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薛俊清

摘要：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放到马克思人学视域中去，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会由价值层面上升到历史科学层面。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人的发展以需要为本，需要则以“全面”为本。我国当前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视这一阶段，把它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统一起来，从“物”的产生、“物”的布局、“物”的持续、“物”的配置、“物”的共享五个方面把握，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2-0045-07

在社会发展观领域，“以人为本”虽然已提出多年，但在过去一定时期，把发展作为一个政绩去考量时，确实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人”这一主题，陷入了以“物”为本，或者以GDP为本的抽象原则。当重回“以人为本”这一价值主题后，我们应进一步追问的是：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而人的发展又应以何为本？毕竟，“人”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哲学问题，但也是为政者必须要现实思考的问题。它也是马克思毕生求索的问题，在由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摆脱费尔巴哈抽象地从类本质理解人向历史唯物主义地理解人，从道德的人向社会关系的人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自己关于人的历史科学即唯物史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还据此在实践方略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把这些判断放到马克思的人学视域中，就会在社会历史科学层面有一种深刻的认识。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三阶段论）

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线索。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为例，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把人的全面发展定义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最终占有自己的本质。”[1]189“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说法正式出现在1845--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而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表述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资本论》写作时期，是其人的发展理论的成熟时期，他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揭示出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并概括了三大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状态，即通常说的“三阶段论”。

第一阶段是“人与人的依赖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独立的地点上发展着。”[3]52这个社会形态处于自然经济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人与人以血缘、家族为纽带形成一种天然的依赖关系；扩展开来就是以封建宗法为基础形成一种后天的依赖关系，比如直接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这种集体关系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强大的自然不可抗力。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们只有以某种类似“命运共同体”的形式从事物质生产，才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人在这一阶段没有什么发展可言，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与自然发生着关系，并且在“独立的地点上”与其他人发生着社会关系，这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熟人社会”。

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52这是以资本主义为完整和典型存在的商品经济时代。由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政治解放，所以人与人之间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转而成为平等存在。政治解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厘清了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巩固了政治解放的成果。市场经济存在的政治前提是独立主体的存在，因而处在商品两端的主体（人）必须是平等的、自由的。而在社会运行中的表现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商品”（物）的依赖性基础上。商品具有了一种神奇的魔力，它变成人和社会联结的唯一支点，人的独立性取决于该支点的牢固性。货币作为特殊的商品，更是人衡量自己本质对象化的重要标尺，人占有的越多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成为资本以后更是如此。在资本市场中，人作为劳动力主体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只是成为资本增值的活工具。相反，资本自身却拥有了人格化特征。人的秉赋要素、能力要素等只有转化为资本才带给人现实的独立性。可以说，第二階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第一阶段（人与人的依赖性）相比，人发展的历史性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借助统一的市场规则，人从地域、身份、行业等限制中解放出来，获得“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但辩证地看，它也使人陷入一种“物化”生存：即主客体发生颠倒，“物”成了支配人的主体，人却成了受“物”奴役的客体，而无暇去专注于自我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社会中的金钱崇拜，以及由此衍生的权力寻租、消费主义等，都是“物化”生存的现实表现。“物化”生存既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作为观念它是由现实的物质关系决定的。只有历史条件成熟了，私有制被扬弃，异化被克服，人的发展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3]5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未来社会至少要具备三点：其一，个人全面发展是前提。马克思认为人因劳动的异化而异化，最终也因劳动的解放而解放。劳动解放并不意味着不劳动，而是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劳动”，因而这个“劳动”也与通常社会分工意义下的被迫“劳动”全然不同，可以称之为“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体会、确证着自我的价值，体会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真实内涵。其二，产品经济是基础。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上的产品经济，扬弃了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了共有共享。人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后盾，不再为生存需要而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是专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其三，自由个性是目标。未来社会中，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它源于自身的兴趣和潜能。基于共同爱好和信仰组成的共同体（联合体），将使每个人的个性更加丰富、完满，他因全面的需要发挥着自己全面的能力，又以全面的能力占有着自己全面的关系。

二、以人的发展理论来透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自十六大以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被正式写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也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初心”。它和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内在一致的，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统一。

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其人的发展，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它的阶段问题。从社会形态而言，我国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文明形态上我们现在工业文明都没有完全实现。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总体水平，我们还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能力培养在今天还不能做到按兴趣或潜能来实现，而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因为人们最重要的动机依然是利益动机。依照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只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只能让个体以“物”的尺度衡量他的“独立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但生活和消费资料却通过市场拥有了“个人所有”的独立外观，其占有的丰富程度决定了人的独立程度，即马克思所描写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所以，“物的依赖性”和“人的独立性”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人发展的两极：独立性即自由成为人发展的价值一极；依赖性即必然成为人发展的现实一极。而好的政治实践就是能立足于这两个维度，为人的发展不断地提供积极的制度空间。

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203而真正的“问题”总是寓于真正的“矛盾”当中。近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都是由问题“倒逼”而推动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层次是人的发展需要的转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为本，而人的发展以需要为本，需要则以全面为本。人的全面需要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跃迁”并被“激活”的过程，它基本遵循着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生存、安全、尊重、爱、自我实现”这五个发展层次。过去几十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新时代将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其重要性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言：“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所以，主要矛盾的变化其实质是人民发展新的“需要”与社会发展新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造成的。于需要方面，升级且拓展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诉求；于供给方面，则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却突出了。再深入分析，不平衡是从“面”上来说的，有的（方面、地区）发展好一些，有的发展差一些；不充分是从“点”上来说的，因无法实现量的持续，故有时发展多一些，有时发展少一些。两个社会主要矛盾相比，过去偏重于“需求侧”，因为人民的物质（包括最基本的文化）生活资料是刚性需求，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今天偏重于“供给侧”，追求的是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让人民在选择中感受着美好。所以“物质文化需要”同“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偏于物质后者偏于精神，前者重于数量后者重于质量，前者只能求取同一性而后者能实现差异性。

如“幸福”要传达的意义一样，“美好”也是一种借用模糊性语词表达的感受，它受文化、地域、时代、社会历史等条件的限制，只有量化才有现实意义。比如在小农经济中，中国农民感受的“美好”就可以量化为“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儿子热炕头”。特别在国家社会层面，只有模糊性语言上升为精确性语言，价值合理性语言上升为工具合理性语言，才具有政治实践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它是围绕“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初心”，因时而宜，因地而宜，所形成的一套系统规范的科学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例，它包含的发展前提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领域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展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发展动力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阶段任务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哲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

“物的依赖性”既阻碍了人的进一步发展，容易使人陷入“物化”生存，但同时也成为商品经济时代人发展的现实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系统阐述了五大发展理念，认为它们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于是，对应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人的“物的依赖性”与国家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间就形成了内在的统一性。第一，“创新”解决的是“物”的产生，它离不开人“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发展不仅为了人民，发展更依靠人民。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激发创新创业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新产业、新业态等增加“物”的创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赖于人“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激发。唯此，到第一个一百年时，才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到第二个一百年时，虽然还无法提出量化指标，但原则上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协调”解決的是“物”的布局，它根源于人“多方面的需求”。现实来看，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长短不一；城乡主体之间和区域主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很大；等等。所以，一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却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故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推进“五大建设”，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第三，“绿色”解决的是“物”的持续，它建立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还没有出现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但绿色发展的思想已置入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配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在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指标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合理调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可持续性。第四，“开放”解决的是“物”的配置，它依赖于“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物质交换”与“物质变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后者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转换。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由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生产力越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所以，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的发展都要顺应这样的趋势，通过世界市场实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即资源的全球配置。正是认识到开放是必由之路，所以近40年的实践，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更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第五，“共享”解决的是“物”的分配，它要实现人“全面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实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仅仅使人在理论上具备了“全面的关系”的可能性，现实中因为私有制下雇佣劳动的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其实处于“异化”状态，是一种“片面的关系”。“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6]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自由平等中实现人“全面的关系”，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变”与“不变”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关系，即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和个体本质的内在关系。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活动能力；社会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本质就是人与人相区别的自由个性。马克思从不把这三者孤立起来，或者把人理解为孤零零的个性，或者把人理解为脱离社会的纯粹的类本质，或者把人理解为固化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存在。相反，马克思总是把人放在由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历史进程中，放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中进行考察，以社会的运动发展来说明人的发展，其中，类本质和自由个性的觉醒构成了人的能动性力量。所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525，方法论是对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考察，指出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这种历史辩证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理想主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法在它的“合理形式上”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22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理想对现实的无情打压，本质对存在的残酷剥夺，马克思又强调“理想的现实主义”，比如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7]539所以，辩证法就是“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就等于抓住了社会主要问题， 因为真正的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4]203。十九大报告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一个“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十九大报告也在“变”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不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它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变”，它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不变”。所以要牢牢把握这个基本国情，立足这个最大实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是“质不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量变”。“质不变”要求我们要紧紧依托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定位，注重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急于求成，不跨越阶段。“量变”要求我们从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出发，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主要矛盾向更高层级转化。所以，“变”和“不变”的统一实质就是唯物辩证法“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

上升为对人发展的理解，也体现着“变”与“不变”的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十六大开始写入党的报告，成为“不变”的价值理想。而每一次阐述时和它相联系的主题却是“变化”的。十六大把它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结合在一起，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十七大把它和科学发展观结合在一起，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并在修改党章总纲时增写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容。十八大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结合在一起，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九大更是多次提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把它和人民的“获得感”联系起来，提出“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以，要么是从变化的社会矛盾运动出发强调历史性任务，要么是从不变的价值理想出发强调发展目标，二者统一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动态性过程，它内含着市场经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生态领域的改革，让民众趋向于对“物”的良性“依赖”；另一方面，通过政治建设更好地维护“人的独立性”，通过社会建设更好地保障“人的独立性”，通过文化建设更好地引导“人的独立性”。比如，通过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作品，培养人的市场主体性却不致沦为利己主义，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却不致堕为自由主义。

工业文明进程中出现人的“物化”生存狀态，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有损于人的尊严。如何在发展中超越“物化生存”而走向“能力化生存”并注重自由个性的“创新能力”，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旨趣的一个时代性课题。我们要透过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析现实的人，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具体而言，就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需要相一致，也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520要注重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中促进人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要不断回归马克思的过程，特别是回归那段经典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185-18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责任编辑：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