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儿细节

杨明

一

龙儿不姓龙，龙儿也不该叫龙儿，他把一个字的谐音给改了。

龙儿生于一九六七年，他是四岁时得到了这个别名的，当时别名书写在医生的诊断书上：聋儿左耳感音性失聪，损失三十至四十分贝，右耳混合性失聪，损失四十至五十分贝。他母亲看他父亲，他父亲给医生递烟，医生连连摇头摆手指着墙上严禁吸烟的警示牌。他母亲问，您写的是什么啊？医生说，这孩子耳朵背，后天性失聪。咋背的？他母亲又问。医生奇怪地看了看他父母，这话好像应该我问问你们，这孩子发过高烧没有？得过什么病没有？他父母没摇头也没点头，互相看了看。他父亲说，背到什么程度？医生一拍桌子，使用的是警察勒令犯人坦白从宽时的那种力度。龙儿一抬头，手拉紧了母亲的衣襟。医生说，看见没，就这种程度。从医学上，严格来讲他这种症状叫重听，没达到全聋，但小声音和远距离的大声音他要么听不见要么听不清，像咱们这样正常说话时对他就需要加大音量，要么放慢语速，但也不能保证他全能听得清。断断续续的，常说耳聋的人听三不听四，就是指的这个。能治吗？他母亲问。希望不大，医生说，这孩子听力神经损坏了。明显是药物中毒的症状，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没发现有效的治疗办法。药物中毒，什么药物？他父亲问。医生再次好好看了看他的父母，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笑了一下说，一般来讲容易引发神经中毒的药物主要是链霉素，庆大霉素，卡纳霉素这几种。我是医生，有的话我本不该说的。您说您说，不碍事的。他父母忙说。医生说，我见过不少那三种药物导致神经中毒的患儿，你们这孩子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有的同样是听力受损，但不仅仅是重听了，成了全聋哑。药物中毒属于诊疗中的偶然和意外，责任并不在他们的父母身上，但他们的父母都很自责，非常难过，觉得自己害了孩子的一生。啊……龙儿的父母吁了一口气，这么说咱家孩子命还挺好，挺幸运。医生点点头说，你们说幸运就幸运吧。可能非常幸运。但是呢，反正患儿在咱们这小地方的医院是没法治愈的。不过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前年咱们医院也收治了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十二岁。主治医生也说过咱院没有办法了，后来他父母带他去了北京做了两次手术，那孩子竟然好了。医生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机会也带孩子去北京上海看看，孩子还小，旱看也许早有转机。他父亲说医生那……医生对护士说，下一个。

父母带龙儿回了家，还没进屋在院里就互相吵了几句，吵架的声音一般比正常交谈时的分贝要多一些，龙儿便听见了。

龙儿的祖母过来问孩子的病看得怎么样，龙儿的父母吵得顾不上回答，祖母听明白了，他们在互相的语言攻击中争论的是龙儿致聋的责任问题而不是原因问题，四岁孩子的理解能力有限，没听明白。邻居马大婶站在她家院里用更多的分贝告诉这边，火车司机马大叔夜里要出车，现在正在睡觉。龙儿父母马上停止了争吵。他们都是能充分考虑别人感受的人。

父亲牵过龙儿的手递给他祖母说，算了，哪天我带他也上北京去看看好了。

祖母说，哪天去？

父亲说，不定哪天就去，這事得抓紧。

马大婶扒着墙头问他母亲，他咋的了？

他母亲转身回屋了，父亲说，他神经坏了。

马大婶说：什么坏了，神经？

祖母成了龙儿人生中的第一个谎言家，她无数次地对龙儿说，你爸要带去北京治耳朵了，快了，不定哪天就去。

从四岁说到七岁，龙儿混迹于正常的适龄儿童队伍中间，就上学了。

二

半郊半城的结合部，小学校不远处有个豆腐房，背着书包的龙儿经常光顾这里。有时临上学前祖母或母亲给他拿上一点钱，嘱咐他放学后带一两块豆腐回来。低年级小学生放学早，常常龙儿来了，豆腐房里热气腾腾，豆腐却还在形成的过程中。龙儿站在那里看做豆腐的师傅站在高高的笼屉上方，用两根木棍用力挤夹湿漉漉的纱布包，豆浆不断滴渗出来，他仰头默视着，揣摩渗漏的声音。

少量的滴滴答答声响对于龙儿就像干旱的土地等候春天的雨滴一样，聊胜于无。只有在盛夏里下暴雨时，天昏地暗银河倾翻万马干军的雨线把天地混沌成一处时，他才能过过耳瘾，较为充分地领略渗漏的音效。

有时龙儿溜到后院的磨房，看戴着眼罩的毛驴拉着石磨磨黄豆。毛驴一圈一圈地走着，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龙儿刚学过新疆的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去北京的课文，他不知道眼前这头毛驴去没去过北京，他认真地收听石头磨石头的声音，驴蹄铁掌踏地的声音。

小学生们之间的游戏是龙儿在发蒙道路上正确辨识自己定位自己的另一要素。龙儿每天都要接到加入群体游戏的邀请，比如今天高年级孩子们要玩个打鬼子的游戏，龙儿就受邀扮一个屡教不改的叛徒或汉奸，又被俘虏了，由首长训话。

首长一般由在家里天天挨说挨打接受家长重点教育的学生来扮。首长说，啊，你又落网啦？跟你说多少回了，天天拎着耳朵告诉你，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进油盐呢，你耳朵塞鸡毛了吗？听不懂大人说话吗？大人间你话呢，聋汉奸。

龙儿躬腰点头诺诺。

首长非常气愤，但终究是大度的，挥挥手说，看在人民群众的面子上，最后饶你一次，滚吧。

龙儿说，啊？

首长说，滚！

哎。龙儿向首长敬个礼，结束了自己的角色，退场，等待下一次被邀。

这个“啊”？在首长这里是有意的，首长们发现龙儿在游戏之外与人对话时对“啊？”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啊”？“啊”？？“啊”？？？，平均约占每场对话的百分之六十七左右。首长从中获得灵感，要求龙儿也原汁原味地这样自己主演自己。首长们对龙儿的演技表示满意，也一致认为这样的游戏非常有效果。

龙儿也很高兴，一边答应着一边也哈哈笑。自己的耳朵能给别人带来欢乐，让龙儿自豪。

还有其他的游戏，有时龙儿未被正式邀请就已经不自觉地加入其中了。常有些时候，特别是黑夜中的有些时候，龙儿在路上走着，一颗硬土疙瘩以冲击速度飞在他的后耳根上，他立即用手去揉，揉出一个杏子大的包，龙儿茫然四顾。

你们为啥打我呀……夜幕里传出去悲愤的哭喊声。

龙儿试图用哭声传递一个交流的信号，我是不该被这样对待的。

又一块带棱角的石头，落点是前额稍偏的太阳穴附近。龙儿捂住冒血的创口落荒而逃，跑得比汉奸还快。

跑到家里让家人给他洗脸擦血，诉说夜路的历程。他姐姐哭了，父亲说，谁打的，找他去。母亲说，找谁去，谁打的还能让他看见？龙儿归家之前父亲刚吵完一架，父亲心情本来就不爽，听自己每说一句话母亲仍在反唇相讥，更加不爽，一挥手说，活该。母亲拿纱布块敷在龙儿的创口上，吩咐他自己用手按着，扭身去找固定纱布的橡皮膏，说，以后没事少出去讨厌，老实在家待着，黑灯瞎火的本来就啥也看不清，也许人家叫你你又听不清，不打你打谁，这次幸亏打在太阳穴上了，下次把你的眼睛打瞎，你脑袋上哪还剩下个好地方了。

祖母蹲下搂住他说，孩子，以后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夜深了，龙儿不敢高声，用耳语悄悄告诉睡在身边的祖母，我是去妈妈图书馆看书借书了的。

祖母七十来岁了，耳聋眼花，听力水平与龙儿难分伯仲，听了龙儿的耳语翻个身继续沉睡。

龙儿识字不多时候就发现了母亲的借书暨阅览证。

龙儿白天上学，常常在晚饭后溜到母亲厂里的图书馆，阅览是一种无声的广泛交流，阅览本身是接受识之不多的文字和琳琅满目的图片对自己说话。在阅览的过程中思索是自己对文字和图形在说话，阅览让龙儿认识到自己很爱倾听，也很健谈。对阅览的渴望压制了对黑夜的恐惧。图书馆管理员是认证不认人的，没多过问躲在角落里抱书伏案久久不动的龙儿，还允许他在阅览室要下班时借一些回去。

从阅览渐变到阅读的过程中，龙儿由低年级混到高年级，又从小学升到初中，某些游戏也一直在成长的经历中跟他不离不弃，不过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有在黑暗中飞暗器的事情发生了，文明了许多。游戏者们聚在龙儿背后六七米处，用阶梯的性的音量试探他，聋子、聋子、聋子—一突然异口同声地爆发：聋子一

龙儿猛地甩头，惊愕的眼神寻找和惊愕的面部线条。

哈哈哈哈，教室里充盈着阳光的光线和光线一样的笑声。

我跟你们拼了——其中一次，龙儿在笑声里咆哮，操起一根从课桌上脱落的桌腿向后面走去，无辜的女同学妈呀一声向后钻，男同学们艇起胸膛把女同学挡在身后，攥起拳头默不作声地用眼角挑视着步步逼上来的龙儿。

龙儿不知道该打谁，他分不清是谁喊的，他的耳朵无法给他捕捉确凿证据的能力。

我跟你们拼了——龙儿把带起风声来的桌腿抡在自己头上，桌腿上的一根钉子从太阳穴边的旧伤口上划了过去。

游戏的发明专利者代表组织出面了，过来伸出胳膊说，好了好了，开个玩笑你何必这样。

龙儿透过眼帘上的血光看着班长的眼睛说班长我、我跟他们拼了，我、我一向遵守班级纪律……

龙儿没想到班长这时候能站出来搂住自己的肩膀，无以回报，把跟你们改成了跟他们。

班长扭头说，嗯，行，你们几个把班费放我这就行了，回头我收齐了给老师送去。

下一次的班会上，龙儿向老师和全班同班低下头去，检讨自己的粗暴行为。

三

初中部离小学部不远，中间隔着那个豆腐房，豆腐房早已换了电磨，转速比毛驴时代快多了。毛驴摘下了眼罩被驴汤馆老板牵走了，它要心明眼亮地去它的目的地，去北京了吧，龙儿想。

电磨呜呜响，龙儿目送着各种声音都被豆腐师傅装进了纱布包里，他用两根木棍用力挤压，把声音中的雪白的精华部分都过滤掉了，剩下些渣滓部分。

龙儿仍旧在游戏与被游戏的间隙中固执地保持着独自走夜路的不良习惯。龙儿把书借回来，钻进被窝和全家人并排躺在炕上时，龙儿和姐姐都把各自的一本书举在脸前。父亲或母亲的手探出被窝摸到灯绳，嗤一声，灯就灭了。后来姐姐糾正过龙儿，灯被拉灭时开头盒里发出的不是一声，而是两声，咔嗒，咔和嗒。像划火柴一样嗤的一声是一种不正确的收听效果。龙儿从姐姐的话里懂得了，自己就算听到了什么，声音也是失真的。

灯灭了，姐姐把书放在枕头旁睡了。龙儿往被窝深处缩了缩，拧亮手电让光速聚在书页上。书上说，贝多芬失聪以后，用牙咬住顶着钢琴一端的小木棒，利用骨传导的原理，在弹奏过程中通过木棒的振动来捕捉音乐的频率，获取创作的灵感。书上号召青少年要励志，要向贝多芬学习，身残志坚。龙儿在暗淡的被窝里冷笑，贝多芬是从五六岁就聋的吗？扮演过聋汉奸吗？体验过从小就半聋半语那种上不去下不来的滋味吗？人到盛年，什么都听够了再来个全聋，倒是不错啊，乐得清静，倒像个饭馆里吃完就嘴一抹甩袖走人，不用洗碗不用刷锅的贵客一样。我被暗夜飞石打得头破血流，谁替我偿付过代价，把你们请回家来就为了让你们对我说这个？龙儿抓住书的两端用力一拽，随手把裂成两半的书飞出被窝，探出头来，不出三分钟就进入了梦乡。

早晨龙儿一睁眼，看到祖母正伏身捡起地上的破书准备拿到灶间去做饭。忙说，奶奶，别拿它点火，那是借的，得还给人家。

龙儿把两片书拿给图书管理员，那个慈眉善目的老阿姨，对她诉说了来还书的路上遭不明身份的人拦路抢书的惊险遭遇，他奋力搏斗，才没让歹徒把书抢走。

阿姨，对不起，我赔。龙儿说。

老阿姨心疼地说，好孩子，你没受伤吧，没受伤就好，赔啥赔啊，你妈我又不是不认识。书拿回来了，我粘粘补补就行了。

阿姨，以后我还可以继续借书吗？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是真正爱书的人，阿姨干这行二十多年了，我看得出来。

上次班会以后，龙儿没有再因一些不必要争端与同学发生任何纠纷。别人无论再在他背后喊什么，喊出天上打雷一样的力度，他还会受到惊吓，还会出现愕然的神情，但也只会回头看一眼，不再大惊小怪。他不知道自己在眼神的淡漠里结上了一层终生的警惕。

少年的经历让人目光里的警惕疮痂化了。

龙儿的父亲已经有一段时期没重复带龙儿去北京的话了。从第一次从医院回来以后，龙儿给他数着数，父亲已经去过七次北京了，为公为私，龙儿很想问他北京什么样，北京人的耳朵都很长吗？但他不敢，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问。他始终默默关注着父亲。

龙儿的父亲很工巧的，在和龙儿母亲争端之余，心平气和的时候，他还会拿着玻璃刀站在玻璃前凝视着自己的影子思考，别人割玻璃同样横平竖直，但只能割出整齐的横断面，父亲把厚玻璃上割一道下割一道，用手一错，错出个出斜坡面来。有人惊叹之余开玩笑说，老三，你能把玻璃剖开不？龙儿为父亲感到骄傲，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里写道：我有一个好爸爸，他是一个只要他想做，就什么都能比别人做得好的人。父亲把玻璃和碎镜子割成条条块块，然后用白胶粘，粘成框架结构，父亲不知从哪弄来各式各样的贝壳，用白胶把它们粘成大象小猪或梅花鹿，把它们安放到框架里去，不同颜色的灯泡隐藏在动物王国的不同属地里，亮起来，一架彩灯做成了。龙儿盯着它看，眼睛里放出光芒来，这小猪、这梅花鹿，这等等其他，父亲都没忘了给它们粘上一对睦妙惟肖的耳朵，龙儿皱皱眉，只是大象的耳朵不太像，大象个头大，它的耳朵也应该又长又大，应该用扇贝或海虹的壳充当才合乎比例，父亲却把一对粘梅花鹿剩下的螺蛳随手粘在了大象的脑袋两边。是因为材料不够了吗？一对又小又尖的耳朵能给大象搜集来几丝声音呢，能够它听吗？父亲关掉电源把灯丢到一边，着手制作另一架。

龙儿背着人去了十五公里外的车站货场，他走了半天工夫，来到货场里，潜进了一节货车车厢，车厢里的异味令人窒息，一筐筐海货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龙儿有点失望，他没发现又大又光滑的扇贝，也没发现又长又浑圆的海虹。只发现了螃蟹。龙儿想，螃蟹壳稍微加工一下也是一对非常好的耳朵呀，我有一个那么好的爸爸，这点小事还能难住他吗？龙儿伏在车厢底板上从筐缝里抠出螃蟹剥它们的壳。壳边尖利的勾刺把龙儿的手割得鲜血淋漓。螃蟹还活着，对有人打扰它们暂时的休眠十分不满，它们继而发现这是个残忍的打扰者，不仅仅破坏他们的休眠，而且在试图完整地在活体上剥下它们的皮。它们便突然举钳，不断在龙儿鲜血淋漓的手上添加新的创口。

龙儿被货场的保安甲和乙抓住了，照例是那种惯常的双簧式搭档：年轻鲁莽的甲和阴险城府的乙，甲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拎下货车，龙儿不明白周身上下那么多地方他不揪为什么唯独揪这里，龙儿大嚷别揪我的耳朵，甲揪得更紧。龙儿发现甲的眼珠子挺大的，要是把一只螃蟹壳扣在他的眼窝上旋转一下，那颗珠子就会盛到壳里，龙儿想，那样造型的灯，通上电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龙儿被揪进保卫室里，甲扇他的嘴巴，追问他来偷过多少回了，一共偷了多少货？乙倒水让他喝，对他晓以利害，惋惜他还未成年就选择了这种营生，不过现在回头还不晚。龙儿蹲在地上低头一声不吭，揪耳朵也不起来。甲和乙搜遍了他的身一无所获。甲狠狠兜腚踢了他三四脚说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再看到你就把你的鸡巴揪下来喂螃蟹。

龙儿走出货场，走到一条小河边，回头望望身后有没有人影，解开腰带伸手从裤衩里掏出四只螃蟹壳。螃蟹壳这东西，煮熟后是稻黄色的，未煮熟时是青紫色的，从未成年人的裤衩里掏出来时，是鲜红色的。龙儿用掬起河水清洗螃蟹壳，还原它的本色。

龙儿偷偷地把四只螃蟹壳掺杂到父亲的贝壳堆里。每天照常上学放学，放学后放下书包去看贝壳堆，去看父亲的制作进度。有一天他看到祖母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用榔头一榔头一榔头地砸，把四只螃蟹砸成粉末。龙儿问，奶奶，你为什么砸它啊？奶奶说，扔了怪可惜的，把它们掺到鸡食里喂鸡，鸡就不下软壳蛋了。龙儿说噢。

父亲放下未完成的第N架彩灯，改做木匠了。从没做过木匠活的父亲照例拎着斧刨在一堆木料前凝思。父亲动手了，他把木料加工成各种形状，分门别类地放好，让龙儿猜不透这些形状的真实意图。父亲最后加工的是一米长的圆木棍，用刨子削，用砂纸打磨，使棍圆得中规中矩，龙儿用五分硬币按在棍的截面上，两个圆周不爽毫厘。父亲做好了十根圆木棍，把它们和其他木料的各种形状加以组合，一个长方而端正的鸡笼出现了，龙儿恍然大晤，哦，原来是一个鸡的家，很别致的一个小家啊。父亲把十根圆木棍依次排开，后八根固定在上下边框里，前两根是活动的，父亲在边框上旋了四个比棍略宽松些的圆槽，两根木棍嵌上去，可取放自如，这就是家门了。龙儿以为鸡笼完工了，用铅笔在前边那根门柱上写上自己的姓名，把自己从学校里得的一张奖状放在里面。龙儿照例去上学，鸡笼还没完工，裸木上是要上漆的，父亲的漆刷随手把门柱上的铅笔字覆盖掉了。那张奖状倒是还在原处，放学归家的龙儿看到，迫不及待的鸡蹿进它的新居，在奖状上拉了一泡稀屎。

夜深人静，龙儿起来解手，院子里有月光下的各种阴影，近处远处有龙儿听不见的蝉鸣声和火车的嘶叫声。龙儿放完尿打着呵欠走在回屋的路上，站了一下，四下看了看，就推门进了仓房。

龙儿摸到灯线一拉，仓房里亮出一片昏黄。龙儿看看放在屋角那台未完成的彩灯，回头看鸡笼。打盹的鸡们被光线惊醒了，耸动着脖颈警賜地瞪着龙儿，鸡眼小而亮，随即纷纷低头在食槽里啄食。仓房里空气流通不畅，气味不是很好，龙儿小心地把门关紧。春夜的空间里，活物的温度和灯光朦胧让龙儿觉得踏实和暖和，他推下裤衩，指着阴茎和一层淡淡茸毛说，你们看，它长大了。某只鸡从圆木棍中间探出头来飞快地在龟头上啄了一下。龙儿酥地一下，全身一麻。

祖母进来的时候，把她吓得不轻，龙儿蹲在鸡笼前侧着耳朵听鸡说话。

祖母说，你在这干啥？

龙儿说，你来干啥？

祖母说，天亮了，我来取柴火生火做饭呀。

哦。龙儿站起来从祖母身边挤过去向门外看了看天光，回头发现他已经比祖母高了半个头了，他抱起一捆柴火說，奶奶，我去生火做饭，你把鸡喂喂吧。

四

豆腐房倒闭了。比拳头还大的铁锁锁住了两扇未合严的门。龙儿扒着门缝往里看，电磨上布满积尘，墙壁上的电源插座不知被谁抠走了，裸露着墙洞和两段电线头。天花板下的横梁上，干瘪的纱布包像蛇皮一样空空地悬吊着。

龙儿离开豆腐房门前进学校院里去看墙上的中考红榜，第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龙儿的初中班主任带上龙儿的父母闯进高中校长的办公室里据理力争，龙儿的父母像当年龙儿四岁时看那个医生一样好奇地看着班主任和校长激动地争吵，

老同学，不要让我为难好不好，你要知道……校长摊摊手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班主任说，我就想问问你这孩子过没过分数线？过了吧，你们为什么不录取他？

不是我们不录取他，校长说，你要知道，咱们学校作为重点高中，是要保证升学率的，这孩子，将来肯定上不了大学的。统一规定的高考体检标准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那时候，五米距离耳语听不清的限制专业，两米距离耳语完全听不见的禁止报考。

班主任说，这是现在通用的体检标准，上完高中得三年，三年以后也许会有变化的。

如果三年以后没有变化呢？校长说，老同学，我是一校之长，怎么敢为无谓的也许冒风险。

也许你明天就被撤职了呢。班主任恨恨地说。

校长笑了笑，看看龙儿的父母，对班主任说，公平起见，咱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他站起身拉起龙儿走到窗前，让他面朝窗外站好，校长慈祥地对龙儿说，你用心听。校长回到座位上坐下。

校长在告诉你呢，你使劲听，啊。不知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强调了一句。

龙儿透过玻璃望着窗外的操场，几个孩子在踢球，一个孩子大力射门，球实实在在地砸在守门的孩子脸上，那孩子一捂脸蹲了下去，龙儿的心揪了一下，他叫了吗？龙儿想。球反弹回去，几个孩子奋力争抢。

我刚才说什么了？校长又走过来，扶着龙儿的肩头问。

北京。龙儿说。

所有的人面面相觑，这孩子的耳朵是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啊。

两年前龙儿的姐姐进行过高考体检之后，和同学闲聊到听力测试，说测试者都是说上一两个地名，比如上海沈阳什么的。龙儿问她们在说什么，姐姐的同学耐心地告诉了龙儿，龙儿脑海里便阮惚有这么个印象。今天校长问他，他脱口而出。

你，你怎么回事？班主任问龙儿。

哦他，龙儿的父亲说，他有时听不清，就看人家的口型，连听带猜，是这样的吧？父亲向龙儿比画了一下嘴。

龙儿看看他父亲。

校长问，我刚才说了几遍？

龙儿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一遍也没听到。是你在问我刚才你说了什么，我就答了北京。

为什么，北京和你的听力有什么关系吗？校长伸出手抚他的肩头。

那个同学好像受伤了。龙儿指着窗外说。

龙儿来到公共电话亭，接他姐姐从北京的大学校园里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在中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龙儿的姐姐咯咯笑，三年以后给姐考个大学，姐在北京等着你。

龙儿的父母结束了若干年的争吵，两张离婚证人手一张。龙儿的母亲离开了这个家，临走前她递给龙儿一个纸盒说，给你买的，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龙儿把盒打开，里边有一个小塑料盒，装五号电池用的，有一个耳塞，一段电线把塑料盒和耳塞连接起来。母亲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把小塑料盒放进龙儿上衣的前胸口袋里，把耳塞塞到龙儿的耳朵眼里，手指探进龙儿前胸口袋里摸索开了一个开关就走了。

龙儿把那些东西放在地上，抬起脚去踩。祖母说，你干啥呀？龙儿说，消灭它。祖母说，为啥？龙儿说，我不需要。祖母说，为啥不需要，是因为你妈扔下你不管了吗？那你应该恨你妈啊，跟东西没关系，它又没招惹你。龙儿回头祖母说，奶奶，我谁也不恨，听我告诉你，我从懂事起就渴望是个健全人，渴望健全的人群里能容留我。现在我不渴望了。谁要想跟我说话，那就请他来适应我，或者声音大点清晰点，或者多重复几遍，但别跟我喊叫也用不着不耐烦，不愿意跟我说话离我远点，不行的话我离他远点。但想让我戴上这玩意去适应社会，办不到。

社会怎么你了？祖母说。

怎么也没怎么，我蔑视它。龙儿说。

祖母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要是不要就给我吧。

你要它？龙儿说。

我耳朵也不好。祖母说。

龙儿用脚一拔，拿去吧。想了想不妥，弯腰拾起来，给祖母戴好，打开开关。

祖母把这些东西戴了一年多，有一天傍晚祖母进仓房抱柴火，觉得有点累，就坐在柴火上歇一会，坐下去就不再站起来了。那天龙儿的父亲又出差了。之前龙儿的父亲有一次出门办事，在火车上邂逅了一个年轻女子，从那以后龙儿的父亲就经常到那女子的家乡所在地出差，有时走得匆忙没来得及跟家里打个招呼，晚上吃饭时祖母发现饭桌上少一个人，不安地问龙儿，你爸爸呢？

去北京了。龙儿告诉祖母。

龙儿在仓房找到祖母时，他吃惊地看着她，她歪着头皱着眉头，像闭着眼在用力回忆什么事情，嘴角流出的口水把前襟濡湿了一片。奶奶、奶奶……龙儿小心地把小塑料盒上的开关调节到最大，再叫，祖母还是没有听到。龙儿很昧乱，他头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缺乏经验。他转身跑出仓房，跑到院墙边高分贝地嘶叫：马大婶、马大婶——马大婶从自家屋门里踮着碎步跑出来：轻点轻点，这孩子，你叔夜里出车正睡觉呢。龙儿把仓房里的情况向马大婶描述，马大婶转身回屋，十秒钟工夫夫妻双双赶到龙儿家仓房。马大叔吩咐马大婶陪着龙儿守望着老太太，自己跳上自行车去医院。

汽车的声音来了，救护车的笛声停在龙儿家门口。医生冲进仓房，在柴火垛上对患者实施了简单的急救，站起来对马大叔马大婶低语，性急的马大婶说，大夫，有话大声说，指指龙儿说，不用背着他，这孩子，好话坏话他也听不见。医生摇摇头说，已经不行了，抬走吧。

龙儿把祖母耳朵上戴的东西取下来，和马大叔及救护车上的护工一起搭手把祖母抬到车上去。

深夜里，月光之下，龙儿站在院子仰望著夜空。月亮忽而隐入云后忽而破云而行。龙儿低头看看手里的东西，月光真的皎洁得很，看得清耳塞上祖母附着的少许发污的耳垢。龙儿把耳塞塞到耳朵眼里，用手指拨弄小塑料盒，耳鼓里咔嗒一声，随即耳朵里小小的空间被装满了，头顶的蝉声，门外的蛙声，风颤过电线声，远处的火车声，还有一些他叫不上名字的声音。

龙儿不让自己发出多余的声音，只让泪水流过脸颊。他把耳塞摘下来，将不属于自己的声音释放出去，让它们无影无踪，留下了清晰的耳鸣，左耳里有一壶水在尖利地烧开，右耳里有一群饥饿的鸽子在咕咕地唤食，耳鸣是耳聪人无权享受的，龙儿之流们自己固有的声音，它具有虚妄的真实，与龙儿片刻不停相伴终生。

龙儿刨了一个小坑，把那些东西埋下去，填土，踏实，默默祷念：奶奶，安息。

五

龙儿从远处走来，走进劳动局的一楼大厅里，浏览大厅四周宣传橱窗里的招工广告，掏出笔和本摘抄要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国有企业还在通过劳动人事部門以基础文化课考试的方式在社会上定期招工，龙儿在两年之间考了十三次。企业招工考试同样要进行体检的，由招工企业内部职工医院或企业委托指定医院负责具体实施工作。两年来龙儿揣着考试合格之后的体检通知参检了十二次，每次参检之后回到家里，他忧伤地看着忙碌的父亲，父亲在干他的活，自然不是鸡笼子之类的木匠活了，鸡的家早在祖母过世前就和苏联一起解体了，鸡们早被父亲杀光了，仓房被父亲夷为平地，院里空旷出许多，龙儿突然发觉父亲很久未出差了，宅在家里对照着自己心里的蓝图规划着满院葡萄架的绿色前景。父亲回头，忙里偷闲地看了龙儿一眼。

龙儿接到第十三次体检通知，这次是电力建筑公司。他去公司医院之前，照例先去劳动局的一楼大厅，寻找和确定他第十四个竹篮打水的目标。离开劳动局后他来到电力建筑公司医院。

两个小时以后，龙儿拿着听力不合格的体检表混迹在几个一同体检完毕的考生中走出医院大门。考生们为即将得到一份国有大企业的固定工作而兴奋地议论着。

对面走来一个中年人，向这几个人扬着手招呼着走来。

龙儿马上扭头环顾左右。这是龙儿刹那间的反射动作，日积月累形成了本能。那个人一过来，龙儿一眼发现这人眼熟，没确认之前那人已经向这边边说边过来了，他在对谁说话？是对我吗？对我的话他在说什么？我要不要答应，怎么答应？他要是没对我说话，别人答应的同时我也跟着打岔地应一嘴，又是一场尴尬和讥笑，人的自尊不是干层底子的布鞋，有多少疮疤可供撕揭。立即观察四周的人，如果没人看他，他便把嘴闭严，如果大家不约而同地甩脸看他，他就明白并连忙开口答应着了。

有些小尴尬还能想些办法尽量巧妙地加以掩饰，某些必须直接面对的困扰就毫无逃避的途径了。龙儿成年以后，因为交谈的缘故，他几乎每天都要遇到别人的一个疑问，你的耳朵是咋聋的？龙儿不知道，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别人的好奇心为什么这么强。他知道作为一个交流中的弱者，他有义务给对所有对他表示关切和同情的人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他问过父母，父母说好像是打针中毒造成的吧，他却不能这样回答听众，这种语焉不详的回答方式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嘲笑。龙儿不得不时时忍受问题带来的困扰。

人这一生，最不能释怀的往往就是最被迫要面对的。

问父母的次数多了，父母把好像是省略掉，直接说成是打针中毒造成的。被问的次数多了，无奈的龙儿只好被动地与父母统一了口径。

亲生父母模糊数学式的诊断结论终于让逐渐长大的龙儿对自己的来历产生了明确的怀疑。

那个打招呼的人走到跟前了，叫出龙儿的名字的同时龙儿也想起了他，是那个高中校长。

校长问龙儿在这做什么，病了吗？龙儿向他抖抖手里的体检表，他把龙儿拉到一旁，详细询问了他们在这里不期而遇的原因，把体检表仔细看看还给龙儿走开了。

校长是真来看病的，找的是耳鼻喉科的一个主治医师，他学校里一个重点班重点生的母亲。校长进了诊室，主治医师笑脸相迎，吴校长来啦，怎么咽炎又犯吗？香烟或是要少抽为好啊……伸手接校长的挂号单，校长说，不忙，林大夫，我问您点事，公司招工体检归您负责不？

我负责耳鼻喉，体检刚刚结束了，怎么了吴校长……

您这儿的结果上报了吗？

还没有。

龙儿接到了复检通知。

龙儿的父亲暂停葡萄秧的栽植，用还沾着新鲜泥土的手拿回一只装针剂的纸盒来，告诉龙儿这叫三腺酸磷苷，专门调节神经的，你打上几盒就什么都能听清了，就能和正常人一样去工作了，这回你总算考得还可以，药拿去吧。

龙儿很想问问这天知道的三腺酸磷苷是哪来的，别是给绿色植物施用的农药吧？

龙儿像每次一样好好打量着父亲，接过纸盒放在地上，用脚去碾，纸盒碾烂了，里边的针剂瓶破碎，药水濡湿了地面。父亲瞪起眼睛看着龙儿，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龙儿左右看看，操起一把长柄斧头，父亲后退一步，你要干什么？龙儿，在仓房的废墟里看到一架鸡笼，像个静观世态的老者默默站在那里，龙儿猫腰从鸡笼里掏出一盏未完工的彩灯来，吹吹尘土放在地上，砸了一斧子，回头看着父亲。

父亲又打了龙儿一个耳光。

龙儿又砸了一斧子。

父亲又打了龙儿一个耳光。

龙儿又砸了一斧子。

父亲摇摇头，回头给葡萄秧苗配制有机肥料去了。

龙儿背着行李和生活用品离乡千里，在一个工地前停步，仰头看，一个初具规模的发电厂，四处高大的厂房和脚手架，隆隆作响前进后退的吊车，半空里处处电焊弧光绽放。

龙儿的师傅是个焊接技师，姓陆，叫陆诚志，是个三十出头连鬓胡子的高大挺拔男人。陆诚志是龙儿跟他到第三天时提问龙儿的，那天两个人在一个半空的工作面上干了半天活，快下班的时候，陆诚志说，你先下去吧，我还要到更高处处理点活，那儿危险，不用你去了。

龙儿下到地面等了许久，不见陆诚志下来，龙儿又攀上脚手梯，攀到离地面七十米高空的地方，他遥遥看到对面夕阳逆光里的陆诚志，他在一个孤岛一样四面悬空的工作台上，正和另一位技师共同焊接一根钢梁。龙儿和他们之间没有带防护设施的走台和阶梯了，这里是最高处。一架塔吊的吊臂略有倾斜地从这端横到那端，龙儿这边稍高，陆诚志那边微低，远处似乎传来收工的哨子声。龙儿不知道，陆诚志和那个技师刚才坐在吊臂下的货厢里滑到对面去的，他以为别人在工作过程中都是能从吊臂上走过去的，他以为做这个工作吃这碗饭必须要能从任何地方走过去。龙儿匀匀气，走上吊臂，迈开步子。

陆诚志和那个技师忽然发现对面有人越走越近了，技师以为来了讨薪的民工，惊得放下焊枪掀开焊帽，陆诚志低声说，别喊，别盯着他看，会惊了他的，接着焊。

吊臂像一条宽约一米高近两米长十余米的镂空甬道，若在平地这样的宽度不但可以走而且可以奔跑，在凛冽强风的高空里，这样的宽度加上前低后高的略微倾斜让龙儿不断告诉自己，慢点，慢点，不要发抖，不要踉跄，不要收脚不住。钢铁的道路并不是平板一块，吊臂的造型也并不是以方便行人在上面散步而设计的。十余米长的臂展由一个个钢铁方框拼接而成，每个方框上下左右都用一根角钢斜焊着一条对角线。

龍儿不想朝下边看，可是办不到，在镂空的框架上走之字形，不看脚下的角钢出脚就会踩空。龙儿盯着自己的脚，眼睛的余光扫到了几十米下地上被微缩蠕动着的一切，耳鸣陡然加剧，耳朵里成了呼啸山庄，是什么在召唤着他，地面的一切向他飞奔着倾翻而来，是什么在压迫着他？龙儿闭一下眼，感觉到十个手指肚上的疼痛刺骨钻心，刚才他像杂技人一样平展出双臂欲保持平衡，却下意识地向上高举攀住了头顶上方的吊臂角钢。严冬腊月滴水成冰，浸出冷汗的手指被粘在角钢上，龙儿咬紧牙关撕下手指倒着双手半步半步地向前挪，心里给自己鼓着气：你没有退路，走过去，万事开头难，只要走过去这一次，下次就好办了。

满头满身大汗的龙儿像一只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样停在了陆诚志和另一个技师的对面，看着他们俩，他们俩也看着龙儿。

龙儿发现陆诚志和另一个技师都穿着单薄的绒线衣，向左右一看，两件大皮袄都堆放在了平台的一角，一阵寒风掠过，热气散尽的龙儿贴着湿透的衬衣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忙说，师傅，你们咋不穿上皮袄啊，会感冒的。到角落前一弯腰拎起了陆诚志的大皮袄，那个技师叫哎你别——皮袄的袖筒里滑落出一瓶白酒来，啪的一声砸在平台钢板上，碎了，一阵酒香飘过，酒液和玻璃碴冻成了一片晶莹。龙儿目瞪口呆，技师摇头咂嘴，啧啧，可惜了，陆诚志朗声大笑。

无遮无挡的七十米高空，方寸之地上，两个男人一边干活一边忙里偷闲地灌几口烧酒，酒不禁冻，需要暖着，人把皮袄让给它。人不畏寒，越喝身上越热火，胆量、豪气、无法无天。龙儿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来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也仿佛望到了自己将要面对的人生缩影。

收了工师徒共同回到了独身宿舍。

你的耳朵怎么回事？是不是背？陆诚志站在脸盆架前猫腰洗脸，说。

龙儿在陆诚志背后听见从哗哗的撩水声里有说话的声音漏出来，听不清，他走到陆诚志对面蹲下，水珠溅在他脸上。

是。龙儿听陆诚志问过第二遍，回答说。

啥时候背的，怎么弄的。

从小，打记事时就背，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父母没告诉过你？

他们也不知道。

陆诚志看看龙儿，擦干了脸说，我飘荡了这么多年，没遇到过你这样的，你这种身体状况干咱这种工作等于是拿命来挣饭吃，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家去。

龙儿摇摇头说，家里更危险，我也没有家。

陆诚志又看看龙儿，拉他一把，起来吧，蹲着不得劲，他伸手拍了拍床，咱们坐着说话。

三四个月平静地过去了，春天来了又走了，只给龙儿留下个淡淡的背影。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以后，龙儿和陆诚志一起吃饭。陆诚志和龙儿隔着饭桌面对面坐着，陆诚志端起大碗埋着头咕咚咕咚地喝酒。有时喝着喝着抹抹嘴，放下碗目光一愣，眼圈便有些红了。每当这时龙儿便有些不怀好意地问：师傅，怎么啦？陆诚志笑笑：兄弟，喝酒吧。

陆诚志常在眼圈红过之后不再碰酒碗，背起手出门去了。龙儿抱起陆诚志那沉甸甸的酒坛子，闻着。要不要试试？在犹豫中好像听到了门外边若有若无的声音，龙儿放下酒坛用两只手掌严严地捂住耳朵——这是长年无法间断的耳鸣者都无师自通的一个熟练动作，龙儿人常下意识地捂住双耳，来确定一下周围是确实有声音，还是自己的耳鸣突然加重或变调了。

天地衔落日，旷野尽霞晖，正西的太阳火红、巨大，在地平线上轻轻跳动。陆诚志背靠工棚的房山坐在墙根下，两只手捂着一只口琴，脑袋一左一右地一拱一拱，嘴在口琴格子上的各个音阶区里高高低低地找寻着，琴声应该是悠扬的吧？呜呜咽咽地和龙儿的耳鸣交响在一起。龙儿抱着陆诚志的酒坛站在声音的背后，龙儿叫一声：师傅——陆诚志一偏脸，挑起眼睛用眼神询问着龙儿，两只手仍旧捂着琴。龙儿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断他。陆诚志回过脸，把琴从嘴上拿下来，甩甩口水，再叼上，声音继续荡漾开来。

龙儿抱起酒坛喝了一大口。

夕阳轰的一声燃烧起来，满眼里跳动着燃烧的音符。

六

陆诚志死后不久，龙儿在外边的民居里租了一间小房，搬出了工友杂居吵闹而纷乱的简易宿舍。小房不大，又不临街，在主人家后院的树荫里，把门关上，龙儿又静静地和陆诚志对面坐在一起了。龙儿抱起酒坛倒满酒，端起大碗埋着头咕咚咕咚地喝，有时向对面的大碗和碗里斜着的口琴让一下：师傅，喝酒吧。

龙儿出事那天毫无预兆，早晨上班，龙儿跟着陆诚志走向施工现场，走近龙儿徒步过的那台塔吊下一条狭窄过道时，没注意到头顶悬着一个重两吨半的混凝土墩，混凝土墩名为配重石，是为稳定吊臂用的，如果说吊臂是秤杆，配重石就是秤砣。吊臂后座是一个槽钢角铁焊就的框架，框架突然脱焊断裂，里边的配重石带着加速度从十米高空垂直坠下，雷霆万钧。

空中有人大叫一声，声嘶力竭：哎——陆诚志眼睛一闭，完了完了完了……

陆诚志走近狭窄过道前感到尿紧，偏离几步走到一个角落里解开裤带，背对着塔吊撒尿，龙儿没等他，自顾自悠闲地向前走，配重石挂着风声砸下来时，陆诚志扭着头张开嘴巴，蹿得欢快的尿液自动停下来了。

龙儿最后一刻听到了上方的叫声，那是开塔吊的司机，看到下方有人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大叫一声。

混凝土墩结结实实砸在地上，砸出一个深坑和一瀑烟尘，狭窄过道实在是太狭窄了，几乎与混凝土墩同宽，像鬼门关上落下千斤闸一样，混凝土墩把龙儿的去路死死插住，落点离龙儿迈出而瞬间停住的脚尖不足三十厘米。龙儿伸出手好奇地摸着眼前这个不速之物，摸着摸着，他的脸白了，坐下去，他站不起来了。

陆诚志跑过来，说，妈的，老子撒泡尿，塔吊就拉屎了，嗬，好大的屎蛋呀。

龙儿迷惑地仰视着陆诚志，就算这会他耳朵不聋，也无法用空白的大脑分辨明白为了缓和气氛而强作轻松地开着拙劣玩笑的师傅在说些什么。

对于龙儿而言这的确是个玩笑，不过不是陆诚志开给他的，是天开给他的。

刚刚过去的那一秒，如果是一个听力敏锐正常的健全人，他今天在劫难逃，塔吊司机叫喊的位置在配重石落点稍侧前的正上方，健全人听到以后会在瞬间做出本能的反应，日常生活中常有人正走在马路上，忽听一声喊来车啦——他肯定一个箭步蹿就到马路牙子上去。而刚才，只要他一闪避一动作，就会让天降飞石歪打正着。而重听的人，恰恰因为他只听得见却听不清，对声音没有方向感，他一怔，怔在原地茫然四顾寻找声音源，一怔之际，电光石火，飞石落定！

从小聋到大，聋出了千滋百味，唯独没想到这一出，这双摆设性质的耳朵还能救命。

十分幽默的玩笑，颜色略深了些。

十七天以后，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外围赛的最后一场，中国队对卡塔尔队的比赛于午后十七点在新加坡准时开赛。国内的各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步转播。

施工现场上，龙儿跟在陆诚志身后爬上孤悬在半空的一个平台时，回头望了一下，夕阳正在身后向山峰下落去。工地远处有一根高大的电线杆，在龙儿此刻的眼里成了一截小木棍，电线杆上的两只高音喇叭正在播音，龙儿照例听不到，便不时间一声陆诚志：几比几了？陆诚志说，还是零比零。

陆诚志要把一些施工材料地从地面运到平台上来。他又对龙儿说，没多少活了，你在旁边待着就行了，运完这点料咱们就下班。

施工现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巨大声音。陆诚志的听力惊人地敏锐，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稍微向远处侧侧耳朵，便又摇着头用手指比画出两个零蛋。

陆诚志戴好安全帽含住口笛，试吹了两声，下方下面上马上有人回应了两声，那是卷扬机手。陆诚志用哨语告诉下方把材料起吊。钢丝绳捆住材料缓缓地升上来，陆诚志的哨音清脆，流畅，富于节奏，他的口感好极了，像在吹口琴，又像一个稳坐钓台的太公在遛鱼一样，不徐不疾，循循善诱。站在他对面的龙儿听得眉开眼笑。一捆钢管在陆诚志哨语中服服帖帖地停在平台的护杆之外，陆诚志走上前，隔着齐胸高的护杆伸出手抓住一根钢管悠着劲一带，把整捆钢管牵进护杆内，再一给哨，下方卷扬机手操纵着让钢丝绳缓落，钢管在平台上平稳着陆，陆诚志解绳，再次给哨，钢丝绳抽走，荡出护杆之外，回落。

陆诚志一皱眉，从嘴上抓下口笛。龙儿问，师傅，咋了？陆诚志一摇手示意別打岔，用力侧了侧耳朵，停顿了好几秒，一指远处说，妈的，声音小了，连我都听不清了。

下边传来哨语的询问声，陆诚志咬上口笛用哨语反问：还有几钩料？下边答：两钩。钩，是建筑工人的卷扬术语，即还要起吊两次。陆诚志向电线杆的方向望望，用力吹出一个果断的加长音。下边传来犹犹豫豫的哨音，似乎是在告诉陆诚志简化作业程序是违章的。陆诚志不容置疑地又是一个加长音，音调更高。拿下口笛捋腕看看表说，六点四十了，抓紧运完料咱们下去到喇叭下去听，比赛快结束了，时间不多了。

后来龙儿了解到，卷扬机手之所以告诉陆诚志还有两钩料，是因为地面上还有六根角铁和一根槽钢。六根角铁每根五米长，一根槽钢九米长，由于材料的种类重量和长度都不相同，按作业规章就得角铁集中运一次，槽钢单独运一次，不允许一次吊完的。

六根角铁和一根槽钢被一道钢丝绳勒着悬停在护杆外，槽钢裹胁在角铁中间，两端突出，十分显眼。陆诚志大步走上前，伸手抓住槽钢往护杆里边带——事后龙儿观看了那场足球比赛的实况录像，那天晚上北京时间十八点四十分，中国队一名后卫得球，向中场盘带，这时镜头给了中国队的主教练，龙儿清楚地从主教练的口型中看到，他刚刚喊了两个字：别带——球被卡队前锋断掉，后者在中国队数名队员的围堵中一脚直塞门前，卡队另一名前锋飞马包抄，拔脚怒射，球从中国队守门员胯下穿裆而过，直破网底，主教练的口型定格在那里，中国队的教练组和板凳上的替补队员全傻眼了。

槽钢突然从角鐵的裹胁中脱颖而出，滑出钢丝绳套直向陆诚志的胯下穿裆而来，龙儿听到哗啷啷一阵响声，整根脱落下来的槽钢从陆诚志的两腿之间端触地，噌的一声，槽钢横担在了护杆上，九米长的槽钢，落在护杆内的是短头，高高翘起在护杆之外的是长头，槽钢仅凭自身的重量，像一根超时量称重的秤杆，又像狗熊和松鼠在玩一副跷跷板，简直儿戏一样，嗖的一下，槽钢带着陆诚志撅出护杆外就不见了，陆诚志还没来得及告诉龙儿一声比赛结果。

龙儿还从没见识过这种方式的人间蒸发。

没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没了陆诚志，足球继续踢，中国队的噩梦还远没有结束，丢了一球之后，中国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黑色五分钟”，在裁判鸣笛终场的压场哨中再丧一城，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七

龙儿的房东是个光棍老头。有时看到龙儿喝酒便不作声地出去，从外面买些豆腐干或盐水花生什么的回来带给他。老头站在龙儿旁边，看着他嚼豆腐干、剥开花生扔进嘴里，见龙儿并没有留他的意思，便笑笑说：你慢慢喝，有事招呼我。走出去，把门带上。

偶尔龙儿留了他一次，把老先生感动得什么似的，直说菜不够，又要往出跑，龙儿叫住他，说菜够了，菜像人的话一样，不用多，有滋有味就行。他听不明白龙儿的话，打岔说：我老了，不能跟你比，我用盅吧。龙儿随便他，喝自己的，不让他，也不看他。他捏着盅，看一眼龙儿，瞟一眼空酒碗里的口琴;看一眼空酒碗里的口琴，瞟一眼龙儿。龙儿明白他想问自己点什么，他没敢问。

老头趁龙儿醉得不省人事时，在龙儿的床头上拴了一串铜铃铛，铃铛绳穿出窗外，延伸到他自己的屋里。早晨六点钟他准时摇醒了铃铛。他不知道，那一点微弱的铃声根本动摇不了一个失聪者无声的梦魇，龙儿搬来的时间短，老头还没来得及觉察这个房客耳朵的实际功能和它的传奇眭;他更无法了解房客的内心，不敢想象他小小年纪已经患上了很顽固的失眠症。龙儿比那铃铛醒得更旱，呆呆地在透过窗棂的晨曦里看那串铃铛无来由地晃动，龙儿爬起身让耳朵凑近些，用力把那铃声清脆地听清。

龙儿找到老头，当面问他想干什么，老头说想为年轻人做点事，怕龙儿贪睡误了上班。龙儿严肃地指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睡眠，现在每天的六点钟我需要的不是起床，而是休息，因为从这两天起我就要开始上夜班了。老头非常惶恐，连说对不起。龙儿很客气地说没什么，回屋睡觉。

事后老头夸龙儿是个好脾气的孩子，难得。

龙儿清楚自己一点也不难得，之所以使老头造成了误解，还是因为龙儿对任何一个有意或无意赏赐给他真诚的声音的人都真诚地心存感激，其中某些赏赐，真的会使龙儿彻夜辗转反侧的时候突然湿了眼眶，尽管这时他已经在外边漂泊有日，眼泪已经十分昂贵了。

每晚八点钟上夜班。外边居民区的空地上不到七点就扭开大秧歌了。

正常人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外面的家伙点声。龙儿照例听不到，但能感觉到，一阵一阵奔涌起来的酒意惊醒了一街的鼓乐。他放下酒碗走出去，穿过围观的人群，穿过欢快扭动着的队伍，走到离鼓乐班子近得不再近，让耳朵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扑面而来的喧嚣都吸进去。

龙儿的左右是唢呐，他的前后是挠钹，龙儿双手插在裤袋里，凝视擂得发烫的大鼓。吹唢呐的、操挠钹的、擂大鼓的，因身置其中而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而不能忘我的局外人，除龙儿之外几乎没人敢站在这里，心脏受不了。

操唢呐的是三个人，左边的两个是兄弟俩，一个叫喇叭四，一个叫喇叭五。龙儿首先从他们的眼睛里看清楚了什么才叫忘我，忘我就是两个吹唢呐的亲兄弟势不两立地瞪着眼睛却完全不认识对方瞳仁里的自己，只顾一味地鼓吹，一个不屈地一俯，一个马上愤怒地一扬，把唢呐吹得像婆娘说理似的，谁都憋了一肚子理。右边孤着一个老头，他没放纵出兄弟俩那么大的演奏幅度，始终低着头，若有所思地对着地吹，从头吹到尾，吹得毫无道理。音调撞了地之后席卷起来，把兄弟俩比拼似的合吹一个一个地镇压下去。老头是兄弟俩的父亲，叫喇叭六，是艺名，是尊称。

敲鼓的也是个老头，不过不再是那个一看到龙儿喝酒就跑菜市场那个寂寞老头了，那个太孤苦、太助人为乐、太需要沟通。而眼前这个，龙儿认为他不需要，他很放肆、很嚣张、很忘我又绝对自我，鼓面被他敲得熨帖又舒展，他敲得手舞足蹈、他敲得上蹿下跳、他敲得如石雕般岿然不动。龙儿喜欢看他岿然不动的样子，眼神像一段被掏空的枯树，鼻洼鬓角默默地逼出汗来，满场人群者阳艮随着他的节奏而培养着同一种情绪，这老家伙实在太伟大了……

伺谓岿然不动？敲鼓的人胳膊不大动，全凭手腕翻拔，翻得太密了、拔得太宽了，仿佛让龙儿震耳欲聋地沉在了澡堂子那一池氤氲着雾气满溢出来的热水里，让龙儿完全喘不过气。

震耳欲聋啊，龙儿也有震耳欲聋的时候，龙儿也能目瞪口呆而眉开眼笑地享受震耳欲聋，聋人的震耳欲聋总该是绝对真实的吧？太奢侈了，奢侈得龙儿放声歌唱。失聪的人一般是不可以用自己的歌喉来开国际玩笑的，不折不扣的跑调，對于听众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现在，龙儿想怎么唱怎么唱，声嘶力竭地唱，革命的歌声嘹亮在不让人喘气的鼓声里，谁也听不见，连龙儿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哪种流派的哪个段子，这感觉真他妈的酷毙了。

敲吧、敲啊，快、快，让我的心跳得再快点——它催促着龙儿的大脑神经休想停下片刻来，思维支离破碎地大跨度眺跃，从“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跳到“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从“万马回旋、众山欲东”跳到“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龙儿想起陆诚志，只有在这个将他的大脑痛击出一片空白的鼓乐声里他才有勇气想起陆诚志。龙儿在心里默念说，师傅，人固有一死，或生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您为追求声音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龙儿突然分开人群，在鼓乐声最高潮的时候离开。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确不敢，不敢等一切都结束以后跟在人群后面悄悄散去，这一刻龙儿尤其害怕声音的突然减弱终至消失。

龙儿宁愿踏着渐行渐远的鼓乐独自消融在万籁俱寂的暗夜里。

每晚都是这样走了，不知道明天早晨还能不能回来。

（责任编辑：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