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增强“四个意识”路径探析

2018-04-21 06:18王贺宇郭文亮
红广角 2018年1期
关键词:十九大报告四个意识全面从严治党

王贺宇?郭文亮

【摘 要】全面从严治新常态下必须要增强“四个意识”,增强“四个意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但要增强“四个意识”需要具备现实的可操作路径,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见诸效果。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增强“四个意识”的必要条件;从严治吏是增强“四个意识”的关键环节;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日常工作;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增强“四个意识”的重要方式;加强制度建设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新常态;“四个意识”;路径;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大报告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41-06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公开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又特别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树立“四个意识”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从国内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风险矛盾都会叠加,各种复杂、敏感的情况都会聚集,既面临着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者”和“部门利益”的问题,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等隐患。从国际上看,世界格局不断调整,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政治呈现多极化趋势,地缘政治复杂化显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提出了增强“四个意识”的新要求,是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指从严治党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稳定的状态的转变,是从严治党的新举措、新动态、新标准和新局面,是一个全面、持久和深刻的过程。其关键在于管党治党的全面和从严,全面从严治党覆盖着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以“严”字当头,把“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把“从严”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标准、新常态,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提出增强“四个意识”是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刻把握,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实践问题,要付诸于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实践中,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见诸效果。因此,增强“四个意识”必须探索和完善其运作和协调机制,使其从理论到实践都具备现实的可操作途径。

一、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全党令行禁止,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命运所系,也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要求。没有党中央的集中統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将无从谈起。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正视的关键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指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众所周知, 苏共作为执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在执政70多年后,一夜之间便迅速垮台,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落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党员干部队伍分化严重,派系林立,纪律松弛,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分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力弱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针对苏东垮台解体的深刻教训,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①强调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中,只有在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自觉增强“四个意识”,才能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无数经验表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的必然要求,是党作为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标识,也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要求。当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就必须要旗帜鲜明地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绝不允许违背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更不能表里不一、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坚决抵制和反对欺上瞒下、两面派、懒政怠政和消极应付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要站在党和国家领导大局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向党中央看齐,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在关系到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总方针、总目标、总政策等核心和全局的问题上,全党上下要自觉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央权威,才能凝心聚力、号令统一、步调一致。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增强“四个意识”的必要条件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的重大任务,更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③增强“四个意识”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共识和认同,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高要求和硬指标。增强“四个意识”到不到位,客观上必须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条件,只有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这把解决党内问题和矛盾的“金钥匙”,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中得到党性修养的锤炼,才能做到全面净化党的政治生态,在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下,党员干部才能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为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坚决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不断加强党内监督,坚持正风肃纪,严厉惩治腐败,“打虎”“拍蝇”“猎狐”成效显著,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孙政才等严重违纪案件,严明了党的纪律,实现了从管党治党的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着力解决了党内政治中存在的不正常、不认真、不严肃等问题,使党内政治生活气象为之一新,党内政治生态有了明显好转。站在新的起点上,增强“四个意识”必须把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净化器,面对复杂的形势任务,唯有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为条件,才能造就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四个意识”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党内政治生活中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①这类尖锐的问题是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要剔除的的沉疴顽疾,是必须及时清除的危害党肌体的病毒,也是增强“四个意识”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想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使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就必须要敢于直面这类问题,正视问题,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严肃整改和查处存在的相关问题,做到自觉刮骨疗毒、猛药去疴,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有效破解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破解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难题,首先要尊崇和维护党章,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落实好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②此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还要严格遵守党的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③只有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效防止“七个有之”,自觉做到“五个必须”, 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做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内政治生活才能稳定地开展起来,才能为增强“四个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地开展起来,党就能保持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党内政治生活就会死气沉沉,弊病丛生,组织涣散,思想僵化,就会危害党的事业。新形势下,党要想有效应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就必须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唯有如此,增强“四个意识”才能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作为依托,党员干部才能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三、从严治吏是增强“四个意识”的关键环节

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从严治吏是着力点。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新时期,习近平也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从严管理干部,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既从思想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②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年代,党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和干部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分不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上,在少数领导干部中,自身腐化堕落、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现象屡禁不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问题频发,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定力不强、在原则问题上明哲保身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对于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归咎点不单单在于个别党员干部钻党内法规制度的空子,还在于其“四个意识”淡化甚至严重缺失。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③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长远利益上强调了从严治吏的重要性,也对增强“四个意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党的干部是增强“四个意识”的主体之一,只有抓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让其发挥引导、管控和监督作用,让党的干部扮演好增强“四个意识”的引导、示范的角色,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其过程中充分发挥好管控作用,并对政策的落实效果进行有效的监督,才能引领“最大多数”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从严治吏是增强“四个意识”的关键环节,只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以上率下的氛围中,做到严格自律,自觉带头增强“四个意识”,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敢于担当,不谋私利,在政治方向上不走偏,在政治立场上不动摇,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看问题,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向党中央看齐,才能充分发挥其增强“四个意识”的引导、管控和监督作用,才能在全面從严治党进程中自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四、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日常工作

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作风。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对夯实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深刻把握。党的作风建设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只有持之以恒抓党的作风建设才能凝聚全党的向心力、号召力和聚合力。习近平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对加强党的作风方面作了深刻论述,报告指出:“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⑤抓作风建设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日常工作。从党员干部自身而言,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是否具有优良的作风,不断解决作风问题,集中反映到党员干部能否对理想信念有着不懈的追求,考验的是党员干部是否补足“精神之钙”;从党群关系上看,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党的作风是对党的形象最直接的表达,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对大政方针的理解和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党的作风的认识和判断。因此,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必须要做到作风建设永远走在路上,增强“四个意识”更要持之以恒抓作风建设。

事实证明,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增强“四个意识”,作风建设必须持之以恒抓下去,要通过不断整饬党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几年以来,反“四风”成效显然,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到逐步刹住“车轮上发生的腐败”,再到集中整治“会所的歪风邪气”,使各种不正之风得以纠正,党群关系有了更明显的改善,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但有些不良作风积习甚深,稍有松懈,便有可能死灰复燃,出现反弹。古人云:“久久为功方可善作善成”。在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常态的关键节点,增强“四个意识”必须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没有休止符。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找到新时代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作风建设既不能出现一阵风的现象,也不能流于形式。要保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持久劲头,要不断建立健全體制机制,使作风建设呈现常态化。新形势下,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需要以党的作风建设为辅助。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无论是要啃简政放权的硬骨头,还是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无论是严厉整治腐败,还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都必须以增强“四个意识”为发力点, 持之以恒地推进作风建设。

五、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增强“四个意识”的的重要方式

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党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手段。从历史上看,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十几次大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集中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前者是针对全党范围内的集中教育活动,后者则是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重点的集中教育活动,通过这一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党内更加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新中国初期,为适应革命的胜利和执政地位转变的形势,1950年,中央通过整风整党运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执政意识,巩固了新生国家政权。改革开放后,为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展,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通过整党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影响,增强了全党改革开放的意识。进入21世纪,中央又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1998—2000年)、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教育活动(2005—2006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2008—2010年)以及十八大后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有效解决,稳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实践证明,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依据变化的形势和任务,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创新和发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逐个化解,最终达到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目的。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是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重要方式。置身于国内外复杂的大环境下,党只有科学准确的把握时代形势,推进集中教育的与时俱进,把增强“四个意识”作为集中教育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才能使党员干部在集中教育活动中自觉树立“四个意识”。把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一个重要方式,就要一方面在工作和学习实践中,逐步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于现实,主动找出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要在实践锻炼的基础上,抓好学习培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组织生活,使之逐步形成经常性的集中教育的机制;另一方面,要逐步向基层延伸,抓好基层增强“四个意识”的工作,要针对当前基层党建的薄弱环节,强化增强“四个意识”的教育引导,要常抓基层党建工作中制度的落实情况,引导基层党员干部自觉增强“四个意识”。

六、加强制度建设是增强“四个意识”的根本保障

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曾发人深省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①科学有效的制度具有稳定性、全局性、长远性、权威性,能起到统领的作用,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全过程,加强制度建设,要不断建立和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制定科学完备、高效协调、具体可行的规章守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重点,党先后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不断加强和完善制度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更对党的制度建设作了鲜明的指向,强调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②

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增强“四个意识”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应该加强制度建设,使实体的原则规定在程序和法理方面上升为制度层面,以实现其现实路径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有了良好的制度作为支撑,增强“四个意识”才能在根本上得到有效地维护、合理地运作,才能具有持久有效的运作模式。强化制度的保障,就要建立增强“四个意识”的长效机制,应着重从领导、运行和监督三方面发力,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构建完善系统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从领导层面上讲,各级党委(党组)承担着增强“四个意识”的主体责任,对增强“四个意识”起着领导作用,能否落实各级党委(党组)的领导责任,关系到增强“四个意识”的成效,如果党委(党组)对增强“四个意识”的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到位,势必影响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从运行层面上讲,增强“四个意识”必须有效执行相关政策规定,着力构建完善的执行考核体系,增强“四个意识”重在执行,要用制度消除执行的“盲区”,要对执行过程和后果进行管控,执行得到不到位,是检验整个运行体系的试金石。从监督层面上讲,党的纪委和相关部门承担着增强“四个意识”的监督责任,要对增强“四个意识”的成效实行监督,要完善以奖惩机制和追究机制为主导的监督体系。必须强化党内监督,如缺乏监督,增强“四个意识”的效果将得不到体系的保障。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必须根据增强“四个意识”的新要求,继续完善增强“四个意识”在领导、运行和监督层面的制度体系,不断实现其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推进增强“四个意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王贺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郭文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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