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的流动

摘要：本文把礼物的流动放在一个村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试图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实践中的运作逻辑，通过对村庄各种场合礼物馈赠的研究窥探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研究发现，“礼”与“网”将乡村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以“网”的形式动态的联结着，构成了“分子模型”式的当代乡村社会，礼物流动过程中反映出当代苏北村庄人际关系的“有限理性”、“无奈理性互助”两大特点。

关键词：礼物；流动；人际关系；互惠；互助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04-00-03

一、引言

国外对于礼物交换的人类学研究理论主要有莫斯的“礼物之灵”说，而后马林诺夫斯基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互惠原则”。萨林斯对“互惠原则”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他确定了决定馈赠与交换之一般属性的三个重要变量：亲属关系的近远、合群度及慷慨度，并提出交换现象的三种类型：一般互惠、均衡互惠和否定性互惠。当西方研究者将研究对象转换到中国人的礼物交换实践活动时，则建立了中国本土人的概念——用关系（个人网络）、人情（道德规范和人的情感）、面子（脸）和报（互换）——这一分析框架。

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社会，但是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中礼物附着的意义却独一无二。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的馈赠与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本研究考察了笔者所生活的一个苏北小村庄的礼物交换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试图用“互惠原则”这一理论模型考察村庄的礼物流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随着时代发展乡村礼物流动模式的新特点与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

二、“礼”和“网”

当我桀骜的向在饭桌上讨论接下来连续几天要“出”好几家“礼”、今年出礼已经花了很多钱的父母抱怨道：以后我大学毕业了肯定不会在农村老家了，肯定要留在外面了，你们“出”这些“礼”有什么用，又收不回来，以后我也不会再续的时候，父母不无嗔怒的责怪我“你小孩子懂什么”，便又讨论谁家的“礼”要“出”多少钱，谁家的“礼”该由别人来带谁家的“礼”要自己去“出”。

阎云翔笔下的“随礼”在西村方言中被称为“出礼”，“出”的汉语释义其中有“往外拿，支付”以及“来到”两个释义，两个释义在此都可以解释“出礼”中“出”的含义：既是指人的出席也是指礼物的馈赠。而“网”则是“社会关系网络”最直接的简称，“出礼”和“出网”在口语中可以混用，表示等同的意思。这个“网”不仅包括基于宗族的亲属，还有村里的熟人同时也包括同事、同学、朋友、生意伙伴等等。

在西村，“网”在村民的口中经常被提及，和“礼”一样频繁，村民在一起会讨论“网”的建构和村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情况。在家庭等私人场合，则会讨论“出礼”的礼金金额和适当的礼物，不同的“网”、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由，礼金金额和礼物类型是大有讲究的。本文基于阎云翔教授的分类，将礼物类型二元分类为表达性—工具性礼物，区分仪式性场合和非仪式性场合礼物馈赠的各种类型与特点以及变迁发展。

三、表达性与工具性礼物

（一）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在西村，根据生命周期，有以下几个人生重要的仪式性场合一般来说必須要置办酒席：婴儿十二天、整岁生日、结婚、盖房买房、整岁大寿、“老人（葬礼）”。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商业化的扩展，红白喜宴一条龙服务团队不断发展，从食物原材料到桌椅餐具、再到做菜师傅，都有他们提供。

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较高、受村人尊重、懂“礼”的人会被邀请担任礼簿记账人，同时会有1-2人辅助他，礼簿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和理性计算的工具。礼单赋予出礼活动以仪式性和神圣性，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阎云翔，2000）。

在录礼金的同时，会给出礼的人发放礼品（“老人（葬礼）”没有），不同的仪式性场合一般来说礼品稍有差别，如在生男孩的酒席上会赠送喜蛋。但是，一般来说，礼品中会有一包红南京或者红双喜香烟，如果礼品中没有烟的话会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这家人很小气。关于香烟在苏北农村仪式性场合等同货币的价值，在接下来的内容类还会详谈。

礼金是各个仪式性场合都必不可少的，礼金的金额则根据亲属关系的近远来定，礼金金额是这个“网”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和别人没有“网”，贸然去“出礼”，或者主人与一个人没有网，却邀请别人，背后的动机会被双方及他人揣度。在既有的“网”下，一个人不能随意减少金额，同时也不能随意提高礼金金额，这不仅会给主人带来尴尬，也会让原本出相同礼的亲戚好友感到不满与尴尬。而礼物，则是根据场合、亲属关系的近远以及个人慷慨度决定的。

1.“十二天”

在我出生以前，西村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为新生孩子办“满月酒”，随着社会习俗的变迁，“满月酒”逐渐演化成了“十二天”，基本上顺产的孩子都过“十二天”，剖腹产出生的孩子仍会过“满月酒”。

除了出礼，孩子的外婆、 姑姑、 姨亲等亲戚会送孩子衣服作为新生儿的礼物，在以前，老一辈的家长还会给孩子亲手缝制虎头鞋虎头帽。

2.订婚和婚礼

婚礼作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仪式性场合，是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中展现，因而出席的人越多越好。出礼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朋好友，一类是本村邻里。所有人都要给新人送礼物，但礼物不同。本村邻里只需要出礼，并且出礼金额都记录在礼簿上。亲朋好友中，男方这边的姨亲、表亲、堂亲等近亲除了上礼簿的礼金还需要给新郎“压口袋钱”，女方这边的姨亲、表亲、堂亲等近亲除了上礼簿的礼金还需要给新娘“压箱钱”。姨、表、堂兄弟则会送给新人带有祝福语的门匾和镜子。

客人上完礼金后，会领到一份礼品。在酒席上，斟酒的还会有一包烟，一般来说，一桌酒席刚开始一定会开两瓶酒发两包烟，无论能不能喝完。婚礼前男方会有人“压床”，女方弟弟要给姐姐“端洗脚水”，“提箱子”“背上婚车”，在婚车接新娘回来的路上会有人“拦车”、新娘接回来进洞房前会有人“拦门”，晚上酒席结束后会有闹洞房、找“马桶盖”“收筷子”“戳窗户纸”等习俗，在这些过程中，新人的父母、主持婚事的负责人和参与每个“闹婚”习俗的另一方就给多少香烟进行协商。对于在婚礼上帮忙的邻居亲人也要给香烟表示感谢。以我上次参加的婚礼为例，办婚礼的家庭一场婚礼花费了约八十条南京烟、二十条苏烟，价值约为一万两千八百元，在苏北农村，女性吸烟人数十分少，而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吸烟。在这些仪式性场合，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香烟视作婚礼的必备礼物，甚至充当了货币的交换价值。

3.盖房买房

在笔者幼年，西村盖房在上房梁时，会在扁担里放上糖果、苹果、橘子以及硬币，随着鞭炮声向下撒，引得全村孩童前来抢拾。盖房这家则会宴请亲友，亲友会给礼金，不同于其他礼金，此礼金有专门称谓：“烧炕”。在那个时候，家中盖房，瓦工需要花钱请专门的人，而一般的帮工则由村里的青壮年无偿来帮忙，只供应饭食和香烟，在工程結束后请客吃饭和购买香烟表示感谢而不需要付工钱，下次其他家盖房则此次盖房主人也要无偿前去帮忙。这样的帮工在村里也有专门的称谓“打轻工”。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以及农村独家独户盖房现象的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上梁”“打轻工”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烧炕”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在村里盖房抑或是在村镇、县城小区买房，都会有“烧炕”这一习俗。

4.葬礼

“死者为大”、“生养死葬”，丧礼在中国大多数文化中都意味着是亲友与死者进行最后道别的机会，是农村社会中最为重大的仪式之一，是生离死别、是联系亲友的大事（贺雪峰 2013）。那些在其他仪式性、非仪式性场合中不能到席的亲友，一般也都要出席丧礼。即便是与死者与死者生前发生过冲突、或者实际上关系疏远的近亲，也要出席葬礼，不然就被会认为不懂礼数。在村里的近亲晚辈则需要在丧礼举办前两天便需要去“帮忙”，筹办丧礼，在丧礼进行过程中尽力帮忙。

在西村，举办丧礼所花费的钱一般是由老人的女儿所出，如其他仪式性场合一样，前来“出礼”的人需要按照既有的“网”来给礼金，主人家置办酒席但不要回赠礼品。在葬礼上，绝大多数的礼物馈赠是送给死者的：花圈、阴间用品等等。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还有送羽绒被给逝者亲属的习俗，后来这一习俗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近亲送给举办丧礼的家庭一笔“助丧金”，这种习俗的变化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筹办丧礼成本的大幅上涨密切相关。

5.生日与祝寿

在西村，生日正式的筹办一般只在“整十岁”，除了“十二天”以及“满月酒”，一般在孩子“六岁”“十岁”会筹办生日宴会、老人则在“六十”“七十”“八十”大寿时举办寿宴，随着老人年龄的上升，并不一定在整岁筹办寿宴。生日庆典的规模则根据家庭情况而定，规模不一，对于社会地位高、经济情况好的家庭来说，生日宴会规模大，宴请亲友多，赠送礼物也多。笔者有一个身为乡镇企业老板的舅舅，经常为孙子孙女举办生日宴会，以至于亲友抱怨其就想借生日宴会收礼金。

6.升学

在当代农村，除了上述一般必须要举办宴会的仪式性场合，几乎只剩下升学这一偶然性的可以举办正式宴会的仪式性庆祝场合。一般来说，考上越好名校的家庭在宴会举办上会更隆重，在这样的场合上，宴请到的亲友一般都会前来，一些原本没有“网”的亲友也有可能前来“拉网”。作为升学者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在正常上礼簿的礼金外，还需要另外给升学者一笔高于礼金的鼓励金。

（二）非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

1.孝老爱幼

在西村，由于近些年来青壮年劳动力涌向苏南及全国其他各地城市，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国庆、农忙时节是年轻人集中回乡的时段。对于已经有工作收入、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回家必须要去看望近亲老人，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懂礼数的，父辈也会施加压力让去看望老人。在看望老人前，一般会购买牛奶、烟酒、营养品等礼物外加给老人一般100-500元的孝老钱。对于老人的子女、孙子女来说，礼物则需要更为丰富、孝老钱在数额上一般也会更多。但是，多数老人在得到子女的孝老钱后，又会将钱以压岁钱等形式返还给孙子女。

对于孩童，作为农村人，在礼物购买行为上较少，主要是给孩童钱。在春节，走亲访友的过程中则需要给年龄较小的孩子准备压岁钱，金额一般会和其他亲戚商量，相同的近亲给相近的金额。在平时，孩子生日或者其他亲戚相聚的场合，也会给年龄较小的幼童钱，同时给孩童购买牛奶等零食。与孝敬老人的孝老钱不同，给孩子的钱是建立在“互换”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虽在这些钱没有像正式的仪式性场合那样记录在礼簿上，但是每个家庭都会把钱数额记在心里，在下次回访的时候再给亲戚家的小孩，如果当时还没有孩子，待以后对方家庭结婚生育后也会增加金额“返还”。

2.互助型礼物

在西村，生病、遇上意外事故住院时往往会收到亲朋好友的感情和礼物以及钱财慰问，如果作为亲友，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作出表示的话会被情理所不容，受到大多数亲友在背后甚至当面的指责，在今后与亲友的交往中，很可能从此产生隔膜。很多因各种原因原本关系并不是很好的亲友也会借此机会修复关系。例如上文所提到举办婚礼的这户家庭，前不久男性户主不幸去世，在保险赔付、丧事举办、随后儿子筹办婚礼的过程中，得到了亲友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给予礼物以及钱慰问，还试图将此户老家用不上的东西拿回家的近亲则受到了指责，引发不满。

如果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生病，作为晚辈，如果可以回家看望的都应该抽空回家看望，在这个过程中，晚辈会给老人带一些老人需要的营养品等礼物和慰问金。如果有其他近亲身患大病，亲姊妹家则会根据自家经济情况给无偿给一定数额的治疗费用以及恢复费用，有时间的会帮助照看、打理家务，在看望病人的时候会给病人家里的孩子以及病人购买营养品以及其他需要的生活用品。特别的，在西村，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仍然保留着自家烙饼的习惯，如果某家烙饼手艺好、烙饼原料多，则会给没有时间烙饼或者因病因年龄没有能力烙饼的家庭送去烙好的饼，在此过程中，人际关系更加融洽。

（三）工具性礼物

在西村，表达性礼物馈赠称之为“出礼”，而工具性礼物馈赠则和全国各地一样叫做“送礼”，送即“赠送、奉送”，与“出”不同，“送”只是指礼物的奉送，而人则隐于礼物之后。“送礼”这一词语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身份或者地位的差别在里面。阎云翔教授将工具性礼物分为三类：间接付酬、巴结性礼物以及上油（润滑作用的礼物），在西村，作为工具性礼物的馈赠，润滑作用的礼物更为常见，即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为了“走后门”而进行的礼物馈赠。润滑性礼物必须在求人帮忙之前赠送，而且通常是由中间人转交的。

前不久我就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本村村民有一个住在乡镇上的姐姐，姐姐丈夫身患残疾，有残疾证但是没有补贴，便希望办领低保，但由于其姐姐性格孤僻、与村人不睦，加之常年在外面儿子家，是一个可办可不办低保的边缘困难群体（一般儿子有工作收入不给办领低保，但其丈夫身患残疾），虽然居委会支部书记为同族人，但是其笔者无法前去说情，便有意托其妹妹前去打点，在未前去询问之前，其姐姐儿子便给姑姑一千元钱“礼物开销”，后来姑姑第一次在乡镇上遇到书记便有意无意提到此事，希望关照一下，第二次则正式购买两条烟，登门拜访，希望能够为其办理低保。虽然随着十八大召开，乡村干部收礼之风大为减少，书记没有收礼，但是同意考虑其困难情况，酌情为其办理低保。

四、反思：礼物流动的实践与意义

通过对西村各种场合礼物馈赠的研究窥探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由“礼”至“网”的过程中包含着复杂的伦理道德规则和互惠互助原则。随着社会变迁，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乡村礼物的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乡村日益原子化的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的形式仍被动态的联结着，构成了乡村“分子模型”式的社会。香烟在各种礼物馈赠场合的重要作用反映出农村社会男权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发现，在乡村社会的礼物流动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晚辈回到家乡必须要看望村中老一辈近亲，根据自己的收入给老人孝老钱、为老人购买营养品。虽然苏北的宗族势力在上个世纪历次革命的冲击下先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小，但是传统长幼有序、尊老孝老的伦理道德规范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老一辈不断的逝世，维系着乡村秩序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也面临着瓦解的趋势。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称作“熟人社会”，贺雪峰则将现在的乡村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将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称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从西村礼物流动的实践中看到，随着老一辈的逝世，趋于瓦解的不仅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在农村人口流动加剧的过程中，亲属关系的紧密性存在着松动，邻里、朋友、同学、同事，这些关系进一步扩展，显示出农村人际关系的趋于理性化，这种理性化一个典型表现便是人际关系网大、社会地位高人更倾向于举办各种形式的仪式性场合，而由于物价上升、商业化的发展，对于普通的乡村家庭，举办仪式性场合的成本上升减少了他们办礼的频率以及办礼的规模。

但是可以看到，當面临疾病以及其他不可避免的风险时，亲属仍然是这个“网”的核心部分，这种礼物馈赠行为中互惠原则的具有模糊性的，互助原则则体现的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发展趋势称为：人际关系的“有限理性”、面临风险以及困难的“理性互助”，“烧炕”习俗的保留、“助丧金”习俗的产生发展、在疾病及其他重大事故中亲友的无偿帮助都反映出村民在市场化经济浪潮冲击下面对各种风险和困难的“无奈理性互助”。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和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薛青超.从表达性礼物到工具性礼物：乡土社会人情交往秩序的变迁[D].安徽大学，2017.

[5]王俊杰.人类学视野中的礼物世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2-25.

[6]潘泽泉.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3）：221-227+246.

作者简介：周新成（1995-），男，汉族，江苏人，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主要从事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农村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