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教授《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上音”文脉》讲座综述

文/ 杨丹赫

2017年11月1日上午，杨燕迪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贺渌汀音乐厅举办了题为《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的“上音”文脉》讲座。2017年，是“上音”建校90周年。在这90年的风雨历程中，“上音”的钢琴创作获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成就，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本场讲座紧扣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历史沿革，尤其聚焦与上海音乐学院有深厚关联的重要钢琴作曲家——贺绿汀、丁善德、桑桐、王建中与汪立三，内容紧凑、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耐人深思，“经典化确立”思路贯穿始终，且附有充分作品例证与具体分析，实为一场极具学术分量和人文关怀的精彩讲演，也是一份“上音”90周年华诞的厚重贺礼。

首先，杨燕迪教授介绍了他对于中国钢琴音乐研究的兴趣发源，同样也是这场讲座的缘起。201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乐谱集《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1913—2013）》与《百花争艳—中华钢琴100年》，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钢琴音乐总括与概览，也是极其重要的文献整理成就，为日后的中国钢琴音乐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6年，“上音”贺绿汀高等研究院组织发起了“中国钢琴音乐百年经典回顾”系列活动，获得了广泛的学术好评，而杨燕迪教授本人也多次举办专题讲座、撰写相关文章，不断深化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与理解。在专题讲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梳理与评价》（2017年4月，上海音乐学院“第13届国际钢琴大师班”）与学术论文《“国立”音专的钢琴杰作：价值的再判定与再确认》（《音乐艺术》，2017年第4期）的基础之上，本次讲座应运而生。

在“上音”钢琴文脉的路径地图上，杨燕迪教授首当其冲肯定了作曲家贺绿汀的高起点启幕及《牧童短笛》的重要历史地位。《牧童短笛》获得1934年由齐尔品发起组织的“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一等奖，被公认是第一部具有真正中国风范的钢琴曲，也是“上音”钢琴作品创作的第一块重要基石。虽然乐曲本身体量不大，但却将凸显的历史价值与鲜明的审美价值集聚一身，殊为难得，成为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真正“启幕”路标。

进入20世纪40年代，作曲家丁善德与桑桐成为走在钢琴创作前沿的先锋人物，他们均在作曲中尝试了20世纪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并与中国传统民歌曲调进行融合，为中国钢琴带来全新声音。丁善德先生曾留学法国，杨燕迪教授尤其强调了他留学期间写成的《序曲三首》（1947—1948）与《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1948），前者是作曲家初涉现代作曲技法的探索之作，后者则是我国最早以民歌作为主题的钢琴变奏曲，影响深远。桑桐先生早年跟随德裔犹太作曲家弗兰克尔（Wolfgang Frankel）学习，充分吸收了无调性音乐的写作手法，在1947年创作了石破天惊的处女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部钢琴作品因带有表现主义的强烈悲剧感和大胆前卫的自由无调性手法，成就了一部“永远的当代作品”，杨燕迪教授将其定位为中国钢琴创作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最高点，也是中国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最与“国际接轨”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钢琴音乐创作蓬勃发展，在较为明确的创作倾向指导下诞生了一大批获得广泛认可与好评的钢琴作品，丁善德和桑桐先生继续创作出既具有中国风味、又具备高度艺术质量的钢琴佳作，如丁先生的《儿童组曲》（1953）、《托卡塔—喜报》（1958），桑桐先生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7首》（1953）、《序曲三首》（1954）和《随想曲》（1960）。其他与“上音”文脉息息相关的作曲家也不断涌现，包括陈培勋、朱践耳、陈铭志、黎英海、刘庄、蒋祖馨、王建中、汪立三、孙以强、杨立青、林华、赵晓生、盛宗亮和权吉浩，等等。可谓一脉相承、人才辈出，而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位代表性作曲家就是汪立三与王建中。

按杨燕迪教授语，汪立三与王建中“有诸多共同特点：均为同龄人（1933年出生），均出身上海音乐学院，均在20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均以钢琴为创作中心，均在原来风格基础上有大幅度的跨越和升华，均创造了迄今为止最高质量的中国钢琴杰作”。但汪立三更为深刻、悲怆，带有北大荒的泥土气息，而王建中则华美妖娆，音乐更具色彩性。

20世纪50年代中，汪立三创作了《蓝花花主题变奏曲》（1953）与《小奏鸣曲》（1957），奠定了他作为青年才俊作曲家的声誉。但随后汪立三遭受不公正的冲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停止了音乐创作，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才让汪立三的创作力再次勃发，很快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汪立三吸收了西方现代技法，同时在创作理念上坚守深刻的人文思考，几乎每首作品都有明确的创作立意；他也热爱艺术与文学，将一些绘画与诗歌内容纳入自己的创作范畴。在音乐技术上他是多调性的大师，挖掘出了多调性和声的深刻表现力—悲怆、戏谑、怪诞，虽不悦耳但极富戏剧张力。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品中，杨燕迪教授最为推崇的是《东山魁夷画意》（1979）与《他山集》（1980），前者是一组富有奇异日本风味的组曲，而后者则是五首前奏曲与赋格，使用了严格的西方曲体样式，但音调材料则采用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调式。这是向遥远作曲大师巴赫的致敬，但又全然中国气派，是汪立三创作生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钢琴作品的最高成就之一。

王建中先生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钢琴改编作品的重要人物，创作了一批演奏和教学中的经典曲目，如《浏阳河》、《陕北民歌四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军民大生产》《绣金匾》《翻身道情》）、《百鸟朝凤》、《梅花三弄》、《蝶恋花》，等等。作为钢琴与作曲专业双修的复合人才，他在创作中尤其擅长对钢琴乐器特性的开掘，发挥了钢琴极为丰富的织体效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王建中先生虽然新作不多，但两部委约作品《情景》（1994）和《随想曲》（2012）却都代表着高超的艺术质量和专业趣味，成为近期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姊妹双壁”。两部作品均有约四百小节的长度，作曲家以人工音阶调式建构，使得两部作品在风格上完全统一，其音响效果的妖娆魅力和艰深的技术难度都让人联想起法国炫技性印象派大师拉威尔，堪称可与西方钢琴杰作比肩的一流作品。

最后，杨燕迪教授对近年来“上音”的钢琴创作图景进行了大致梳理，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当代作曲家在大量吸收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技术手段与音响特征的同时，创作也愈发多元自由，不再有某种统一的创作路线和风格追求。面对如何体现“中国性”的问题，作曲家也不再简单搬用民间元素，而多采用更加复杂多面的观点。由此所产生的问题也十分显见：可听性的下降带来听众接受度的下降。创作群体缺少聚合性的方向感，部分作品片面追求表面效果而缺乏内涵。理论评论界对于新作品的梳理与定位也较为模糊，缺少宏观比较与审美价值甄别。而演奏和教学作为创作尾端的“输出环节”，也因为新近钢琴作品的整体定位不清晰而鲜见实际应用。

作为结语，杨燕迪教授将其一贯的深切人文关怀与近代经典钢琴作品相联结，关注音乐艺术中最可贵、最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艺术的优势在于，留下的杰作都负载着过去时代的个体生命。时代终会过去，但那些杰作却一直存在，一旦再度召回，那些个体生命就会重新复活”。最后，杨燕迪教授呼吁各方齐力协作，为推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发展、传播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