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主政治发展背景下工人阶级革命团体组织原则的嬗变

董德兵 朱豪媛

摘要：根据党的性质、环境和任务选择最适宜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所有政党都面临和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基本问题，工人阶级政党更是如此。早期工人运动先驱者在民主政治欠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受中世纪会党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带有一定民主因素、具有浓厚密谋色彩的集中制组织。近代以来，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因应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和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清晰的时代背景，调整斗争方式，加强组织建设，完善组织章程，尝试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引进民主因素，奠定了工人政党组织原则的最初要素，这都为后来无产阶级组织自身力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关键词：民主政治;组织原则;民主制

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035-09

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工人运动早期阶段，阶级意识尚不清晰，缺乏科学理论指导，采取了具有一定组织性却具鲜明依附性、自发性、分散性的斗争方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逐渐清晰，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但由于反动势力较为强大、民主政治尚欠发展的大环境，早期工人阶级政治组织采取了带有浓厚封建行会色彩和中世纪密谋传统的集中制组织原则，因其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阶级支撑，以及密谋组织内部不可避免的宗派主义斗争，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①。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受到政治斗争的教育和锻炼，逐渐意识到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总结英国等国工会运动和自己的组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适合自己运动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这为后来无产阶级组织自身力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一、近代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发展

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扩展到法、美、德、俄等国。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反映。随着启蒙运动的进行，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1776年7月，美国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制政府的愿望。1787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规定美国民主制的基本框架，为美国民主制的发展规定了方向。1789年8月27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第三等级反对封建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在《人权宣言》的指导下，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了新宪法。所有这一切都为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革命之后，民主制发展陷入停滞状态，先后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帝国专制、旧王朝复辟的多次更迭，民主制一直处于不稳定当中，一直延续到1830年革命的发生，建立了实行金融贵族专制的奥尔良王朝。由于在选举权方面的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只占有少数的席位，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完全被排除在政权之外。从4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一直为选举权而斗争。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宣布实行普选制，废除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马克思指出，“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跟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1848年5月4日，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开幕，直接的、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了。

同样，工业革命不仅给英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且造成经济地理、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领域的变化。经过长时期的演进，英国民主政治到工业革命结束后才趋于成熟，在机构和国家机关及其职能方面才逐渐完善起来。

19世纪以前的英国议会实际上是由贵族、资产阶级上层所控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多少权力，因此，改革和民主化是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主题和趋向。19世纪20年代末，托利党军事专制的危险迫在眉睫，各地改革派和群众连续发动请愿，托利党被迫同意1832年6月4日议会上院通过的“英格兰与威尔士人民代表法”。改革方案仍然保留了财产资格限制，但是标准大为降低，这就大大削弱了寡头制度的政治基础 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但也只是初步改变了英国下议院的成分，土地贵族的优势地位却没有丝毫动摇;而且，为争取1832年议会改革付出巨大艰辛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依然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7页。。尽管如此，1832年议会改革仍然是英国历史乃至英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实行较大政治改革的重要起点。而对于1832年的英国来说，这次改革给资产阶级内部日趋激烈的矛盾，提供了缓和的机会和平台，为第一个产业革命以来在经济领域逐渐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进入议会打开了大门 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时期所作的政治分析中是十分明确的。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們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些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反抗，通过了改革方案，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而且，1832年改革还被当作与英国政党政治演变密切关联的重大事件，成为新旧政党交替的标志。

因此，在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之后，英国政党开始了向现代政党的转型。这个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转变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过程是两个政党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资产阶级的成分在两个政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同时两个政党的某些组成部分还发生了向对方转化和渗透的现象。这种政党构成的渐变最终在19世纪后期使自由党和保守党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时期英国两党的组织形态有了突出的发展。30年代以前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没有建立有群众参加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主要以其在议会中的议员为政党支柱，且在地方上没有任何政党组织，在一些城镇选区盛行现金收买议席和收买选民。在乡村郡选区，议席大都为土地贵族世袭地控制着。这两类选区都不允许任何外来人士或政治团体影响选民。政党组织只存在于少数大城市中。但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选举权不断扩大，选民人数增多，且都来自不同的阶层。其中，中等阶层人士的政治主动性迅速增长。这样，少数寡头便无法控制选民，即使议会中的政党要控制选区选民也并非易事，必须在选区长期做争取选民的工作。选举的扩大要求英国政治组织方面必须进行适应性变革。在19世纪前期，英国两党作为议会党团，没有自己的基层组织，但是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争取选民、赢取选票的现实需要迫使英国两党建立其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且在议会内，党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之前的松散联席会议的形式被更加正规化、制度化的组织所替代 在议会内部，辉格党建立了不同档次的党务工作会议制度，在议会两院中分别设立了党的督导员督促本党议员出席会议、组织投票，加强党的纪律。参见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205页。。在议会外，辉格党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并派专人到各地去帮助建立以俱乐部为形式的选举组织。同样的变化也在托利党内部发生。1832年，托利党已经没有一个选区没有自己的俱乐部，并且有大约一半的郡都建立了两党的正式地方组织 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1832年议会改革后，两党的地方组织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两党的中央组织也分别于1832年和1836年建立了起来 M. Ostrogorsk，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1982， p. 145.，政党的中央组织对其地方组织起指导作用，自由党和保守党还竭力争取工人群众参加和支持他们。这样，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通过发展起来的政党组织加强了对社会的影响和对政治的控制，它保证了在议会选举权扩大和工人阶级人数激增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霸权。

二、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与宪章派的组织原则

18世纪最后三十年至19世纪初，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开始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权利，于是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不断兴起。无产阶级被卷进了这一运动。在运动中，无产阶级作为激进的一翼受到政治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学习了资产阶级政党斗争的经验，逐渐意识到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意义。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在伦敦和外省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工人的工会组织和政治民主组织。英国这个时期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主要受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義的影响，此外也受到了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土地改革派的思想影响。但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兴起之时正值争取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工人阶级积极投身于这场政治民主运动，他们的一些组织采纳了政治民主斗争的纲领。

1834年全国各业总工会宣告成立，标志着英国的先进工人开始走上了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的斗争道路。它的章程明确规定：“工会的计划首先在于提高工人的工资，或防止工资的下降，和减少劳动时间，但是工会的主要的和最终的目的在于确立劳动的和人道的神圣权利。” [英] 莫顿：《人民的英国史》，谢链造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52-253页。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存在时间不长，但这是英国工人运动开始从工业骚动转向政治骚动 [英] G. D. 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陈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0页。。

1832年工人选举权运动的失败以及1834年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失败，使得宪章运动领导人意识到，“面对新旧有产阶级把持的议会，仅仅在工业方面采取行动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首先要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英] G. D. 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陈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42页。。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它已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的组织，而是一个政治的兼及教育的工人组织。它主张通过教育、宣传等和平的方式来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选举制的民主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伦敦工人协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上层工人的组织，规定了较高的入会费，采取关门主义的组织路线，只吸收“有智识和才能的”，“高尚和清醒的”成员，把广大贫苦工人排斥在外。它认为没有文化的工人缺少教养，容易冲动，不利于实行该组织稳健温和的活动路线。

宪章派的斗争历时十余年，掀起了三次较大的高潮。第一次是1838-1839年，其间一百二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交议会遭否决后，工人们起而反抗，被军警镇压下去。此后，为了组织力量统一斗争，各地相继成立了宪章派团体。1840年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成立了宪章派全国协会，史称宪章党。在全国协会领导下，1842年出现了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847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1848年初欧洲大陆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宪章运动重新找到动力，宪章运动再掀高潮。1848年4月，数万工人不顾政府禁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向议会递交请愿书。但示威游行遭镇压，请愿书被拒绝。接着政府又下令解散宪章派全国协会。至此，宪章运动走向衰落。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在工人政党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宪章派在为实现宪章而进行的这种长期的广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了团结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系统具体地探讨和制定了自己关于建立工人政党的观点和原则。

宪章派通过斗争实践逐渐认识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运动力量的源泉，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英] R. 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3页。。它的左翼领袖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工人们的暴力斗争绝不是局部的、不成熟的暴动，如果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无法使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没有组织，人民只有人群;为了组织，人民就会变成一支军队，被用来达到最宏伟的目标 参见[英] R. 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5页。。所以，他们强调，为了扩大和推进运动，必须“加强我们的组织”，“组织、组织、再组织”就是他们的口号。

宪章派的领导人看到了广大工人群众觉悟程度上的差别，提出工人团体首先是联合“城乡工人阶级中较有知识和影响的部分”，由决心为阶级利益牺牲生命的那些工人组成。这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工人团体不能包括全体工人，而是阶级中的觉悟的积极部分。至于他们对“觉悟”、“积极”的理解当然没有达到科学理论的高度。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宪章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通过广泛地传播政治和教育知识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提高到理想的水平，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最后革命做准备。否则，党不可能使更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到一个足以实现他们的权利的运动中来。

宪章派在总结英国工会运动和自己的组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适合自己运动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集中体现在1840年7月20日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宪章派协会的组织计划》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6页。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协会的宗旨是使下议院能全面忠实地代表联合王国的全体人民。换言之，协会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第二，入会条件：凡赞同协会的宗旨、原则和章程并签署申请书的男子或妇女均可成为会员。会员须领取会员证，会员证每三个月更换一次。这说明，在宪章党人看来，工人政党并不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团体，它吸收成员既有一定的条件还得履行一定的程序。第三，组织制度和活动准则：每个小组由十名会员组成，且每周应聚会一次;每小组的组长由小组推荐，但是必须经过执行委员会认可方能正式担任组长;每周聚会之时，每名会员应向小组长缴纳会费;每个城市由若干个区分部组成;分部成员应每月聚会一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听取分部工作报告，解决协会日常会务;在分部会议上，各小组长必须出席，且应向会议报告小组情况;在较大的地方，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地方委员会，由司库员和书记助手等九人组成;委员会每周举行会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贯彻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只在与协会基本原则和执委会决议不相违背的情况下，委员会才能按照自身意愿，独立行事;执行委员会是协会的首脑机关;执委会由全党投票选举产生，当选的委员不仅在执委会内担任职务，还须承担协会的宣传任务;执行委员会由包括总司库和书记在内的七人组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6页。。尽管这些要求和原则并没有从上到下地严格执行，但是毕竟提出了处理工人政党内部组织关系的一系列原则，比如选举制、报告制以及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选举制等因素，为后来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组织原则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1842年12月，在伯明翰宪章派协会协商会议上，有的代表提出了对协会章程的一些新的修改意见，比如，以代表大会为最高机构，每年举行一次，由它任命主席、副主席、司库、秘书等执行机构，代表大会代表由各地区民主选举产生，各分会工作人员由该地区的会员推选决定;实行罢免制度，任何协会职员一旦被发现非法参加任何其宗旨不如宪章派的正义方案的组织，由他所在地方的会员撤销其职务;严格会员条件，他们应当互相口头告诫，以身作则，厉行克己自制和正直无私的原则，增长知识，加强道德观念，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玉良言，互通有无，遇有疾病、患难或在谋生时，互相帮助提携等 [英] R. 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5-266页。。由于宪章协会内部意见分歧和本身组织衰落，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执行。但是，这些意见表明宪章派领导人对于工人政党组织原则的认识，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接近了党的科学的组织原则。

上述表明，宪章党人对于工人政党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独立的贡献。但是，宪章派的领导分为左右两派。他们对于组织问题的见解往往差别很大。右翼领袖主张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达到目标，因而不重视严密地组织自己力量的工作。左翼领袖则师承巴贝夫主義的传统，主张运动走社会革命的道路，因此很重视宪章派的组织建设。所以，宪章派上述许多重要观点都是左翼领袖提出来的，而不是整个宪章派的观点。还要看到，整个宪章运动是自发的，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少数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左翼领袖，也多是信奉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因此，宪章派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和原则，整个来说，不是建立在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还不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规律和活动原则的自觉的理论。

三、秘密组织与合法活动相结合：正义者同盟组织原则的嬗变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高涨、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也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从初生走向成熟的决定性阶段。德意志工人运动发端于瑞士、巴黎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1832年2月，流亡在巴黎的德意志政治流亡者、工人、手工业者、店员和知识分子组成“德意志人民协会”。这是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又称“人民同盟”，从事救济政治流亡者和谋求德意志统一的政治宣传工作。1834年春，人民协会被解散，夏天，其左翼代表在巴黎成立一个秘密同盟，即“流亡者联盟”。联盟是按照法国人权社 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对被剥夺选举权大为不满，因而发动七月革命，国王查理十世退位。查理十世指定的继承人是伯爵亨利（1820-1883），然而亨利并未继位。路易·菲利浦依靠资产阶级的支持登上王位，史称七月王朝。1832年底，年青的共和派建立秘密团体“人权社”，立志继承雅各宾派传统，不久该组织担负起领导共和运动的责任，鼓吹推翻王政，实现共和制。许多工人纷纷参加如“民友社”、“人权社”的活动。他们在1831年至1834年间先后在巴黎和里昂等地举行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31年7月和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的样式建立起来的，1835年制定了《流亡者联盟章程》，章程规定联盟是“绝对秘密的组织”，其组织原则是十分严格的集中制 董德兵：《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工人阶级革命团体的组织原则》，《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由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渗入，使该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和无产阶级成员产生了政治思想分歧。1834年成立于瑞士伯尔尼的另一德意志流亡组织“青年德意志”的许多成员转至巴黎，这就使得流亡者同盟内部的阶级成分更为复杂多样，组织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了。1836年，流亡者同盟中的一部分最激进的无产阶级分子脱离出来，另行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同盟的性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性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思想的影响。

同盟在巴黎的成员参加了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的起义，因而也分担了它的失败，招致了重大损失。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等也惨遭逮捕，经过长期的监禁被驱逐而侨居伦敦。自此，同盟在巴黎的活动消沉下去，重心逐渐转移到伦敦，其工作的重点也转变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同盟的思想领袖魏特林，在1841年去了瑞士。他在那里扩大了同盟的组织，开展了宣传工作，创办了一份月刊《德国青年的呼吁》（后更名为《年轻的一代》）作为同盟的机关报。但是，从1843年起，魏特林的思想明显地衰退下去，走进了宗教社会主义的泥坑。他向工人宣称现代共产主义与古代基督教学说完全吻合，并认为依靠罪犯、流氓无产者的自发暴动就可以实现社会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甚至认为，实行“无产者专政”，必须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共产主义独裁者 参见《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69页。。

可以看出，正义者同盟在思想上受空想观点的影响较深，组织上采取密谋宗派的组织原则;但它毕竟是青年时期德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组织的最初实践。尽管它起步迟，但是由于借鉴英法两国工人政党的经验，特别是在随后几年里，直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影响，這就使得正义者同盟的组织原则有了不同于英国工人组织的方面。

正义者同盟总结自己实践经验，日益认识到组织工人自己政党的必要性。同盟人民院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发表的《文告》指出：改良派、共和派，人数虽比我们共产主义者少得多，但他们的力量却比我们大得多，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着组织，按照总的计划行事”。而正义者同盟当时的组织情况，“尽管人数不少，但遗憾的是，既缺乏紧密的团结，又缺乏和谐的工作。而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对事物的进程施以真正的影响。很遗憾，共产主义者还没有组织坚强的政党，还没有建立一定的牢固的根据地，因而，在那些共产主义者不够坚定的地方，他们就过于经常地依附于其他政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3页。。所以，共产主义者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实现自己解放人类的使命，更应该全力以赴，认认真真来组织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大家都必须遵循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只能依附于其他政党，永远不可能对事物的进程施以真正的影响，那样，共和派、改良派等就要收获我们的果实了。

同盟人民院的文稿还指出：我们应该以站在英国运动前头的宪章派为榜样。这就是说，自己应当成为组织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先锋队。同盟认识到，他要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首先必须把认识最明确最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自然还是空想的）集中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组成一个核心;同时，也应该宣布自己的目标，提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这些目标和原理，而讨论的，只是那些能促使这些目标更容易更迅速实现的办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113页。。显然，这里包含着关于工人政党是由工人先进分子所组成，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武装，思想和目标一致的队伍的思想的最初萌芽。其次，同盟认识到，掌握共产主义原理，形成明确的理论认识，才能正确地分析工人阶级状况，反映他们的愿望，指明他们解放的途径;才能迅速地使无产者摒弃信口雌黄的自由主义的影响，真正地站立起来，不再成为其他阶级手中的玩物;才能使同盟自己是团结统一的，而不会相互争吵不休。怎样实现思想的统一呢？同盟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召开共产主义代表大会，进行冷静的兄弟般的讨论，心平气和的讨论。即使对宗教共产主义也应提供可能，让他们表现自己，不要急于谴责他，而是努力冷静地证明，这种共产主义是站不住脚的。这说明，同盟是主张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克服各种错误观点达到党的思想统一的，但是，同盟进而反对批判各种冒牌主义思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的批判是狂妄行为，不是共产主义风格，不应把他撵出教门等。这表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各种冒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不懂得只有彻底批判各种冒牌共产主义并清除它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才可能达到真正的思想统一，所以，同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反对魏特林企图用宗教感情来代替党的理论认识时，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认为像魏特林那样，试图依靠杰出的口才和极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宣传，固然可以使民众群情激昂，但是这样会使得群众本来就不高的科学理论素养进一步降低，理性将会让位于感情，更加不利于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且使得已经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工人运动重新回到依靠感情促发阶段，离科学理论指导越来越远了。“我们反对把共产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掌握共产主义原理，决不是用迷信的锁链束缚人们。” 倍倍尔指出，“用热烈的言词激发人们追求共产主义，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样激发上去的群众必然会跌回更糟糕的地步。民族感情和宗教激情很快会使那往日的混乱状态重现”。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13页。虽然，同盟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理论去代替空想的教条，但是，它反对迷信，努力追求正确的理论认识而不求助于宗教感情，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

从上述认识出发，同盟把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同盟的章程规定，它的基层组织——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保证对群众的才智和思想感情施以良好的影响，支持和鼓励人民群众痛恨暴政的情绪，尽可能地传播那些旨在加速和根本改造德国、改造全人类而作基础准备的著作和学说。同盟还认为，党应当有自己的刊物，运用它来捍卫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报道党的成就，否则“一个政党是难以存在的”。应当说，这些规定是符合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的。但是后来魏特林却把这个任务绝对化，极力把党变为一个单纯的宣传团体，反对党参加任何政治斗争，走向了极端，被同盟所摒弃。

同盟实行秘密组织和合法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针。魏特林在瑞士时使同盟加入并领导公开的教育、阅读和歌咏协会，把协会中的活跃生活作为政治生活的预备班，借以对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并从会员中吸取新的盟员。他还指出要善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开展活动，盟员三五成群地在饭店等处集会往往会遭到暴力的干涉而失败。但是，人的任何权力也不能阻止善良和真实的宣传，谁也不能阻止人们在劳动时，在餐桌旁，在卧室里，以及在散步时说话。同盟在英国也是如此。恩格斯描述到：“他们利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吸收新盟员，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跃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建立了一些支部。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可以担任特使。”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229页。

同盟的“半宣传、半密谋”的性质，决定了同盟在组织问题上有了与之前密谋团体不同的地方。1838年，正义者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 正义者同盟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同它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通过了《德国正义者同盟章程》。《正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性质是“一个绝对秘密的组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其组织机构包括：首脑机关为人民院，下设支部和区部;新盟员入盟首先应该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并举行仪式，诵读誓词，自选战斗化名;并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把盟员承认组织原则作为入盟的必备条件，每个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法规;在同盟的组织结构上分为三级：支部，区部和人民院;支部由5-10人组成，设主席和助手一名，由支部选举产生，他们的工作对支部负责;各支部之間相互保密，并都有自己选定的专门称号。区部所属支部的支部主席组成该区的区部;人民院所在的区部还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承担对人民院工作的监督职责。人民院是同盟的中央权力机关，至少由五名成员组成;虽然规定每个支部主席及其助手各一名，由支部选举产生，但是大权也是上级掌握。区部“安排各支部的工作，并对其决议施加影响”;同盟章程规定了同盟的选举制和任期制：同盟的中央权力机关——人民院由其所在地的区部选举产生，“组织的所有权力机关，任期一年，每年五月进行改选;选民有权随时罢免辜负选民信任的被选举人”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但是必须看到，尽管《同盟章程》规定了人民院组成成员的选举制和任期制，但是这种选举制是很不彻底的，人民院的成员掌握很大的权力。一方面，一旦被选为人民院的成员，他就“有权另选一名或两名组织成员参加人民院”，这就表明，人民院的成员并非全部由选举产生;另一方面，章程明确授权人民院“在因时间及其他因素，绝对不可能按上述指出的程序颁布法令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凭自己的责任心，颁布具有法规作用的指令”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这个规定更是说明人民院拥有很大的立法权，完全可以将自己的意志通过法规的形式，要求全盟遵守和服从，人民院的权力大大加强了。此外，章程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如它规定，“人民院的成员只对自己的选民公开”，并且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负责人民院与其他盟员之间的通讯联络，并全权处理和答复盟员来信等事务。

此外，《正义者同盟章程》还规定了盟员的标准和同盟的纪律：盟员必须承认盟章盟规和各项组织原则，缴纳会费，有牺牲一切的精神准备和为实现同盟宗旨而进行不倦的同时又是谨慎的细致工作，生活方式无可指责，等等。章程还要求盟员维护团结一致，反对分裂活动，研究和讨论一切社会制度，口头宣传同盟的原则，传播同盟的文件，等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这里，同盟不但比较全面地规定了盟员的标准，而且还把这些规定看作是实现党的思想政治统一的保证，这是有益的经验。

应该看到，同盟已经开始在组织上摆脱行会传统和宗派原则的影响，但是旧式秘密组织的痕迹还是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反映。比如，章程规定吸收新盟员要举行神秘的宣誓仪式，新盟员如果泄露了同盟的秘密，老盟员如果违反了纪律，都要给予可怕的报复，每个盟员都应当有化名，每个支部都有特定的名称和标志等。

不可忽视的是，同盟转到伦敦之后，存在环境的变化决定其活动方式必然发生变化。在英国存在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同盟渐渐摆脱了密谋活动性质，逐步提高了民主活动的自觉性。正义者同盟废除了密谋组织的某些秘密性规定和神秘的入盟仪式，规定了同盟的选举制、任期制和撤换制，这就向民主制组织原则前进了一大步。同盟章程规定支部主席、人民院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且还规定每个盟员都有立法提案权：所有组织机关的任期为一年，每年的5月进行改选;被选举人若辜负选民信任时，选民有权随时罢免。

恩格斯因此评价道：“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织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而且，同盟在发展到伦敦以后，发展得很快，因为“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同盟在伦敦利用先前成立的“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吸收新盟员，并建立了当时尚称为“聚会点”的支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229页。。同盟重建的工作也大大拓展了，而且由于同盟的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像公開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便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同盟通过流亡在伦敦的战友与法国革命者、波兰流亡者以及英国宪章派建立了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随着同盟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仍然把巴黎看做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综上所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们，在领导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和研究甚至参与资产阶级政党活动，总结工人阶级政治团体的实践组织经验，探讨和阐述了建立工人阶级团体和政治组织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们不但认识到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是它进行胜利斗争、实现解放人类使命的必要条件，而且指明这样的政党组织应当以科学理论知识作指导，由工人阶级最积极部分所组成。他们不但制定了无产阶级组织在各种条件下的行动纲领和斗争策略，而且看到了组织统一的重大意义，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组织章程，尝试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引进民主因素，奠定了工人政党组织原则的最初要素，这都为后来无产阶级组织自身力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

但是，工人运动先驱者活动在工人运动早期阶段，无产阶级斗争尚处于自发阶段，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刚开始出现，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运动还没有形成。他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阶级本能的反映，难以避免空想社会主义的种种影响、行会的和宗派的传统、密谋的活动方式。尽管他们在那个时期对于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斗争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自觉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展，他们的观点和原则日益变得落后，并逐渐成为创建强大的、民主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障碍，终于为科学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所取代。

（责任编辑：潇湘子）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Working

Class Revolutionary Group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Dong DebingZhu Haoyu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environment and tasks of the party， choosing the most suitable organization principle and organization system is a basic problem faced by all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ra of under-developmental democracy， the early workers movement pioneer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edieval party tradition， and established a centralism system with some democratic factors and strong conspiracy. In modern times， the working cla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r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and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gradually clear background， adjust the struggle，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try to centralism on the ba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democracy as much as possible factors in the conditions allow， laid the first element of party workers the principle， which are then the proletarian organizations own strength provides refere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Democratic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