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视角的马路劳务市场治理探讨

姜仁良，梁程程

（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30013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城市劳务市场与农村劳务市场出现大量劳动力需求的对调，大批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务工求职。同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企业结构转型，部分员工加入了再就业的大军[1]。以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为主的劳动力群体，在传统劳动力市场里难以寻觅一席之地，于是便成为了非正规就业平台——马路劳务市场的劳动力主体。

马路劳务市场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就业平台涉及多方利益主体，虽然为求职者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也为雇佣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用工渠道，但仍存在着诸多缺陷与弊病。例如，马路劳务市场缺乏监管机制，用工过程出现问题时，劳资双方难以找到有效合法的途径解决纠纷。此外，当马路劳务市场的务工者发现用工者时常常一拥而上，不顾马路上飞驰的其他车辆，不但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也给城市交通带来隐患[2]。再有，马路劳务市场往往地处城市的繁华路段，不但影响周边商铺的正常营业，也影响市容市貌。

1 文献综述

田毅鹏、张霁雪（2010）从对东北C市马路劳工生存状态的调查入手，侧重主体实践的动态过程，研究马路劳工对城市边缘空间的生产与超越[3]。顾珂（2012）基于马路劳务市场的主体成员分析，指出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马路劳务市场存在诸多弊端，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道路交通，急需整治，并提出通过加快建设过渡性零工市场、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提高就业力、打破思路，以党委或政府的名义出台有关“零工市场”的专门政策来解决马路劳务市场的问题[4]。王耀强（2014）通过对南宁市A马路劳务市场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了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存在的困境及其解决对策。从人力成本与工作转换、短工特点与工作理念，正规劳务市场欠完善的角度研究马路劳务市场在具体运行机制、马路劳务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冲突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提出通过加强行政力量引导、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完善法律援助体系等措施治理马路劳务市场[5]。

研究马路劳务市场要从其现状成因入手，针对当前务工主体的困境提出可行性措施。本文将从博弈论视角出发，在建立马路劳务市场各利益相关者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充分分析马路劳务市场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的现状，由此提出破解马路劳务市场博弈僵局的方案。

2 博弈模型的建立

2.1 局中人：马路劳务市场的主体

本次博弈模型是建立在马路劳务市场的策略环境下，故而博弈模型的局中人就是马路劳务市场的各利益相关者。马路劳务市场有较多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有较多的局中人，那么按利益联系的密切程度可将局中人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间接利益相关者。

第一类局中人是马路劳务市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即务工者和雇佣者，两者自身的具体利益与马路劳务市场紧密相连。务工者因各种因素影响无法进入正规人力资源市场寻找工作，在追求得到工作机会并尽可能更好生存的目标下，先由少部分人自发聚集在可能找到工作的某处马路寻求工作。渐渐地，雇佣者在寻找劳动力的过程中也向该处马路聚集，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吸引更多的务工者聚集，最终形成规模更大的马路劳务市场。因此，马路劳务市场的各种变化是由务工者和雇佣者之间的变化直接引起的，反之，任何影响到马路劳务市场的因素最先也会最直接地影响务工者与雇佣者。

另一类局中人是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社区居民群众及周边商铺。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影响务工者与雇佣者的策略选择，最终达到优化马路劳务市场管理的期望效用。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直接对自发聚集在马路街道的务工者进行管理，期望实现更好维护市容市貌与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社区居民群众及周边商铺不同于以上两个局中人，这一局中人对马路劳务市场的影响有限，更多的是被动接受马路劳务市场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影响。

2.2 策略：局中人在博弈中的行为选择

对马路劳务市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言，务工者面对雇佣者处于弱势地位，其策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雇佣者策略选择的影响，反之，雇佣者作出博弈决策则受务工者的约束较少。因此，务工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博弈属于“序贯博弈”（即局中人的决策和行动有先有后的博弈）[6]，根据两个局中人的地位差异，务工者的策略选择是在雇佣者作出策略选择之后。

在马路劳务市场中，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虽然是间接利益相关者，但由于其制定的法规政策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该部门的政策对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策略选择影响极大。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关于治理马路劳务市场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协调型，即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针对马路劳务市场的现状，采取主动和耐心的行为，积极地与直接利益相关者沟通，寻求改善并解决矛盾的方案；二是强制型，即通过强硬的法规政策并联合执法部门对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作出强制性干涉。

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的治理马路劳务市场的策略选择也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拖延型，即该部门面对马路劳务市场的现状关注度较低，试图采取拖延消极的手段维持现状；二是强制型，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运用强制的执法力量对马路劳务市场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也是目前该部门作出的一种最普遍的策略选择。不论是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还是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作为间接利益相关者其策略决策可以综合总结为“合作”与“不合作”两种。

2.3 支付：局中人在博弈中的利益考量

先看第一类局中人的支付。务工者寻求的是尽可能高的工资报酬、最大限度能实现支付报酬的劳动合同以及出现事故或冲突能够得到保障的合理合法的维权途径。雇佣者则是希望在劳资交易中实现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他们期望用最少的工资支付、劳动条件换取最直接的劳动力支付。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作出不同的策略选择时，可以用博弈模型表现为不同的博弈矩阵（或支付矩阵），从中务工者和雇佣者能找到在互相给定条件下自己的相对优势策略是什么，即可以找到自己的条件优势策略。而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希望最终能找到务工者和雇佣者所有的这样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上，任何局中人单独改变其策略都不会得到好处。这样，也就找到实现马路劳务市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即追求“纳什均衡”。

对于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和治安部门等间接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追求的满意支付是对马路劳务市场的治理出成效，或者有效解决马路劳务市场的矛盾冲突。更进一步讲，地方政府所代表的是集中运用社会资源解决问题，所以减少在治理马路劳务市场中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并收到效果是其在作出理性策略选择后追求的满意支付。因此，在建立地方政府与务工者、雇佣者的博弈模型时，同样寻求“纳什均衡”的存在，即寻找在博弈模型中的局中人拥有相同的条件策略组合，找到多方共赢的方案。

2.4 信息：影响局中人策略选择的因素

信息是影响局中人作出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对于雇佣者而言，像务工者技术水平、要求工资水平、诚信程度等信息资源会成为其选择哪位务工者进行劳资交易的关键影响因素；而对务工者而言，实际工作环境条件、雇佣者结算工资信誉度等信息资源会成为其是否接受雇佣的重要因素。

在马路劳务市场策略环境中，局中人能掌握到的直接来源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但即使是不完全的信息也存在不同局中人掌握信息资源多少的差异。在直接利益相关者中，雇佣者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远远超过务工者。雇佣者知道所有的工作信息，而因为务工者数量远超于需雇佣人数，一旦务工者工作出现失误，许多雇佣者会非常容易倾向选择拖欠工资或者直接拒绝支付工资补偿自己，那么对雇佣者而言其成本损失非常小，其损失可能仅仅是多花费一点时间来选择新的务工者。而对务工者而言，他无法得知雇佣者为其提供的工作条件是否真实、在雇佣自己之前是否有过拖欠工资的情况等等，一旦雇佣者出现拖欠工资或者拒付工资的行为，务工者的损失足以影响其生存。

信息资源的不对称不仅出现在务工者与雇佣者之间，还出现在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与以上两个局中人之间。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在马路劳务市场中，对雇佣者的信息了解远超过务工者，对务工者的信息搜集也远超过雇佣者，然而因为沟通渠道单向化、信息传递失误失真等因素，使大量的信息资源被闲置。直接利益相关者对马路劳务市场最直接的需求向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传递困难、沟通受阻，合法权益得不到具体高效的保障，进一步加剧了马路劳务市场治理的难度。从博弈论的角度而言，信息不对称使局中人追求满足各方条件优势策略的纳什均衡也更加困难。

3 非合作：局中人博弈的一般结果

3.1 务工者与雇佣者的博弈

务工者与雇佣者是马路劳务市场最重要的主体。由于务工者的策略选择是在被动接受雇佣者的策略选择之后进行，故而务工者与雇佣者的博弈可以采用序贯博弈的模型进行分析。在序贯博弈中，局中人的决策有先有后，特别是后行动的局中人可以观察到先行动的局中人已经采取的策略。对此，本文将借用序贯博弈的分析工具——博弈树来分析务工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博弈。

假设务工者—雇佣者博弈先从雇佣者开始。雇佣者对马路劳务市场中现有务工者作出“签订合同”或“不签订合同”的策略选择，然后务工者根据雇佣者作出的初始决策作出自己的策略选择，对雇佣者提出的条件作出“容忍”（或“接受条件”）“抵抗”（或“不接受条件”）的选择。

如图1所示，博弈模型以雇佣者为初始决策点，为整个博弈树的“根”，表明博弈中雇佣者是最先行动者。随后从初始决策点开始出发，有向右伸展的两条线段，分别表示雇佣者可以采取的两个行动或策略。上面一条线段表示雇佣者作出“签订合同”的策略决策，下面一条线段表示雇佣者作出“不签订合同”的策略决策。在雇佣者不同策略决策下由务工者作出策略决策“容忍”或“抵抗”。在没有线段继续延伸的“终点”处，表示着博弈结束后的结果。终点即表示博弈的一个策略组合，也表示对应该策略组合的一个支付组合。如图1中（5，10）就表示当雇佣者与务工者的策略组合为（签订合同，容忍）时，它们得到的支付分别为5和10。

图1 务工者—雇佣者博弈

按照逆向归纳法对务工者—雇佣者博弈求纳什均衡。先看最后阶段务工者的决策。如果雇佣者选择签订合同，则务工者必然选择容忍——选择容忍的支付为10，大于选择抵抗的支付4。于是可以将最后阶段的四条线段中的第二条以及它们后面的终点和支付组合全部删除，即去掉（8，4）这一支付组合。同理，如果雇佣者选择不签订合同，则务工者也将选择容忍——选择容忍的支付为3，大于选择抵抗的支付1，那么可以去掉（7，1）的支付组合。此时得到简化模型，只有两个支付组合结果，即（5，10）和（10，3）。因此，进入到前一个决策阶段，考虑雇佣者的选择。显然，雇佣者的最优选择是不签订合同——选择不签订合同的支付是10，大于选择签订合同的支付5。于是得到务工者—雇佣者博弈的纳什均衡——（10，3），即（不签订合同，容忍）。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雇佣者为选择降低成本和劳资交易风险会主动提出拒绝签订劳动合同，在交易不出现事故的情况下，雇佣者的选择确实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效用，而由于雇佣者与务工者之间的博弈存在所谓的“先动优势”——先行动者的得益大于后行动者，务工者只能选择接受并容忍雇佣者的条件才能得到工资报酬——务工者如果拒绝接受被雇佣则一点工资都得不到，造成更大的生存压力。实际上现有的务工者—雇佣者博弈虽然在理论上能找到纳什均衡，但这种条件策略组合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问题。当双方的劳资交易发现问题时，一般情况下雇佣者的损失远远小于务工者，雇佣者会作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逆向选择”——不签订劳动合同，即对马路劳务市场的劳动交易规则造成极大的破坏，最终使务工者面对的就业市场环境越来越差。

3.2 务工者与城管治安部门的博弈

务工者因受马路劳务市场的非法性、非规范性影响，面对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时有先入为主的弱势。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的策略决策可以综合总结为“合作”与“不合作”两种，分别表明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对马路劳务市场“引导管理”与“强制管理”的态度。而务工者面对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的管理手段，也有“接受管理”与“抵抗管理”的策略选择。由此可以建立务工者—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的博弈模型，通过支付矩阵进行博弈分析。

如图2所示，支付矩阵左边表示务工者的策略，即“接受管理”或“抵抗管理”，上边表示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的策略，即“引导管理”或“强制管理”。矩阵中四个单元格组合分别表示博弈的四个结果，其中，每一个支付组合里第一个结果表示务工者得到的支付，第二个结果是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得到的支付。

图2 务工者—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博弈

可以看到，当务工者对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的强制管理进行抵抗时，双方得到的支付是（极差，极差），也是在马路劳务市场最早出现阶段双方的策略选择。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的强制管理在马路劳务市场的治理中常常只能取得短时间的效果，实质上并没有帮助务工者更好的生存，治标不治本式的管理方式最终得到的是（较差，较好）的支付。务工者面对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的引导管理时，作出抵抗管理的策略选择能让他们保持现有的生存现状，但对城管部门而言，得到的管理效果就是较差的，最终得到的是（较好，较差）的支付结果。当双方都采取积极合作态度时，实际上因为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务工者就业问题，务工者生存压力依旧非常大，双方只能得到（较差，较差）的支付。综上，从长远角度而言，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需要采取引导性的管理，加强与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协同合作，通过健全并改善马路劳务市场的交易规则，从根本上改善务工者的就业环境并减少务工者的生存压力，实现务工者接受引导管理时得到双方（较好，较好）的支付结果。

3.3 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与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在马路劳务市场的策略环境中，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务工者与雇佣者，两者与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相比其实力有明显差距，因此需要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采取非过激的、温和的手段进行引导性管理。对此，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与务工者也各有两种策略选择，“合作”或“不合作”。可以建立支付矩阵如图3：

图3 务工者—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博弈

这个博弈结果说明，当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选择不合作时，不论务工者或雇佣者怎样选择，对博弈双方的支付结果都是较差或极差的，也反映了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在治理马路劳务市场时应采用主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引导治理。

当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选择合作时，直接利益相关者选择不合作能获得的支付更高。对雇佣者而言，不论政府怎样的管理态度，作出“不合作”的策略选择总能让其降低雇佣成本，从而获得较高的期望支付。对务工者而言，其一是虽然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建设了固定区域零工市场和免费大棚，但由于务工地点的流动性使务工者在固定的零工市场和免费大棚寻求工作的成本要高于马路劳务市场；其二是当雇主在面对与政府公共人力资源市场博弈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选择，根据务工者—雇佣者博弈模型的结果看，雇佣者占有的先动优势也会让务工者作出“不合作”的策略选择。

4 基于合作博弈的马路劳务市场治理架构

4.1 博弈论视角下马路劳务市场治理方案

4.1.1 借鉴BOT模式打破原有博弈僵局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的字面意思是“建设—经营—移交”，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社会资本参与到一个政府经营项目的投融资运作。具体来说，是由政府成立一个项目，并确定项目运营目标，通过项目招投标和竞标与面向社会的非政府部门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在一个BOT模式的项目发展中，政府是项目的发起人，起到穿针引线的桥梁作用以及保障整个项目运行方向不脱离最终目标的监督作用。而项目的运营交给非政府部门的社会企业，从社会企业投标项目为自身利益考量的角度，项目发展会比由政府运营更有市场活力和更好的效率，可以说，承接项目的项目公司是整个BOT模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前文分析，现有马路劳务市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务工者、雇佣者、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之间已陷入博弈困境，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实现满足多个局中人期望支付的纳什均衡。如果借鉴BOT模式治理马路劳务市场，在马路劳务市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中就会出现新的局中人——项目公司，那么马路劳务市场博弈就能形成以务工者、雇佣者、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项目公司、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社区居民群众及周边商铺为主的新型多人博弈格局。借鉴BOT模式进行治理打破了原有马路劳务市场的博弈僵局，开拓了马路劳务市场新的发展空间，寻求可能实现更好满足多个局中人期望支付的纳什均衡。

借鉴BOT模式治理马路劳务市场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较快吸收资金。较大范围内化社会私人资本为项目运营资金，极大程度减轻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承担项目建设运营维护的财政投入及债务负担。二是转移部分风险。在长时间的马路劳务市场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风险，采用BOT模式可将部分风险由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转移给项目公司。三是更好地满足务工者、雇佣者的需求。在处理马路劳务市场种种问题上，项目公司的效率会高于政府部门，可以为其他局中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4.1.2 马路劳务市场一体化治理方案

马路劳务市场可借鉴BOT模式设计一体化治理方案，如图4所示。该运作模式将有助于缓解劳资冲突、提高市场管理效率、大幅度增强各局中人信息资源利用率、完善马路劳务市场的交易规则、缓解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对我国更好治理马路劳务市场具有可操作性的帮助[7]。

该模式的运作方式为：（1）政府委托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作为马路劳务市场整治项目的发起人，进行项目的前期建设与规划。（2）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通过竞标的招标方式确定最佳投资者，开展项目谈判，确定特许权协议等问题。（3）签订合同后，投资者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成为BOT项目的直接主体。由项目公司与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签订特许权协议，并联系相关部门建设管理项目。（4）项目进入运营阶段时，由项目公司负责具体运营，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整个项目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5）项目公司在特许权协议到期后，将项目转交给政府部门。

图4 马路劳务市场BOT运作模式

项目公司可以开发马路劳务市场应用程序（APP）。该程序可以向务工者提供雇佣者招工信息（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劳动报酬等），向雇佣者提供务工者劳动力信息（包括工种、工作经验、期望薪酬、技术能力等）。同理，务工者与雇佣者注册账号时必须填写相关信息，且通过APP提供的信息联系对方，一旦双方有共同的劳资交易意向，可在APP上生成简单的劳动合同。

由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实名认证务工者个人信息、雇佣者信息（包括家庭个人雇主实名认证、非个人雇主经营许可证等），为务工者与雇佣者提供可靠真实的信息来源。由项目公司运营程序、提供技术维护与支持、推广马路劳务市场APP的使用，在此过程中，项目公司可以获得合理收益。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在马路劳务市场应用程序大范围推广使用后，对马路劳务市场进行温和式执法，引导剩余务工者与雇佣者进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搭建的固定地区零工市场。

综上，务工者利用马路劳务市场应用程序，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就搜集工作信息，减少聚集在马路上等待招工的时间与精力；在政府实名制的保障支持下，雇佣者出现拖欠工资的几率大大降低。雇佣者也可实现在网上指定务工者上门服务。对务工者与雇佣者来说，一旦出现劳资冲突，双方均可凭借APP生成的劳动合同维权。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可以减少财政支出和债务压力，实现对马路劳务市场的数据化管理。同时，缓解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的执法压力，减轻对社区居民群众及周边商铺的影响。

4.2 一体化方案下的博弈模型分析

借鉴BOT模式治理马路劳务市场后，马路劳务市场策略环境的局中人由原来博弈模型中务工者、雇佣者、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与治安部门、社区居民群众及周边商铺为主，变为除原有局中人外还引入了新的局中人——以项目公司为代表的项目投资者的六个代表性局中人。表1说明了每个局中人在博弈变动前后的期望支付分析。

表1 博弈变动前后局中人的期望支付

对务工者而言，在原有马路劳务市场博弈中，为获得劳动报酬需要赶早贪黑在马路上等工作，被雇佣后缺少工作保障，常常被拖欠工资，或出现工伤无法获得赔偿。而在新的博弈中，通过使用APP寻找工作，减少了花在马路上的人力物力成本，也有APP生成的劳动合同给出劳资交易的证明便于维权。可以说，新博弈下务工者的利益支付比原有博弈下的利益支付有所增加，而成本则降低了。对雇佣者而言，在新博弈中，减少去马路劳务市场招工和现场选择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且用APP可以更详细更准确地筛选务工者，一旦出现劳资纠纷，也可借助APP生成的劳动合同维权。总体而言，雇佣者付出的成本降低了，获得的利益支付增加了。

对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而言，在原马路劳务市场博弈中，为马路劳务市场制定的政策执行困难，提供各项服务鲜有问津，整治效果不明显；在新博弈中，利用APP能方便高效地宣传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并在APP生成的劳动合同中得到较好的落实，也可通过APP对务工者进行免费培训等服务的宣传，对马路劳务市场的治理得到较好的效果。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在借鉴BOT模式的一体化治理方案下，将原有风险和责任向项目公司分担出一部分，也减少了治理的财政支出压力。综合来看，新博弈下的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治理成本减低，期望利益增多。

对城市管理部门和治安部门而言，新博弈下大大减少了对马路劳务市场整治的人力物力消耗和时间耗费，配合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得到较好的治理效果，优化了市容市貌并进一步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治理成本大大降低而利益支付明显增多。对社区居民和周边商铺而言，新博弈解决了原有马路劳务市场为他们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周边商铺也可以借助APP打广告宣传，其利益支付明显增多。对新的局中人项目公司而言，承担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的马路劳务市场治理项目，可以借助马路劳务市场应用程序的开发、推广、运营、维护获得可观的合理报酬，是马路劳务市场新博弈的下获利的一方。

5 结语

作为以农民工为主的务工者求职场所，马路劳务市场规模随城市发展不断扩大，其治理问题在媒体报道的作用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借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着眼于马路劳务市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合作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务工者—雇佣者博弈、务工者—城管部门与治安部门博弈、政府公共人力资源部门—直接利益相关者博弈，说明现有社会环境条件下马路劳务市场难以改善的现状。由此考虑借鉴BOT模式引入新的局中人——项目公司，对打破马路劳务市场博弈现存僵局提供机会，提出了马路劳务市场治理的一体化方案，促使马路劳务市场博弈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李莉莉.“马路劳务市场”进室后［N］.青岛日报，2016-03-21（03）.

［2］李娜.无技能农民工“好就业”却难“就好业”［N］.工人日报,2017-03-16（06）.

［3］田毅鹏，张霁雪.空间生产、资本接续与权力介入的时间逻辑［J］.社会科学，2010（5）：67-73.

［4］顾珂.马路劳务市场正规化建设路径探索［J］.人才资源开发，2012（9）：21-22.

［5］王耀强.社会转型期马路劳务市场运作状况探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3）：6-9.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88-320.

［7］宋金波，宋丹荣，付亚楠.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收益的系统动力学模型［J］.管理评论，2015（3）：6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