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民阅读生态的历史演进及特点*
——基于《人民日报》相关报道（1949-2017）的文本分析

□文│吴 赟 孙梦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界兴起了以新文化史为标志的“文化转向”。在这一新的学术思潮转向中，阅读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之一，阅读史的书写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史书写方式。[1]阅读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研究阅读活动对于中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和出版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导引价值。然而，经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已有的与阅读相关的不少研究鲜有历史纵深感。研究当代中国国民阅读生态的历史演进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民日报》是中国第一大报，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自1948年6月15日创刊以来，《人民日报》坚持其一贯的办报方向，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理论，传播国内外各领域信息，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本文将《人民日报》1949年以来有关“阅读”的报道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中国当代国民阅读生态的历史演进及特点。通过梳理《人民日报》相关文本，分析中国当代阅读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为当下和未来的阅读活动开展和阅读政策制定提供历史镜鉴。此外，阅读问题也是出版业关注的焦点，分析国民阅读生态的演进及特点，可为出版业制定经营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社会背景和市场环境层面的参考。本文从宽泛意义上将“阅读”界定为个体运用文字或图像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活动，阅读活动参与者主要包括作者、出版机构、图书馆、读者等主体。在研究方法上，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由于研究文本的时间跨度大，数量繁多，所以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中以与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篇名”为检索方式，检索“阅读”二字，所检索文献覆盖的时间段起于1949年10月1日（1949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上出现第一则有关阅读活动的报道），讫于2017年6月30日（以该月国务院法制办审议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以上述检索方法所得的文献中，剔除不以“阅读”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人工筛选出《人民日报》要闻版和评论版上有关“阅读”的316篇报道。

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有关“阅读”的报道文本在年份分布上极不均衡（见图1）。相关报道文本数量的高峰出现在2007年（《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发布后的次年）、2011年及2015年（全民阅读活动开展10周年之际）；报道文本数量的低值出现在1966-1976年“文革”时期。由于《人民日报》文本的有限性，本文难以完整呈现中国当代国民阅读生态的全貌，但通过这些报道文本可以考察中国国民阅读生态中的文化政策、阅读活动、出版市场及读者反馈等状况。本文结合文本数量和内容，依照这68年间中国国民阅读活动历史演进的不同时代特征，划分出五个阶段来论述中国当代国民阅读生态的演进规律，并总结分析国民阅读生态所体现的特点，为当下和今后的全民阅读活动提供借鉴。

图1 《人民日报》“阅读”报道文本数量的年度分布（1949年12月-2017年6月）

一、中国当代国民阅读生态演进的五个历史阶段

1.总体教育水平落后、国民阅读欠发达时期（1949～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国家总体教育水平较为落后，国民识字率低，各级党政机构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努力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同时通过一些运动剔除落后的、封建的文化残余。在此背景下，成人教育、夜校、识字速成班大量涌现，国家对于阅读的政策主要在于配合引导速成教育；青少年成为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关注对象；在阅读内容上，强力清除被定性为封建、色情及反动的读物。这一时期中国国民阅读生态有如下具体体现。

政府依据国家文化方针政策引导成人阅读。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曾做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提出争取三五年内使职工中的文盲能阅读通俗书报。

重视对青年学生、儿童阅读的指导。如《人民日报》刊载了《为啥要课外阅读 关于“从讲课到指导课外阅读”的商榷》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对于儿童阅读的指导。

阅读内容受严格管控。1949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出现第一则与阅读直接相关的报道，介绍了保定人民教育运动的相关情况：“在阅览工作方面，清理了五万五千一百余册书籍杂志，将其中含有封建色情及反动因素的读物，予以清除”。[2]共青团中央“向各级组织发出关于协助政府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工作意见和通知”。[3]

针对社会阅读状况开展调查。如《北京图书馆新书阅读调查》《沈阳市北市区和沈河区小人书阅读情况的调查》。

2.阅读活动高度政治化时期（1966～1977年）

“文革”爆发后，中国大陆的国民阅读活动与政治的紧密结合程度进一步提高，权力机关对阅读内容进行了严格检查和管控。这一时期，作为极具典型意义的阅读现象和社会集体记忆，《毛主席语录》和其他革命红书成为读者覆盖面极广、发行量极大的必读书籍。

全国各地组织阅读《毛主席语录》和革命红书。例如，广州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下属部队组织官兵阅读《欧阳海之歌》。

用红色著作占领学生课外阅读阵地。如江苏的中学采用推荐党报党刊上的文章和自己动手创作的方法，来占领学生的课外阅读阵地。

将《毛主席语录》推向世界各个友好国家。《人民日报》曾报道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3.图书供给逐步丰富、阅读活动蓬勃发展时期（1978～2005年）

1978年以后，中国的发展重心转向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党政机关对于精神文化内容的态度和管控措施较之以往出现了由严到宽的转变。新时期的中国国民阅读生态有如下表现：国内阅读活动蓬勃开展；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重新被国人品读、研究；国内较为关注与阅读有关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研究；阅读调查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开展；少年儿童课外阅读继续受关注。

国内阅读活动蓬勃开展。《人民日报》报道关注了北京日报与北京图书大厦、新浪网文化频道联合主办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征文活动。

重视、提倡经典阅读。例如，有报道提倡阅读经典，诵读优秀诗文；面对网络的冲击，专家呼吁让经典阅读陪伴孩子的童年。

重视少年儿童的课外阅读。《人民日报》建议有关部门关心青少年课外阅读，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场所。

出版界的不良现象对阅读产生负面影响。《人民日报》有报道批评“浅阅读”图书是“压缩饼干”“盒式快餐”，批评一些精装书、奢华本、“天价书”华而不实。

关注先进的阅读技术、设备和相关研究。如《人民日报》报道了法国研发出可供盲人通过电脑“阅读”的报纸，报道了美国教育学家提出的“针对3-7岁儿童、简便易行的教育方法，即阅读分享法”。[4]

阅读调查在不同层面和范围开展。如《人民日报》有报道指出，国家图书馆的调查数据表明读者阅读兴趣在不断转变并呈现多种趋势。

政府推行常备图书制度。1991年新闻出版署启动常备图书制度，旨在“引导社会公众的阅读方向，满足读者最基本的阅读需求。”[5]

4.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时期（2006～2009年）

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此后，政府每年都倡导、推动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持续开展。有关阅读文化的会议、事件在这一阶段较多。在国外读物被大规模引入国内的同时，政府出台政策力推出版业走出去，国内民众的阅读消费环境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双向国际化。

政府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活动。例如，《人民日报》聚焦新闻出版总署旨在建设阅读型社会的重点举措：实施重点出版工程，打造更多阅读精品；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全民阅读扩大到基层；大力推动传统出版业向数字出版业转型；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改善国民阅读环境等。[6]

图书阅读状况受关注。有报道指出，消费型图书的“热”和积累型图书的“冷”令人担忧，消费型阅读的热“折射出积累型阅读的不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将严重影响文化‘后劲’……影响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7]

较多会议、文件和事件关涉阅读文化活动。如这一时期开始起草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针对全民阅读推广提出了诸多政策措施。

数字阅读活动勃兴。数字图书引发阅读革命，据《人民日报》报道，广州推出“阅读进家庭”主题网站，在线数字图书上百万册。

媒体有意识地纠正阅读理念偏差、指导阅读活动。《人民日报》有报道分析了“传统阅读在萎缩，国人真的不爱读书了吗”“网络阅读率上升，网络真能取代图书吗”“‘浅阅读’、‘偏阅读’不可取”“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等论题。[8]

关注阅读问题的出版界交流活动蓬勃开展。如北京国际出版论坛聚焦阅读新趋势，提出应对“浅阅读”的六大举措。[9]

阅读研究有新发现。如“研究表明，经过训练的狗可以缓解孩子阅读时的心理压力，帮助有阅读困难的孩子重建信心，克服阅读障碍。”[10]

调研国外阅读状况。如《外国人今天怎样阅读》一文介绍了俄罗斯、西班牙、墨西哥的国民阅读状况。

政府积极扶持出版“走出去”。自2002年以来，“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工程’，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格局”。[11]

5.国家立法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时期（2010年至今）

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全民阅读活动被纳入法制化轨道，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推动阅读立法，以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全民阅读作为重大事项列入法律，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审议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央政府还出台了专项政策保障农村居民、少儿等群体的阅读权利。这一时期，政府和国家级研究机构针对国民阅读状况的制度化调查活动持续进行，《人民日报》对“世界读书日”及全民阅读活动给予更多关注，对阅读文化活动的报道数量非常可观，相关报道反映了以下阅读生态。

政府重视农村居民和少儿等群体的阅读权利。“有关部门划拨巨额资金用于农村读书工程，体现了国家意志，是一种国家关怀。”[12]“重视儿童阅读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爱护下一代的标志，是有远见的标志。”[13]

社会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持续改善。“近年来，各地公共图书馆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不用跑来跑去；利用电子书阅读器下载电子资源，可随时随地阅读。”[14]

全民阅读活动及“世界读书日”备受关注。阅读是建设“学习大国”的重要内容，《人民日报》有报道对中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进行了回顾。

不同社会群体阅读状况各有特点。如“《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万名党员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七成多党政干部读书的愿望强烈，但由于工作忙、应酬多等原因，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15]

数字阅读给国民阅读带来深层次影响。《人民日报》的报道对“浅阅读”进行分析，论述了新媒体从多方面提升“深阅读”的潜在渠道和对象等观点。[16]

国外阅读活动信息受到关注。《人民日报》曾专文聚焦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提倡爱书、鼓励阅读的举措。

二、文本中呈现的中国社会阅读生态特点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阅读活动作为助力教育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领域，受到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多方位引导，体现出文化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将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政府职能相应地转变，政治力量对阅读的控制有所放松，但仍发挥着重要导向作用。

1.阅读活动中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的重要作用

提升国民阅读文化水平被视作重要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刊发了较多关于社会教育、职工业余教育、速成识字班、学生课外阅读等主题的报道，在这些活动中，阅读被视为汲取知识、提升素养的重要前提和途径。近年来，为加强青少年课外阅读指导，中宣部等部门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此外，《人民日报》的一些报道建议多开设少年儿童图书馆，增加少儿图书供给。较多报道关注了农村阅读问题，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文化条件相对落后，政府非常重视对于农村居民阅读权利的保障。

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统计、开展全民阅读推广逐渐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国家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就有不少关于民众阅读状况调查的报道，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1999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第一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自2007年起，该调查项目获得财政部公益项目资金的资助。2004年《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第三届）的内容，此后对每届调查的结论均有关注报道。笔者利用CNKI数据库系统，对2006年4月1日（《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在2016年4月发出）至2017年6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在2017年6月审议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人民日报》上“阅读”报道文本的主题进行查询，发现“全民阅读”是其中出现频次最多（23次）的报道主题，其间反映出促进全民阅读逐步成为一项基本的国家公共文化政策。

出版界对外合作交流日趋增多，政府力推中国图书走出去。出版业走出去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从报道文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出版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很大，如制定“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加大对图书走出去的支持力度，设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奖励对出版、推广中国图书做出贡献的外国翻译家和出版机构。

2.阅读内容、阅读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1949年至2017年这68年的较长历史时段中，中国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阅读内容和活动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对阅读活动的影响和管理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

在不同历史时段国家对阅读内容和活动的影响方式与控制力度存在差异。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文革”期间，国家在阅读内容上实施了严格管控。政府对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图书予以严厉打击和清除；“文革”期间，更加强调思想的统一和控制，《毛主席语录》和革命红书被大力推荐阅读。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重启，西方思想文化、理论思潮被大规模、成体系地引入国内，西方学术理论著作重新受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认可。《人民日报》曾报道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现代西方学术著作系列读书报告会，该活动旨在帮助学生运用正确的立场、方法，全面认识西方学术思想，并取得良好效果。[17]

中国社会文化日益繁荣，阅读活动数量增多、丰富多彩。68年间，《人民日报》对国内阅读活动的报道有日益增多的趋势。1978-2005年（图书供给逐步丰富、阅读活动蓬勃发展时期），相关报道关注了读书报告会、阅读征文活动、读书月、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等主题。2006-2009年（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时期），针对“世界读书日”及国家推动的全民阅读活动（包括与阅读相关的会议、事件）的报道明显增多。2010年前后，数字阅读方式迅速普及，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接纳。2010年后，社会阅读活动形式更趋多样化，《人民日报》报道了“红色经典”阅读潮、《作家文摘》阅读人物、“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阅读闪电战”等主题内容。

3.阅读生态因新技术、科学研究和阅读载体的革新而持续演进

《人民日报》对与阅读相关的新技术、科学研究成果及传播载体变化的关注，既是新闻媒体追求时效性、新鲜性的新闻价值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的重要体现。相关报道具体反映了阅读生态的以下特点。

新的传播技术和阅读载体带来阅读生态变革。《人民日报》刊载的《网络时代的阅读》《“无纸化阅读”时代到来》《网络时代凸显阅读饥渴》等文，聚焦关注了网络时代数字阅读带来的冲击。如2003年发表的《网络时代的阅读》一文即以一种具有预见性的眼光指出：“网络的出现与日益普及，大大拓展了阅读空间，丰富了阅读形式，以至使传统的阅读生活受到了冲击与挑战。”[18]

有望助推全民阅读发展的新技术和相关科研成果获密切关注。如《人民日报》对国外研制出的可供盲人阅读的电子报纸、电子设备进行了报道，介绍了帮助儿童克服阅读困难的相关科学发现。

4.国外经验在全民阅读推广中被借鉴，图书在国外广泛传播

《人民日报》是一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大报，国际新闻自然是其文本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报道介绍国外推动全民阅读的举措和效果，为推动国内全民阅读提供了经验借鉴，而报道在国外受欢迎的中国图书主要是出于彰显中国文化影响力与国家形象等层面的考量。

国外推动全民阅读的举措和效果可供借鉴。《人民日报》通过对国外阅读情况的调研、观察，对不同国家的阅读状况和经验进行介绍，如报道法国、加拿大等国家读书节的情况，其中一些经验做法的确在中国全民阅读推广中得到借鉴。

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中国图书在国外受欢迎。这些书中既有中国政府在“文革”时期对外输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图书，也有新时期在国外畅销的大众图书。如《人民日报》曾报道坦桑尼亚民众和一些日本友人热爱阅读毛主席著作等事例。改革开放后，一批中国图书成功走出去，如辽宁出版集团出版的 《中国读本》被译为10种文字版本对外输出，该集团与众多海外版权代理公司或出版商达成版权输出意向。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为了考察中国当代国民阅读生态的演进脉络、分析《人民日报》报道文本中所体现的阅读生态特点，将1949～2017年共68年时间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总体教育水平落后、国民阅读欠发达时期（1949～1965年），阅读活动高度政治化时期（1966～1977年），图书供给逐步丰富、阅读活动蓬勃发展时期（1978～2005年），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时期（2006～2009年），国家立法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时期（2010年至今）。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阅读”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国家对其导向性政策和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区别，在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分别影响着国家有关阅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在前述316篇报道文本中，中国社会阅读生态呈现以下特点：阅读活动中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的重要作用；阅读内容和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阅读生态因新技术、科学研究和阅读载体的变革而持续演进；国外经验在中国全民阅读推广中被借鉴，中国图书在国外广泛传播。就《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而论，还可发现，68年间国家对于国民阅读的关注，对于青少年、农村居民、领导干部等不同群体阅读的重视，以及针对社会阅读状况的调查贯穿始终，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阅读的文化政策在发生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提升国民识字能力所做的努力，到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办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人民日报》的报道见证、记录了中国国民阅读水平的提升、阅读内容的丰富、阅读载体的变迁。可以说，报道中传递的方针政策，对于国民阅读的开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人民日报》报道文本呈现的所有导向性政策中，全民阅读政策是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的重点政策。从2006年11个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到2016年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中8项“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再到2017年国家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国的全民阅读政策历经十余年摸索开拓，初步实现了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宏观布局，[19]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意义基础上，将全民阅读提升到国家立法的高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阅读立法，可改善目前经济与精神失衡、公共阅读资源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同时，在全民阅读视域下，政府和出版界应超越保护主义，主动应对新媒体阅读的变革，理性分析新媒体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关系，探寻合理的政策保障方式，提升全民阅读的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1]熊静，何官峰.中国阅读的历史与传统[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2-3

[2]保定人民教育十个月来 吸引五万人阅读书报 创巡回书库供给工人读物[N].人民日报，1949-12-10

[3]各地青年团组织协助政府处理反动图书 并加强青年、少年阅读书刊的指导[N].人民日报，1955-11-03

[4]蒋静.让孩子愉快读书 阅读教育应从分享开始[N].人民日报，2003-10-31

[5]杨明方.引导阅读方向 满足基本需求 国家常备图书成为畅销书[N].人民日报，199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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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衡.两类出版 两种阅读[N].人民日报，2006-04-26

[8]张贺.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看待阅读[N].人民日报，2007-04-23

[9]王跃武，张贺.北京国际出版论坛聚焦阅读新趋势 六大举措应对“浅阅读”[N].人民日报，2007-08-29

[10]新华社.“陪读”狗帮孩子克服阅读困难[N].人民日报，2007-02-07

[11]张贺.让世界阅读中国[N].人民日报，2006-05-20

[12]吴祚来.关注农民阅读需求[N].人民日报，2010-01-05

[13]张贺.少儿阅读：黄金时代的喜与忧[N].人民日报，2010-05-21

[14]周玮.从“阅读”到“悦读”[N].人民日报，2010-01-11

[15]董宏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 开启“大阅读”时代[N].人民日报，2010-04-20

[16]彭敏等.浅阅读时代的深层思考[N].人民日报，2010-08-10

[17]刘军.上海师大教师举办读书报告会 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西方学术著作[N].人民日报，1987-03-04

[18]杨泽文.网络时代的阅读[N].人民日报，2003-11-23

[19]张文彦，徐升国.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十年回顾[J].出版发行研究，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