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画文化功能转变的比较分析

韩冰

[摘 要]在整个中国现代史期间内培养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国画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也随时履行着文化反思的功能。但是，如果说20世纪初的中国画还处于获得自身认同的过程中的话，那么21世纪初的它则处于民族思想的探寻中。国画拥有其自身稳固的民族传统，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压力，获得了创作过程的自主权。

[关 键 词]文化功能；绘画演化；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J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854（2018）03-0050-02

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国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走完了一段极为漫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单单再是关于新的形式、操作技法或者风格的形成了。它们的演变，就如同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是一种不可分离的特性。真正的改变，首先就是社会文化功能和艺术任务的改变。在本文中尝试探究20～21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同国画社会文化功能演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用文化学的方法，旨在帮助人们了解这一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内容。

20世纪上半叶的国画，其形成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现代国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在现代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形成之时，国画也确立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的存在。针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其民族认同的探寻是重要问题。而这一问题则是在中国领土内（清满洲王朝的统治）、外部（对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挑衅的复杂交织中得以实现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量政治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存在注定了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探寻。这也成为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其成果使用问题进行讨论的前提条件。如果运动的参与者们赞同为了克服民族危机而必须改变的话，那么其成果采用所被建议的方式也会是不同的。例如，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良。“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统治者的封建意识，主张发展科学，其民族思想的形成触及到了文化最深层即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化，这种转化在社会创新、民族意识中都得以展现。

当时产生了这样一种见解，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危机不仅仅是国家体系滞后的结果，而是由传统民族心理的统治地位所决定的。20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关注的不只是外部观念需求的转变，还包括其内部。例如：在心理学观念上，追寻的则是民族认同。

这一时期的事件强烈地推动了对创作的探寻，改变了不久前废除的中国王朝的陈旧传统以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采用的认知，也使这种认知持久地与西方所产生的影响结合起来。并根据某些学者和哲学家思想上的喜好，在一些适合的方向里进行了文化研究。

在急剧转变的背景下，实践家和理论家们进行了文化形式的探究，这一探究能够充分地表达中国人民新的自我意识。在其他问题中，绘画也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对于文化而言，绘画的意义从中国文化的改革者们那里得以充分的证实，从而也确立了20世纪国画不同方向和流派的形成。

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要实现民族自我意识的转变是不可能的。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文化的最深层，在新的民族自我意识确立的同时，也确立了这种意识中其他等级的存在。在这方面，中国历史学家庞朴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客观地站在历史面前对待中西方文化，其最终也没能完成任务。但在此期间，针对绘画而言，创建了几个方向的同时，也捍卫了中国艺术发展的不同道路。一些人断言必须更紧密地同西欧联系，其中包括俄罗斯，及其绘画流派；另一些人则继续保持中国文化的本位论；第三类人则试图实现两者的结合。

欧化的支持者们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地欧化，指的是现代化的社会，当然，也包括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本位主义的拥护者们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保守运动的支柱，站在了必须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之上。最终，还存在着一些实践家和理论家，他们坚持主张折中主义，肯定了其自身的特点“兼容并包”相结合：中国的人文传统和西方的现代化。这就是他们的想法，认为需要消除中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背景的确立，对许多思想家都产生了影响。这期间提出并论证了几种针对中国革新的道路。康有为，中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名改革者。他对西方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他的观点是以某种固有的矛盾作为前提的，他试图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中、西绘画的结合”。并认为这是国画改革的趋势，他的这一思想已经对传统文化的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

蔡元培，著名教育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十分注重教育理论基础的探究。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实施科学的、有理论依据的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及迫切性。他认为，科学和艺术必须是新型教育的基础。应该捍卫美学教育，因为它是自由、进步、人性自我解放的象征。总之，这种在艺术面前的崇拜，特别是对美术而言，影响了20世纪初的许多画家的创作，例如徐悲鸿、刘海粟等等。蔡元培不仅是现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理论家，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艺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二、20世纪国画发展的理念

20世纪初国画的发展及其思想的呈现不仅同文化教育界的领袖们的思想有关系，而且与实践家们的活动，与他们在技能发展上的关注，技能的理论根据和艺术教育等问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尽管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赞同必须保存传统国画遗产这一问题，但他们对传统内容的理解却是不尽相同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论证了两种理论。

首先，20世紀上半叶，由于国外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得很多有识之士都发觉到民族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其中就国画而言，许多国画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在国外的学习和研究，找到了自己对传统的执着守护，以及对传统的再次发展与演进。由于现代意识的植入，便有了对传统观念的转化，以及在传统中寻求与提取，但这些国画的观念都存在片面性，很多都只是注重传统的当下意义，较少思考传统国画真正的转化与出新，而且只局限于某一面，或是注重图式效果，抑或色彩。因此，这种观念还应深思。

其次，一部分画家在此期间更信奉国画须坚持写实主义（例如：高剑父、高奇峰、徐悲鸿、林风眠等）。他们有的保留了国画的材料，使用西方写实的造型，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对国画进行革新；而有些人则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改良途径的千变万化，意识到需要借鉴写实，以及如何利用写实造型的重要性。但是以西画技法改良国画的做法，或是仅仅照搬西式写实模式，将以“笔墨”为主的国画变成“水墨素描式”的绘画，那就都成为片面的了。

所以说，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处于自我意识阶段，有着试图顺应其他文化潮流影响的必要性。这一阶段国画的形成过程，符合现代中国社会所必须出现的新型文化模式的形成。中国传统绘画数千年的历史需要画家和理论家们的深刻领会，为此可以更加明确其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在世界文化空间中自身的定位，指出其可以借鉴的等级和深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些条件中得以“自保”。这就明确了艺术和社会实践中理论观念的一致性，思想论据不会被想象在某些固定的范畴中，例如，西方思想中的美学。

总之，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画实现了以下的文化功能：

1.巩固了文化批评的地位和现代美术哲学转变的必要性。促进了对文化生活方面注意力的提升。当艺术所讨论的不仅仅是艺术本质，而是人类问题的时候，那时它就可以还原自身往昔的荣誉。从社会功能的观点来看，艺术扩展拥有文化战略的巨大意义，这种扩展要同艺术及人类生活的实质相结合。在美术中，所产生的新运动成为时代文化转变的鲜明现象。运动任务也成了道德起源的探寻。国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具有三个趋向：（对艺术形象）进行心理分析，艺术至上，价值论化。

2.80年代后期的美术运动借鉴了西方艺术思想及艺术手段，大大地拓展了中国画家们的视野。十年后，其创造形式在新的渠道下得以实现，被给予了以下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术开始追求更为实际的目标，它反映了中国画家们的勇气，内在的冒险精神，他们的新视野，以及对艺术的新认知。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吸取世界艺术和文化思想的新的艺术研究方法。艺术家们的创造力被包含在共同的世界文化领域之中。

3.绘画发展的新趋势伴随着非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致使局部内容脱离了绘画的社会主题。忽略艺术限制的可能性，在某种形式当中，就可能导致美术单一的思想基础以及他们的理论观点和需求的破坏。自由的文化环境会形成新的观念。美术也脱离了功利主义，成为“健康”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术的正常发展。不同的艺术形象针对自身的具体表现以及存在、实践、发展都获得了一定的可能性和空间。美术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也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画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允许我们完成从其他文化传统中对新的关系的借鉴。与自己的同行不同的是本世纪之初的现代国画家们摆脱了对文化同化的恐惧。在被更新了的文化环境中，艺术家们以新的方式开始思考西方文化的影响。美术实践家们认为，正常的文化交流不会造成传统的打破，更不会是普通的西方艺术的复制。

总之，国画两个不同时代的完成，可以显露出一些共有的和不同的功能。在国画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传统间出现了继承性，因此国画有助于认清中国文化，并把其作为世界文化空间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國画一直情愿履行文化反思的功能，在整个中国现代史期间占据了文化认同发展的重要地位。然而，20世纪初，国画本身正处于获得自身认同的进程中，它所关心的问题是借鉴的形式和程度，因此这可能会导致对自身传统的侵蚀，以及在西欧绘画的写实主义传统中对它们的溶解。虽然西欧绘画的发展史更短，但是其发展步伐却遥遥领先。

21世纪初，局势正在改变。国画坚信，它区别于其他的民族传统，对于世界文化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获得了转向美术理论问题研究的信心，扩展了作品主题，并将主要的注意力从社会思想问题转移到了个人心理和精神道德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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