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父母：一条自证之路

龚菁琦

今年42岁的何春光，35岁之前从未想过多生一个小孩。他的家乡在赣湘交界之地，镶在山海之中，人情世故圈囿一处。

2011年，这位不喜“假模假式”报道的乡镇干部，看到了《凤凰周刊》的一张图片，一位失独母亲，趴在孩子的墓地上嚎啕恸哭。

当时，正值大批的独生子女已成年，同时父母年过50难以再生育，关于失独家庭的报道处在一波高峰。

何春光彻底改变了想法，进而改变了人生——他决定再要个孩子。

一切从“超生”那一刻起开始改变。中年干部，离开“安逸、受尊重”的体制内工作，不得已去另觅他处，一方面警惕自己掉入底层，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失去的尊严自证。

开除

决定要二胎时，何春光的女儿已有7岁，作为乡镇财政所的职工，多生一个的代价他很清楚，有同事被降级、降工资，有朋友与老婆被迫离婚，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看守所所长被免掉官职。气氛很紧张，干部对超生的弦都绷得紧。

可看到失独母亲的照片后，他悲哀，又感到不确定。“你能保证你的小孩健康顺利成长吗？”疾病、灾难、食品不安全，还有一个小女孩会遇到的种种欺凌统统涌入脑海，“我哥同学的一个女儿，14岁，暑假下河玩，不小心掉水里，完蛋了。”

出生于70年代的农村，何春光从小环绕在7位兄弟姐妹之中，模模糊糊的经验给他的感觉是，“你能说他们哪一个是多余的吗？”

县城里平安“超生”的小孩也有，有拿到准生证的，前提是头胎有缺陷的，有大领导愿意帮忙担责的，或者是夫妻假离婚的，再不然去外地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