的总结。透过该文，他明确了从现实生活而非围绕某种理念来理解历史。不过，理解历史并非拉布里奥拉的唯一目的。就在当年的元旦深夜，他挥笔草拟了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的系列课程的提纲。实际上，拉布里奥拉的历史观在很大程度上为其随后的社会主义研究做了思想准备。⑧

从1890年起，拉布里奥拉与恩格斯、屠拉蒂、卡尔·考茨基等人逐渐建立起密切联系。这或许是直接影响他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1895年，受恩格斯鼓励，拉布里奥拉方才陆续发表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文章。⑨

首先，拉布里奥拉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或者理论的权威性来自何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不在于揭示某种普遍真理，而只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论表述正确地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是否合乎理性、神意或是自然法则，而在于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无产阶级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并不依赖于任何学说。”⑩理论的“科学性”，在于“从理论上表述和从实践上阐明那些全部处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关系中的，以我们作为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目标与方向的资料，为发生在我们中间与周围的进程提供一种解释”。因此，唯一正确的阅读方式，乃是从当代史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进而，他试图进一步论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向度。在《谈谈社会主义与哲学》一文中，拉布里奥拉提到：

如此，我们焕然走入“实践哲学”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中。这是一种内在于它将要加以哲学化的事物之中的哲学。从生活到思想，而非从思想到生活；亦即现实化的过程。……在这些思想中(蕴涵着)马克思主张的奥秘……(这一主张即)他使得黑格尔辩证法以脚着地。用现在话来说，这意味着“观念”有节奏的自我运动(思想的自发生成)被物的自我运动——思想最终成为其结果——所取代。

这是拉布里奥拉首次以“实践哲学”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拉布里奥拉较之于他的老师大斯帕文塔显得更为激进。他无意成为形而上学理论家，也无意在传统哲学的范畴内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是试图将哲学的普遍命题转化为具体的现实问题。如维柯所说，“认识真理凭创造”，人只能在由其创造的历史中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因此，如实证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派别，都试图从人类历史之外寻找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力，必然导致其行动上的失败。实证主义、天主教哲学、黑格尔主义等都试图以超验或先验于人类社会的某种因素，将人类活动描述为某种目的论或决定论的实现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界，从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特殊性。这些思潮或主张根本上都无力解释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究其根本，人才是历史进程的主体，是“唯一不变的和可靠的事实”，是“任何单个的实践学科由以出发和援引的唯一事实”。各个学科尽管路径不一，却殊途同归，共同构成了对人类历史的整体理解。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一整体理解的“顶峰”，便是“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学说”，即历史唯物主义。

不过，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似乎并非拉布里奥拉的旨趣所在。他更倾向于提供一种历史的理解路径，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得以成为一种论述人类历史整体过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则在这一历史描述过程中得以自我展现。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历史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历史解释的“客观化”与“自然化”。因为它既是理论的阐述者，同时又是实践者。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脱离历史的倾向：一是“咬文嚼字”，二是“夸夸其谈”。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将历史解释片面化、抽象化的嫌疑。历史唯物主义则强调不仅从文本批判入手，同时也要考察人类活动背后所隐藏的精神或意识。“在意志和行为的原因和动机中去寻找历史的解释，继而在生活资料生产的基本过程中发现这些原因和动机的相互联系。”因此，从广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文献学意义上的历史批判，同时也是针对文献背后以及未被记录于文献的思想的历史批判。

可是，历史唯物主义究竟应作为对某一具体社会历史进程所做的“客观”解释，还是应作为一种阐明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进程的学说？拉布里奥拉的答案既确切又含糊。确切之处在于：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以人类社会历史为对象的学说，其解剖社会的方法，当然能够启发具体的历史研究。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达尔文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类似的。第二，以内在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拒绝带“历史哲学”这一具有超验性质的名称，更不会预言任何未来。而其含糊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视为天然地内在于人类历史中？这一提问对拉氏而言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因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批判学说自然既反映了这一历史，同时也是这一历史的构成部分。

构建整体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强调革命必然性的同时，避免走向其所批判的一元论历史哲学？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典范性既然来自于对客观历史的正确表述，是否同样面临在客观历史进程中被消解的可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拉布里奥拉试图通过讨论“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来阐发历史研究与历史之间的统一性问题。

在拉布里奥拉看来，“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首先区分历史的双重含义：一是“关于已发生事情的集合”，二是“用于尝试表述过去之事的书面手段的集合”。就第二种含义而言，历史是科学与否乃是有关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而诞生的问题，而这是在19世纪才开始发生的。就第一种含义来说，这一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历史不是艺术与科学的研究主体，而是二者的基础。他认为，“艺术与科学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时刻、断面”，故而历史与艺术或科学之间实际上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便各种学科规范——无论是美学、诗学，还是法学、经济学，实际都是“从历史中提取一些显明的形式与决定性因素”，而这些形式、因素之所以能够被认知，不是因为它们是某种超脱的规则或模式，是因为它们就是“处于行动中的历史本身”。若以此历史观为基础，那么历史学则实际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叙事问题。就客观方面而言，历史“是事件的集合”；就主观方面而言，历史则是“关于叙述的艺术”。

因此，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即便叙述者受到了良好的科学训练，他也必定要被各种“既定的观念与预设”所指引，诸如“人性、人类命运，或是有关各种事件的伦理的、神学的，或哲学的意义”。因此，回到“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拉布里奥拉认为，一方面，历史研究日益科学化，但最终仍要止于“叙述”(narrazione)；另一方面，要理解过去，则必须“依赖或彰或暗的哲学，以之为历史学家的阐释基础”。因此，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哲学。

需要指出的是，拉布里奥拉在此所申明的“历史哲学”更接近于广义上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说。虽然它与新兴的社会学一样都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却又有着本质区别。社会学关注的是具体的事件，并将之视为法则、规律的注脚；而历史哲学则强调抽象于具体历史之外的内容。拉布里奥拉虽然批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批评的只是其精神性，而非否定这一哲学。在这一层面上说，尽管历史哲学的任务是阐明历史社会的物质状况——同样也是社会学的目标之一，但其特殊之处在于：“第一，人类创造法律、试验的各种组织，最终成为政治的内容，总是与其对应的经济节点相一致；第二，人类的诸种神秘观(亦即宗教观)与道德倾向，都与特定的生活环境相适应。”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试图表述一系列规律、法则，但它所描述与呈现的仍然是有关特定阶段的人类社会状况。

拉布里奥拉上述关于“历史是科学或艺术”问题的论述，写于1902至1903年间。次年，他因喉癌病逝，该文在1906年才由克罗齐整理发表。过早的离世使得拉氏没能最终完成其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他虽然批判“历史哲学”概念隐含着目的论预设，但并未明确地界定历史与哲学的区别，以致当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作一种历史哲学时，往往使人忽略其作为具体历史研究的性质，而将之视为某种历史规律的阐释。同样，当他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时，却往往使人不解其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理论。哲学作为一种普遍理论，与具体的人类历史的关系如何？拉布里奥拉并未给予我们答案。尽管如此，他为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正统性而提出问题的方式，还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否认历史研究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而是研究者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主观认知与叙述，因此，历史研究方能被视为一项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达成，应当以理论与实际的统一为基础，而这也成为克罗齐与真蒂莱阅读马克思的起点。

克罗齐与真蒂莱对实践哲学的阐发

克罗齐于1866年生于佩斯卡塞罗利一个具有浓厚天主教氛围的大地产者家庭，幼年时期，受母亲启蒙，很早就对文学与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前述斯帕文塔兄弟是其表叔，但父辈往来不多。大斯帕文塔的反天主教哲学使克罗齐父母深感不安，而他们远离政治的姿态，又招来小斯帕文塔的轻视。因此，在克罗齐儿时的成长过程中，两位叔父对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身为教会学校优等生的他，同样并未接受优渥环境所灌输的宗教情感。高中时期，因为教会学校无法填补其个人的知识危机，克罗齐依靠自学走上了文学与博学研究之路。1883年，那不勒斯发生地震，克罗齐侥幸存活，双亲与家姐却不幸罹难。万念俱灰的克罗齐前往罗马投奔小斯帕文塔。小斯帕文塔家中政客、教授、记者往来频繁，众人讨论的话题多为时事政治而非历史或文艺。克罗齐并不适应这样的生活，直到他结识小斯帕文塔沙龙的常客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为其讲授赫尔巴特的伦理学思想，助其最终走出摆脱宗教信仰后的虚无状态。两人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直至拉布里奥拉逝世。尽管此后两人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议，但克罗齐始终以学生自居，并在拉布里奥拉身后担起整理出版老师相关作品的任务。1886年，克罗齐移居那不勒斯，在经营家族日常事务之余，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那不勒斯的历史与文学研究。1886～1892年，他发表了多种与18世纪那不勒斯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在学界初获赞誉。不过，长期致力于那不勒斯的地方研究并非其旨趣。1892年，克罗齐首次萌发了撰写意大利民族史的想法。这一民族史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的情感与精神生活史。此后，克罗齐开始大量阅读德国与意大利的关于哲学与历史方法的作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引发的关于历史学的系列思考，使得克罗齐的兴趣从文艺与历史逐渐延伸至哲学。

1893年，克罗齐发表了他的首篇历史理论文章《涵盖在普遍艺术观念之下的历史学》。在该文中，克罗齐从个别与整体、具体与抽象的角度提出历史并非一门科学，而应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一样，讨论的是一般的概念，是关于整体的知识；而历史学与艺术一样，讨论的则是具体的个人，是有关个别的知识。同时，由于艺术关注的是可能性，而历史则以真实性为其内容，因此，历史实际上是艺术的一部分。该文旋即在意大利与德国引发了不少争议，在此不表。此后，克罗齐不断修正其关于历史(学)的看法，但这一依据对立的概念范畴发问的方式，则随其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成为有名的“差异辩证法”。

1895年，克罗齐资助出版了拉布里奥拉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一文。该文引发了克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他当即中断手中的那不勒斯史研究，转而着手经济学与哲学的讨论。在研究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激发了克罗齐对于政治的热情，他开始密切关注德国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与乔治·索雷尔、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哲学兴趣日渐高涨之时，1896年克罗齐开始与真蒂莱来往，这促使他决定完全投身哲学研究。

真蒂莱于1875年出生于西西里的中产阶级家庭。西西里是意大利最为贫穷混乱的地区，同时也是天主教影响极深的地区。在意大利统一后，国家权力在地方失语，使得西西里的贫穷局面未能得到改善，缺乏工业基础，普通民众不能从农业贸易中获得实际利益。真蒂莱目睹了这一状况，很早便立志改变这一局面。1893年，他考取奖学金前往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师从亚力山德罗·丹科纳(Alessandro d’Ancona，1835～1914年)与多纳托·亚亚(Donato Jaja，1839～1914年)学习文学与哲学。丹科纳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曾任王国议员，专研意大利文学史，与德·桑克蒂斯亦师亦友。真蒂莱从丹科纳那里接受了初步的文学批评与语文学训练。亚亚则是大斯帕文塔的学生，在比萨高师担任理论哲学教授，真蒂莱通过他开始接触黑格尔哲学与斯帕文塔的作品。两位老师都是复兴运动的支持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真蒂莱最终决定转向复兴运动哲学研究，试图在文化上实现意大利的振兴。在首部哲学研究著作中，他写道：“是时候在这一历史研究的盛大回归之际，提高与强化我们的文化，并以纯粹科学的目的，来回看那条我们业已穿过的最为艰难的知识之路。”

1896年，真蒂莱与克罗齐开始通信，直至1924年两人因法西斯主义而决裂。两人相识之初，真蒂莱还只是一名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而克罗齐则已是知名学者，但由文学转向哲学的类似经历以及对历史的共同兴趣，使得两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一交往对于克罗齐的哲学与历史研究有着非常实际的影响。正是在真蒂莱的建议下，克罗齐开始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完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一书，为其“差异辩证法”的形成确立了基础。此外，真蒂莱的行动哲学也一度影响了克罗齐的历史理论，尤其是《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反倒是真蒂莱自己的哲学思想始终循着最初的立场逐渐发展，而少见克罗齐的影响。不过，两人在思想上存在分歧，但这一分歧并未影响到两人共同致力于复兴意大利民族文化，1903年两人共同创立的《批判》(Lacritica)便是这一学术友谊的见证。

实际上，在两人相识之初，除了对历史哲学的共同兴趣，还有另一项共同的关注贯穿其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1896年，在拉布里奥拉的鼓励下，克罗齐发表了首篇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论历史的唯物主义观》(Sulla concezione materialistica della storia)。真蒂莱正是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开始与克罗齐通信，并于次年发表了批评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Una critica del materialismo storico)。此后，两人又发表了系列相关文章，并分别于1899年、1900年结集出版：《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研究》(真蒂莱，1899)，《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克罗齐，1900)。

前文提到，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实际上围绕着两部分展开：一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并未明确回答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够反映某种普遍理论，而只是表明应以实践哲学为其精髓，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克罗齐与真蒂莱则分别从上述两方面阐发了拉布里奥拉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克罗齐首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肯定了拉布里奥拉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性。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将历史过程视为“一系列合力的结果”，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合力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明确了生产关系、经济状况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因素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展现了精神活动的具体基础及其与其他诸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促使克罗齐再次思考民族史的写作。

不过，拉布里奥拉的历史阐释显然意不在此，他最终目的是试图表明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在克罗齐看来恰是不可能的。他延续《涵盖在普遍艺术观念之下的历史》一文中所运用的范畴区分方法，认为拉布里奥拉在《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中尽管极力阐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历史哲学，而是对历史的哲学化。但就起源而言，马克思不过将黑格尔的“精神”代之以描述经济与社会具体状况的“历史观念的近似物”。这两种体系之间实际上是“心理学的”关系，其本质仍是拉布里奥拉所批判的那种具有一元论倾向的历史哲学。由于历史是关于过去事件的具体描述，而哲学则是关于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尽管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对于认识与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历史并不能化约在某一种观念之中，故而历史哲学本身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针对克罗齐的这一观点，真蒂莱并不认同。在随后的文章中，他批评克罗齐片面理解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别于洛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拉布里奥拉为我们提供了在当代重建哲学的可能性。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揭示了“思想与行动的同一”这一本质。他同意拉布里奥拉所说的“思想就是创造”，但问题在于，所有的创造与再创造实际上都只是通过思考来完成，而非必须依赖物质条件。拉布里奥拉虽然表明理论与实际无限趋向于一元论，但仍然坚持物质与思想的两分。拉布里奥拉在历史哲学上的摇摆态度，恰恰在于他并未很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实践”问题之所在。为此，真蒂莱进一步回顾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对实践的论述，进而特别强调了维柯的著名信条：真理即创造，认为“对维柯而言，历史世界，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客体，因为人类创造了它。这一人类活动，是人类心灵的活动，这也是他主张历史必须通过研究与思考心灵的修正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而马克思改变了活动的原则：针对心灵的修正，代之以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需求作为历史的基础。但维柯提出的实践概念得以保留”。

在该文中，真蒂莱似乎是在为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份正名，但实际上，他从未像克罗齐那样醉心于马克思主义，更对社会主义运动毫无兴趣。他之所以肯定马克思的“实践”观，目的在于为自己的哲学系统提供证明。就此，里克·彼得斯指出，真蒂莱的“实践”是“思想与行动的永恒辩证”。在实际活动中，“意志的客体与思想的客体是一致的。我们将要做的乃是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所知道的取决于我们将要做的。通过这种方式，真蒂莱将实践与历史联系起来，人的实践的成果就是社会与历史。因此，为了深化实践就应当研究社会与历史”。

上述文章发表时，拉布里奥拉尚在人世。他对于两人的评论似乎都不满意。他认为克罗齐只是利用马克思来为其哲学思想添砖加瓦，而无视现实政治，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克罗齐则反驳拉布里奥拉在试图利用马克思来为其社会主义目标服务。至于真蒂莱的一元论表述，拉布里奥拉似乎并没有太多论述。但真蒂莱的行动哲学(attualismo)却引起了初出茅庐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注意，认为它对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颇有启发意义。

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研究方法还是一种哲学，克罗齐与真蒂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克罗齐强调理论(普遍、抽象)与实际(特殊、具体)的对立，因此，他虽然肯定实践哲学的理论价值，但否认其与历史的联系。真蒂莱主张理论与实际的同一，认为思想与行动之间并无根本差别，彼此互为前提，故而他能够认识到实践哲学的哲学与历史意义，因此在本质上，哲学与历史也是同一的关系。如拉布里奥拉所说，对历史的认知“依赖或彰或暗的哲学”，而先验的原则是人类得以认识历史的前提。

不过，两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将历史视为一种关于具体、个体的知识，不可被化约为某种概念或理念。在克罗齐那里，这一观点体现在他对于历史哲学的拒斥，而在真蒂莱那里则体现在更进一步地赋予其内在论的特征。H.S.哈里斯指出，与克罗齐相反，真蒂莱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角度认为，尽管马克思以“物质”取代了黑格尔的“理念”，但本质上，他们都试图构建一种内在而非超验的历史，而不是想要引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与马克思一样，都拒绝接受针对‘绝对’所作出的神学解释，他认为理性的任务根本上是实践的，‘我们的任务不是理解世界而是要改变它’”。正因如此，他们的历史研究基本都着眼于世俗、现实，关注从历史、哲学、文学等角度恢复意大利的民族文化传统。

以《批判》杂志与拉泰尔扎(Laterza)出版社为基地，克罗齐与真蒂莱分别从历史、文学史与哲学的角度阐述复兴运动之后的意大利的精神生活。自1902年，他们分别推动“学术丛书”“现代哲学经典”“意大利作家”“现代文化文库”等多套丛书出版。此外，他们个人的思想也都随其作品的出版而不断深入。1902至1912年，克罗齐完成了“精神哲学”的四部作品：《美学》《逻辑学》《实践活动的哲学》《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真蒂莱则陆续整理了大斯帕文塔的多部未发表作品，同时继续构建行动哲学。他在1906年担任巴勒莫大学历史哲学教授，后于1914年前往比萨接任其导师亚亚留下的理论哲学教授一职。1912年，他发表《思想的行动之为纯粹行动》一文，这标志其行动哲学的基本原则确立。

在此期间，两人关于理论与实际的讨论仍在继续。在《美学》一书中，克罗齐认为理论与实际是一种“差异”(distinzione)而非同一的关系。精神的活动可以分为理论与实际两个向度，其中理论的活动包括了哲学与道德，是关于整体、普遍的知识；实际的活动则指艺术与经济，是关于个体、特殊的知识。真蒂莱给予克罗齐《美学》一书以很高的评价，但对克罗齐的差异辩证法持有怀疑。在他看来，克罗齐过于强调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在精神层面，主观与客观、同一与实际都是同一的。以差异辩证法为基础，克罗齐仍然拒绝承认历史哲学的正当性。同样，真蒂莱亦对此加以反对，因为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历史学，都展现了事件的内在逻辑。真蒂莱认为：“历史哲学家以全部的历史知识作为其哲学工作的材料。除了发现事件的内在逻辑，他别无所求。因为他身处于历史之中……在这一逻辑中不仅蕴含了历史哲学的合法性，还蕴含了历史的合法性。”由此，尽管真蒂莱仍将历史知识视为哲学家的材料，但通过提出作为先验的逻辑，历史哲学与历史学之间似乎正无限趋近于同一。换言之，从思想层面而言，二者并无本质区别。真蒂莱关于先天逻辑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克罗齐将理论与实际视为差异关系的论述。1941年，克罗齐在回忆他与真蒂莱关于黑格尔哲学中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问题的争议时说道：“我拒斥它，真蒂莱则捍卫它，但他的辩护并没有说服我。我向他表示赞同，但并不拘于此,而仍以我的方式，根据我关于精神的定义来加以阐述：哲学是精神的一个时刻，因而是历史与哲学同一关系的另一种修正。”尽管克罗齐试图尽力撇清与真蒂莱在思想上的联系，但实际上，真蒂莱的批评即便没有使他完全改变立场，也至少影响到他对“精神哲学”的建构。作为精神哲学的总结，1915年克罗齐首先在德国出版了《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一书，集中体现了真蒂莱的影响。

该书的手稿早在1912年即已完成。在书中，克罗齐提出了著名的格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这一名称并非克罗齐的发明，而有可能来自于拉布里奥拉。在《纪念〈共产党宣言〉》中，拉布里奥拉指出，“现代无产阶级作为具体主体与积极力量在当代史中诞生、成长与发展。这一行动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革命，必然带来共产主义”。此时的克罗齐业已彻底告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他所谓的“当代史”与无产阶级运动并无实质联系。“当代”在克罗齐看来，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是思想与行动的同一时刻。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不断通过提问与回答的方式而展开的活动。在这一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哲学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概念、原则、方法。由于一切活动是历史与生活交织的结果，过去与现在的边界被消解了，原本的历史事实也便不再存在，“唯一的真实便是现在”。如前所述，拉布里奥拉在谈到历史时，区分了作为全部过去的历史与关于历史的叙述；而克罗齐则彻底抹去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将它们同一化，原本他所强调的理论与实际的差异统一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历史与哲学之间原本作为个别与整体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随着这一思想的行动而消逝。因此，他援引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的名言：“只有历史与哲学，而没有历史哲学”，将之改为：“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历史，更没有历史哲学，只有作为哲学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哲学。”对此，真蒂莱对克罗齐的“当代史”一说深以为然，认为这最终转向了行动哲学。而同一年，真蒂莱在《思想的行动之为纯粹行动》一文中仍然继续以思想与行动的同一为前提，在讨论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时，与克罗齐类似，都从当下认识的角度否认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在他看来，现实是思想自我意识的产物，这是唯一的事实。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关于过去的认识，同样也是思想的一种创造，“过去”唯有通过思想的这一创造才能得以再生。

克罗齐与真蒂莱的政治决裂

通过《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克罗齐明确了历史学的“当代性”，“历史总是诞生于当下的智识与道德需要”。随后，一系列发生于“当下”的事件，使得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之中。

首先是1914年“一战”的爆发。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克罗齐将战争视为文明的倒退，故而支持中立主义者的反战主张；而真蒂莱则视之为振兴意大利的契机，故而极力主张参战。另一位社会党成员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年)同样主张参战。1914年，墨索里尼在社会党喉舌《前进报》上发表了《从绝对的中立到积极有行动的中立》一文，主张通过参战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该文刊发后，墨索里尼被开除出社会党，这使得他“暴得大名”。最终，意大利选择了参战，尽管因中途转入协约国而得以进入战胜国的行列，但它并未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多少实际好处。意大利在战争中所暴露出的国力衰弱与政权无力的问题，使其在战后陷入了空前危机。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宣布向罗马进军，这一虚张声势的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30日，国王维托里奥·艾曼努埃莱三世宣布解散内阁，并命令墨索里尼负责重组内阁。在这一届内阁成员中，只有一位非法西斯主义者，就是任教育部长的真蒂莱。克罗齐与真蒂莱的关系此后逐渐疏离，而1924年爆发的“马泰奥蒂(Matteotti)危机”成为导致两人决裂的最后一根稻草。1924年10月24日克罗齐写下了最后一封给真蒂莱的信。在信中，他写道：

我们之间多年以来都保持着心灵上的分歧，但这并未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但是现在，另一项实际政治的分歧出现了。心灵的分歧变成了实际政治的分歧。这令人感到非常痛苦，却又无能为力。情势的逻辑尽管无关个体，却通过个体而自我展开。但我从未想过与你绝交。

言下之意，在克罗齐看来，彼此在理论上的争议，此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因为理论差异而自洽，所以这一争议无碍于两人的实际交往。但是，当这一争议转变为实际行动时，思想家则必须做出选择。在现实中，即便不做选择，也呈现为一种“不选择的选择”。由此，理论间的自洽因着人的行动而被打破，抽象的思想得以获得历史的力量。如里克·皮特斯所说，“通过区分理论与实际，克罗齐只在理论问题上而非实际事物中接受争议的和谐”。真蒂莱明白这一点，最终两位历史哲学家都选择坚持各自的哲学立场，真蒂莱没有回复克罗齐，两人近三十年的交往就此结束。这一不幸，在很大程度是意大利知识分子在面对法西斯时何以自处的艰难写照。

1925年4月21日，真蒂莱发表了《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宣言》，从民族主义的立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起源及其与意大利国家的关系。5月1日，克罗齐针锋相对发表了回应宣言，这一宣言后被称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在该宣言中，克罗齐批判法西斯主义者滥用历史，将历史视为“某种神秘的宗教”，意大利正在面临这一场“宗教的战争”，应该“通过新的神谕与先知与这一旧的迷信展开斗争”。所谓新的神谕便是后来他提出的“自由的宗教”。

此后，克罗齐投身于历史写作中，相继出版了《1871年至1915年的意大利史》(1928)、《意大利的巴洛克时代史》(1929)、《十九世纪欧洲史》(1932)，加上先前出版的《那不勒斯王国史》，它们共同构成了克罗齐的历史学四部曲。这其中，尤以《1871年至1915年的意大利史》和《十九世纪欧洲史》影响最大。《1871年至1915年的意大利史》乃是作者有感于“一战”及此后的混乱状况使得原本在统一后所存留的高尚精神与情感丧失殆尽而作。同时，克罗齐把自己视为见证者，试图通过该书传递有关这段历史的回忆。《十九世纪欧洲史》是《意大利史》的扩展篇。在该书中，克罗齐首次提出“自由的宗教”，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危机与欧洲文明的危机联系起来。尽管克罗齐精研史学史，但从学科专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都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作品，而更偏向于对观念、情感的阐释与评论。对真蒂莱来说，他对法西斯政治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但墨索里尼的邀请对他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将自己的行动哲学付诸行动的机会。在他担任教育部长后，很快推出教育改革。这一改革方案涉及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系统，但实际只在小学与中学中实行过。这一改革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天主教从中学教育中排除出去，而只在小学教育中继续保留。通过基础教育改革，真蒂莱试图进一步推动意大利的世俗化。因实际政治分歧而决裂的克罗齐与真蒂莱都在通过实际行动来彰显自身的“实践”。克罗齐最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差异统一。在他看来，现实属于政治范畴，是转瞬即逝的事件；思想之于历史书写，则是要试图为保存某种普遍的知识的行动。对真蒂莱而言，思想与行动的同一最终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大众的思想。

从拉布里奥拉到克罗齐、真蒂莱，他们都不愿将哲学视为某种纯粹或普遍的理论，而是始终强调其现实指向。在拉布里奥拉看来，任何科学的理论都应遵循从行动到思想这一内在逻辑。哲学家需要做的，不只是“解释世界”，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最佳的行动指南。克罗齐、真蒂莱则进一步申明拉布里奥拉这一“实践哲学”的历史面向。因此，尽管两人对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却也都拒斥形而上学，并将历史视为哲学存在的前提。无论克罗齐所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真蒂莱强调一切哲学都是哲学史，实际上并无本质差别。两人此后都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但都始终坚持历史实践的这一基本立场。而这，也成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重提“实践哲学”的出发点。

①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二卷)，唐少杰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6页。

②两人的差异主要源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大斯帕文塔属于“历史右翼”，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师生关系。这种师承关系中的批判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的拉布里奥拉与克罗齐之间。1904年，生命垂危的拉布里奥拉，仍在给克罗齐的信中深深感念大斯帕文塔对他的宽容。参见Antonio Labriola,LettereaBenedettoCroce, 1885～1904， Napoli: Istituto Italiano Per Gli Studi Storici, 1975， p.373.

③拉布里奥拉的活动年表，参见Antonio Labriola,Scrittifilosoficiepolitici, a cura di Franco Sbarberi, Torino: Einaudi, 1973, pp.CV～CXII。关于拉布里奥拉的生平与思想，参见Luigi Dal Pane,AntonioLabriolanellapoliticaenellaculturaitaliana, Torino: Einaudi, 1975.

④Luigi Dal Pane,AntonioLabriolanellapoliticaenellaculturaitaliana, pp.477～80.

⑤⑥⑦Antonio Labriola, “I problemi della filosofia della storia”, inScrittifilosoficiepolitici, p.5, pp.7～8, p.15.

⑧1887至1893年，拉布里奥拉连续在罗马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课程。此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首次作为专题出现在其讲稿中。远在那不勒斯的克罗齐，亦是在此间受到拉布里奥拉的热情感染，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

⑨其中，部分文章首先以法语发表，克罗齐则是它们在意大利出版的资助者与出品人。该系列作品按其最初计划，以“历史唯物主义观文集” (Saggiintornoallaconcezionematerialisticadellastoria)为名结集。至1904年病逝，拉布里奥拉只发表了3篇，分别是：(1)《纪念〈共产党宣言〉》(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i comunisti，1895)； (2)《论历史唯物主义：初步阐释》(Del materialismo storico. Dilucidazione preliminare，1896)；(3)《谈谈社会主义与哲学：与乔治·索雷尔的通信》(Discorrendo di socialismo e di filosofia. Lettere a G. Sorel，1897)。另外两篇则在拉布里奥拉病逝后，由克罗齐整理出版，分别为：(4)《世纪之交：回顾与展望》(Da un secolo all’altro. Considerazioni retrospettive e presagi，1901)；(5)《历史、历史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Storia, filosofia della storia, sociologia e materialism storico，1902～1903)。前三种侧重于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及其之于当代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后两种则更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下的历史观念讨论。尽管这些册子篇幅都不长，内容也并不“系统”，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试图回溯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表明其内在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性”；其目的则在于表明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即唯有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促使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