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大众之文

相玉玺

谨商榷彭友茂先生《杂文，应是文学家之文》（《杂文月刊·2018·3上》）。

我认为，杂文，不一定是文学家之文。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才）是文学家、学者”（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写点杂文的人，绝大多数不是“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也就不配“文学家”名号。就近看，《杂文月刊》的作者，称得上“文学家”的有几人？了了。其实，杂文作者并不在乎头衔什么的，否则，就很可能归于“空头文学家”之流。鲁迅曾在其遗嘱中告诫儿子周海婴，“千万不要去做空头文学家”。鲁迅的这个告诫，于现在的杂文作者们也适用。

彭文说，杂文是“文艺性论文”，没错，但不全面。《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些小品文、随笔、札记等，都可以叫做杂文。”彭文说，“杂文归于散文类，那毕竟是一种粗分”。不，不是粗分，《文学概论自学辅导》肯定地讲：“杂文属于散文的一种。”

彭文认为杂文与科学著作有5个“根本的区别”。实际是，根本没有区别。

“从内容来说”，杂文不也得如科学著作那样“材料翔实、准确无误”吗？杂文是不可以凭空虚构的。“从形式来说”，杂文不也得如科学著作的语言那样“贵在朴实明白”吗？杂文是不可以玩弄辞藻佶屈聱牙的。“从作者来说”，杂文不也得如科学著作那样“用判断和推理说话”吗？杂文之言岂可无须判断且不经推理？岂可不过脑子蛮不讲理？“从读者来说”，杂文不也得如科学著作那样“诉诸于读者事实与理智”吗？杂文岂可脱离事实丧失理智？“从功能来说”，杂文不也是如科学著作那样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重在实用”吗？杂文岂可不传递正能量，不“为时而著”？

彭文讲到的杂文的三个特点，也须商榷。

一是，实现“战斗性与愉悦性和谐统一”，难。“战斗性”一般来说是对敌人而言，这与杂文的功用不符。弃用“战斗”改用“批评”更妥帖。批评和被批评，都是很严肃的事情，特别是被批评，很难“愉悦”。痛改前非就好，“痛”字当前，接受批评并愉悦着，那也太不严肃了吧。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新时代的杂文除了“战斗性”（实为“批评性”）也是可以赞扬的。赞扬，是对被批评对象的一种向上的推力，是一种正向的“比较性”引导，可收批评相同功效。

二是，杂文要實现“论辩性与形象性有机结合”，也难。杂文，将抽象的道理蕴含在具体可感的形象之中，自然好，但缺乏可广泛操作性。既然杂文是“文艺性论文”，强调杂文“与形象性有机结合”，是强写作者所难。阅读发现，鲁迅杂文“论辩性”的居多，“与形象性有机结合”的少。就近看，《杂文月刊》发表的文章，能做到“与形象性有机结合”者，亦寥寥。何况，读者对此并无特别要求，他们主要还是“认理”，形象还在其次。

三是，“幽默、讽刺与文采巧妙运用”，当前语境下不合时宜，因为讽刺与挖苦、反讽同源。还是直来直去地批评的好，用不着拐弯抹角。自然，在批评中时不时地幽它一默也不错。至于在杂文中要“与文采巧妙运用”，不具普适性，不是所有杂文作者都具有文采；此只可作为目标追求。事实上，只要把理说透了，令人心服口服，文采差点也算是好杂文。

十分赞同彭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所表达的观点：“一个‘旱鸭子背会了《游泳大纲》也仍然可能会被淹死”。同理，一个杂文作者就算把“杂文作法”背得滚瓜烂熟，也是写不出好杂文的。鲁迅先生也说过“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鲁迅《二心集》）。凡搦管擒章之时，都是由着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毫无挂碍天马行空地驰骋，鲜活接地气。

本人悦读杂文也写点杂文，也就时刻在关注着杂文动态，因而有了这个商榷。此商榷如果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杂文创作有那么一丁点裨益的话，足矣。在商榷之中难免有误谬，诚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