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命的鱼

愚石

蟋蟀到底有几只眼？

二〇一六年的五月十七日，阳光和我一起穿过弯曲的山路，居于凤凰山下一间不足十个平方米的木屋，开始了《天虫》的创作。下半年又有近二十天的时间，从小木屋搬到了邻近的宽畅明亮的朋友正房内，一边写作，一边体验秋到山涧的阴晴风景。两次闭关写作近两个月的时间，于公务、琐事缠身的人来说，确实不易。但更多的难，不是时间的长短，而在写作过程中的殚精竭虑。虽然动笔之前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准备，但在情节与人物的塑造、取舍、结构上，仍然几乎耗尽了所有体能和智力。

那段独处的日子，我是不计晨昏的。床与书桌只有一个翻身的距离，随手即可打开的台灯，穿透深山的黝黑，我甚至能听到光亮落到黑暗中的声响。但有时，即使折身起床，想写的文字也会一散而光，便一个人来到房间外的黑暗中，想象哪块石头是草木的前世，哪一声鸣唱是蟋蟀的魂灵。我在自然风声、雨声、万籁之声的交汇处，以万物为镜，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和创作灵感的闪光处。写作的步履蹒跚沉重，我试图发现灵魂的真相并与之结为同盟，打开蜷曲在心中全部的僵硬的绳索，唤醒一条条通往神秘的花园或者炼狱的路径，沉醉于内心的每一次冥想与苦渡，寻找与《天虫》契合的心境与语调。

更多的时候，在一个人物与另一个人物、一个篇章与另一个篇章的罅隙连接处，我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我孤独地在山间的小路上走，向山的纵深处寻找意想不到的灵光与景色，也常常，无果而终。山在房子的南面，面前的山依然高远，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突然便有了向南而行的灵动之词。瞬间，我又在心里把“南”字默改为“难”，“向难而生”成为那一刻的情感纪实，这也是我整个写作过程的真实写照。

在上一个长篇创作之时，我在一湖边借住。某日，眼见着一条闪着光的鱼穿破水浪，不顾一切地向我游来，让立于岸边的我激动不已。尤其在鱼游到离我只有咫尺的小小的水湾，任由我打捞之后，我更觉得这是上苍送给我的礼物，是最好的慰藉辛劳的上上之品。兴奋之后，由食堂师傅做了鱼汤。问及鱼为何从水深处游到岸边，师傅告诉我，这鱼应是受了伤，生不如死，它游向岸边，就是赴死的。胸中一阵疼痛闪过，“游命的鱼”几个字突然冒了出来，不是游生，而是赴死。有这样勇气和姿态的鱼，该是承受不起怎样的痛苦，又是否经过多少纠缠和挣扎，我不得而知。自此以后，为这条鱼写点什么的念头一直提醒着我，但我始终未能动笔，因为我自己，又何尝不是那条游命的鱼呢？包括小说的主人公油爷，与生活在漩流中的无数世人，又有什么样的分别？

人的一生，会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选择之后的生命歷程，往往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由此，“向难而生”不仅仅是励志之语，更是每个人以不同的姿势“游命”的生存境况。如同在我选择要把《天虫》当作精品去创造的时候，我已经赌上了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深厚积累。三年前，我编写了《天下第一虫》这本科普读物，存贮下创作所需要的丰富知识。三年后，我翻阅了上百公斤的宁阳史志和张家大院的相关资料，但仍然觉得对《天虫》而言，都还远远不够。因为，每一只蟋蟀都是天地间的美丽精灵，每一只蟋蟀都有迥异于万物生灵特有的清丽面貌和嘹亮唱腔，我怎么能以自己有限的视觉和目力，看透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民族图腾呢？

蟋蟀有几只眼是一个非常好回答的问题，难以回答的是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眼。这是生物学上的研究课题，我无意追问，我只想写好《天虫》。毕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蟋蟀文化作为主题背景的长篇小说，唯一性也要求我在创作上的独特性，这也是我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和标准。正因如此，我在小说的结构、语言、叙述方式上，都做了一系列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如：“无数的飞虫，并不是蚊蝇，像无处不在的跳蚤。痒。不着边际的梦。有只叫皇军的狗，向来不会在暗夜里叫，它只是某种关联。凌晨一两点的山风，被关在外面。狭小的屋里只有烦躁与热浪。开始与结束。铁打的温柔。油爷苦难而坚定的未来。怎么会想起六月六磨大刀的事？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或者怪物……”这是小说第四部分的一个章节。在彰显小说本身的逻辑和故事、人物形象的丰富和饱满的同时，我还特别强调作家本人的意识流动、情感真实、生存状态与作品人物之间的融合与共振，是对写作传统的肢解分离，也是作品表现手段的重塑和再造。

在天为龙，在地为虫，是为蟋蟀。蟋蟀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精髓所在，繁盛之世方有文脉流传。由此，《天虫》才有了在《红豆》的展现，才有自己鸣唱和歌蹈的舞台。

感谢丘晓兰女士和编辑部的各位朋友，感谢在创作过程中给予我无数关爱的亲人们。

2017年12月于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