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银行借款能力的异质性影响

章铁生，章 菊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企业现存银行借款的多少及构成情况，一方面由企业的借款需求所促成，另一方面是由银行的信贷意愿所决定。在现行中国市场环境下，后者占主导作用。银行根据企业的治理水平、财务状况以及社会资本等各方面因素来综合评定企业的资信状况，从而接受或否定企业的借款申请。也就是说，企业的借款能力是由企业的自身特质所决定的，而什么样的企业特征有利于企业获得银行融资优势是目前学者讨论的焦点。现有研究表明：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歧视[1-5]；而对具有稳健、透明度高、盈余质量高、未发生过财务重述会计信息的企业，银行会制定较为宽松的债务契约或较为优越的贷款条件，例如放贷的金额更大、期限更长或利率更低等[6-8]；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信任、社会惩罚、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四种机制对银行贷款契约产生影响作用，即上市公司所属地区的社会资本发展水平越高，银行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高、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要求越宽松[9]；此外，政治关系和银企关系也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10-12]。然而，鲜有文献探讨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而供应商/客户关系是企业非常普遍且又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Cen et al.基于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企业的主要客户基于长期合作的目的会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这种监督可以作为银行监督的一种有效替代，从而降低银行的监督成本，有利于企业获得更优的银行贷款利差。Campello et al.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主要客户的重要性越大，它从企业专用性投资中获得的好处越多，从而降低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的信贷质量，企业的贷款利率就越高，银行贷款合约也越严格。Kim et al．进一步从银行视角出发，开创性地提出：银行的贷款条约不仅受企业业绩的影响，还与其主要客户的业绩也息息相关，并且企业对其主要客户越是依赖，这种相关性表现得越是明显。国内学者王迪等[13]直接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角度探究供应链关系对我国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首次提出，供应商/客户关系能够提高企业的借款能力，供应商/客户集中度越高，其获得的全部银行借款、短期银行借款和长期银行借款的规模都会更大。由此可以看出，银行对于授信企业供应商/客户关系的重视，从供应商/客户关系的角度探究企业银行借款能力显得尤为必要。

鉴于此，本文利用2003～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银行借款能力取决于银行在授信评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信贷意愿，影响银行授信决策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大小。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借款能力。

第一，企业的主要销售业绩长期依赖于同一个或几个重要客户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目前在我国制造业行业，由于产品的同质性较强，客户对供应商的依赖性较弱，并且供应商之间竞争力较大，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也较为严重，这种供大于求的现象就造就了供应链上下游供应商与客户之间谈判地位的悬殊。下游客户往往可以自由选择多样性的供应商构成其供货来源，而上游供应商却只能祈求被选择的命运。上游客户借助其独特而稀缺的渠道资源在议价能力上占据有利地位。当企业的客户群较为集中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主要客户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可能迫使企业在产品价格、供货时间以及商业信用等方面做出让步，对其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给企业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其次，强势的主要客户还可能要求企业对一些特定关系型资产加大投资。随着投资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企业未来预期收益的风险增大，并且债权人的优先求偿权也会因资产专用性的约束而被削弱。

第二，集中的客户关系也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由于客户对供应商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如果大客户终止与企业的交易关系，甚至转而与企业的竞争对手联营，这必然会对企业的营业收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其现金流量减少[14]，进而影响其财务状况[15]。如果主要客户经营不善或宣布破产，企业也会由于对其的过度依赖而受到牵连，例如主要客户以往拖欠的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甚至无法收回、企业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将主要客户的采购量转嫁给其他客户或新的替代客户等。这些都会使企业蒙受重大财务损失，使企业陷入较大的风险之中。

同样是这两个方面，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借款能力却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

第一，与几个主要供应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说明企业拥有稳定的供应链关系，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基于买方市场的宏观环境，企业拥有自主选择供应商的权利。此时，企业将采购对象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供应商身上，一方面使企业有限的资源能够得到相对集中的利用，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能吸引供应商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这种专有投资决定了供应商会尽力维系建立起来的交易关系，以防资产被套牢[16]。因此，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供应链关系往往更为稳固。而这种稳固的供应链关系无疑是企业未来业绩平稳增长的可靠保证，银行也会因此给企业评定更低的风险指数，而放宽对企业的贷款条件。

第二，集中的供应商关系给企业带来的财务风险相对较小。在与供应商进行合作的交易中，供应商为了在保证货款能够充分回收的情况下促进产品销售，往往倾向于向信用良好的客户提供商业信用，企业作为付款方，即使供应商转向或发生破产，并不会导致企业应收款项不能收回的风险，所以对企业的现金流量没有太大的影响。在我国产能过剩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即使流失某一主要供应商，也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替代供应商，而不至于陷入财务困境。

此外，由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长期持续的，交易双方彼此之间的信息透明度相对较高，这种信息优势往往是银行力所不能及的。而且，相对银行对企业现金流的监控而言，供应商对存货或固定资产的监控更为可靠。也就是说，供应商较银行更容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控。如此一来，银行可以通过针对性地关注企业与其前几大供应商的交易变动情况，就能及时识别并准确判断企业业绩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对此类企业提供贷款，银行便更有可能获得大供应商对企业信息监控的外溢效应[13]。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银行借款能力越强；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银行借款能力越弱。

二、数据、样本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用2003～2015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之所以选择制造业公司，是因为制造业公司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更为成熟稳定。由于本文研究使用的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年报并经复核检查所得，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对部分年报没有披露相关数据的，我们予以剔除剔除，同时对于ST公司和其他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我们也予以剔除。经过上述处理，供应商方共计得到7 622个样本量，客户方共得到8 469个样本量。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连续变量上下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实证检验提出的研究假说，我们构建了如下OLS回归模型：

Loan=α0+ α1TC+α2Lev+α3Roa+α4Growth+α5Size+α6State+α7Indep+α8Duality+α9Tang+α10Ndts+α11lage+α12Cfo+α13Shrcr1+α14Shrcr10+α15Stock+

α16Gmargin+ΣYear+ε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融资规模(Loan)，我们从总借款(Bloan)、短期借款(Sloan)和长期借款(Lloan)三个角度进行衡量。解释变量为交易集中度(TC)，根据林钟高等的研究[16]，采用供应商集中度(Supply)和客户集中度(Customer)来衡量。供应商集中度(Supply)是指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向其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客户集中度(Customer)是指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上市公司向其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控制变量中，财务杠杆(Lev)采用公司当年的平均负债总额除以平均资产总额；盈利能力(Roa)采用公司总资产收益率，等于年度净利润/年末净资产总额；公司成长能力(Growth)采用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再除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公司规模(Size)采用公司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产权性质(State)是公司最终控制人虚拟变量，当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股东，取值为1，否则为0；独立董事比例(Indep)采用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情况(Duality)是虚拟变量，如果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1，否则为0；有形资产比率(Tang)采用公司当年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非债务税盾(Ndts)采用公司当年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除主营业务收入；经营年限(lage)采用公司成立后经营的年数取对数；现金流(Cfo)采用本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控股股东持股比例(Shrcr1)采用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占公司流通股总股数的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0)采用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占公司流通股总股数的比例；存货(Stock)采用公司当年的期末存货总额除以期末资产总额；营业毛利率(Gmargin)根据公式：营业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入计算得出；年份变量为虚拟变量，当处于该年度时取值为1，否则为0，用来控制宏观经济的影响。变量名及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规模普遍较小，银行借款占资本总构成的比例均值仅为17.56%，且主要以短期银行借款为主(占比13.89%)，长期银行借款的比例低至3.66%。公司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Supply)的均值达到33.78%，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Customer)的均值达到28.4%，这表明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倾向于与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构建关系型交易，拥有稳定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以及“关系本位”的社会环境下的共同选择。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统计分析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Bloan)和短期借款(Sloan)与供应商集中度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454和0.0590；长期借款(Lloan)虽然与供应商集中度(Supply)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效果并不显著且相关系数较小(-0.0095)；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Bloan)、短期借款(Sloan)和长期借款(Lloan)均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864、-0.0652和-0.0711。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相符，初步支持了我们的研究结论。

(三)多元线性回归

为了避免相关性统计分析中仅仅考虑了单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不足，这一部分使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在表4中，我们首先探究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银行借款总规模的关系。不难看出，银行总借款(Bloan)与供应商集中度(Supply)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关系数分别为0.075和-0.031。说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银行借款能力越强，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银行借款能力越弱，研究假设得以验证。进一步地，我们将银行借款区分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研究发现，无论是短期银行借款(Sloan)还是长期银行借款(Lloan)，均与供应商集中度(Supply)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067和0.041，这与本文的假设相符。同样地，短期银行借款(Sloan)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长期银行借款(Lloan)与客户集中度(Customer)却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046和0.017。说明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短期借款越少，而企业长期借款越多。笔者认为，银行长期借款相比较短期借款而言更为稳健，通常需要企业提供抵押或担保，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较小，所以在银行借贷总规模减少的前提条件下，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拥有更多的长期借款或许正说明了银行不愿意提供短期借款、对该类企业的借款要求更为严格的事实，也即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的银行借款能力更弱。

表2 描述性统计

注：样本数为7499，括号内是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注：所有回归模型括号内给出的t值都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针对回归结果，我们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选取当年企业向第一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向第一大客户销售比例度量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研究结论不变。

(2)参照王少飞等的做法，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中剔除关联方的采购或销售比例，以剔除之后的净值作为关系型交易比例。若关联方的采购或销售比例大于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比例或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比例 ，则将关系型交易比例取值为0。控制关联方交易的影响后，利用原模型重新进行检验，研究结果不变。

(3)考虑到内生性的影响，将银行借款变量滞后一期，所得研究结论不变。

四、进一步研究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在融资约束方面，还是在信贷配给方面，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毋庸置疑，在政府的照顾下，各种优质资源的大门都向国有企业这位“天之骄子”优先敞开，出身优越的国有企业进而获得更强的市场地位以及抗风险能力。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筹资渠道有限，而政府又较少给予财政补贴，其在融资渠道和市场竞争力等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从银行获取的借款总额更少、借款期限更短而借款成本却更高[1,3-4]，甚至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对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有着更高的要求[5]，而国有企业则很容易地从银行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享受更优惠的借款政策。

此外，国有企业通常拥有更优质的供应商和客户，其供应商/客户发生破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独特的背景优势也有利于其更快更优地寻求到替代供应商/客户，所以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因为主要供应商/客户转向或破产而产生套牢风险。

更甚，由于国家监管要求，国有企业披露的信息质量更为丰富且优质，形式也更为规范，处于企业信息披露的最优水平之上。同时，国有企业为迎合主要供应商、客户的期望而粉饰财务信息的动机较小，更倾向于向外界发送高质量的公开信号以吸引新的供应商或客户。而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为银行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监督管理提供了便利。因此，相比较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是更为优质的贷款对象。

为进一步探究产权性质对企业银行借款能力所产生的调节作用，本文将数据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似然比检验(LRT)探究分组差异。所得结果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虽然非国有企业组和国有企业组的回归结果都比较显著，但系数大小却存在明显差异。LRT表明，相比较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组在供应商集中的情况下，银行总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更大，而长期借款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更小。说明供应商集中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能够借入的银行借款总规模更大，且借入的短期借款更多。在客户集中的时候，非国有企业的银行总借款和短期借款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更小，而长期借款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更大。说明客户集中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能够借入更少的银行总借款，且借入的长期借款更多。这些现象均表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借款能力。

表5 交易集中度与银行借款(按产权性质分组)

注：所有回归模型括号内给出的t值都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括号内是p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表中略去了所有控制变量和常数项的回归结果。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03～2015 年的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主要供应商和主要客户两个角度，探究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公司银行借款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高的企业借款能力更强，而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借款能力更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借款能力，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失去银行借款。

本文的研究启示是：采购和销售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商和客户作为企业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企业的日常运营，乃至投融资决策都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从银行信贷角度来看，供应商集中和客户集中传递了截然不同的信号，供应商集中说明企业拥有稳固的供应链关系，而客户集中往往意味着企业存在套牢风险，所以银行倾向于借款给供应商集中的企业，且对客户集中的企业实行更为严苛的信贷政策。因此，企业在进行供应链管理时要充分考虑这种传导机制，特别是对于十分依赖银行信贷资源的企业，本文的研究结论或许更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