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防秋”政策刍议

吴红兵

摘 要：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扰通常发生在秋季，北宋在考虑历史原因和自身状况的基础上，于每年秋季对边境实施重点防御。宋廷在每年六七月份商讨防秋事宜，八月份展开部署。北宋防秋兵力以禁军为主，各类乡兵为辅。防秋军队的后勤供给由国家主导，沿边各路具体承担。为加强防秋备塞，宋朝在河北地区大兴塘泊，于陕西地区广建城寨堡。此外，北宋通过教阅军队、赏赐军功、约束军将等举措进一步完善了防秋体系。防秋政策的实施，反映了宋廷每年常规国防建设的关键时间和具体内容，也令防秋理念深入人心，促使“崇文抑武”风气下的宋廷君臣对国家武备保持着必要的清醒。

关键词 ：北宋；国防；防秋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2-0011-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2.002

在宋及以前中原王朝的统治时期，常常于盛秋时节，备御边塞，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扰边行为，这项政策称之为“防秋”。就宋代而言，因其失去了燕云屏障，加之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又相继建立政权，致使其国防压力远胜于前代。在此种情况下，北宋对于以往汉族政权惯用的防秋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

目前学界未曾对宋代防秋政策进行专门研究，不过已有学者对唐代防秋情况做过一些探索。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唐代防秋兵的来源、数量、部署等问题展开论述。笔者将通过对北宋防秋政策的考察，从时间视角了解宋朝每年国防部署的重点时期及其具体细节，借此观察常规国防举措对宋代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北宋防秋原因

尽管中原王朝历来都有在秋季加强边境防御的惯例，而将这种盛秋备塞的政策直接称之为“防秋”却始于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机占据了唐河陇地区，迫使唐朝每年秋天在西北边境驻以重兵守备，这种军事部署时人谓之“防秋”[1]3804，该称谓为北宋所沿用。总的来看，有两种原因促使北宋实施防秋部署。

（一）历史原因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盛秋入寇，侵扰边境的举动，正是中原王朝的边患所在。对于这一点，宋人也有着清醒地认识，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欲北取幽州，就此事征询群臣意见，翰林学士李昉等人

在给宋太宗的奏章中就提到：“北鄙戎人，自古为患，乘秋犯塞，往往有之。”[2]482庆历四年（1044年），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也认为：“北虏自古为中国患，黄帝时谓之獯鬻，周时谓之玁狁，秦时谓之胡，汉时谓之匈奴，唐时谓之契丹。其名虽异，其实则一也。”[3]1501尽管自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到此时双方已经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然而，富弼依旧认为承古而来的契丹对宋朝存在着的军事威胁。

（二）现实原因

辽朝建国之后开始大量吸收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明成果，其汉化程度较之前有了显著提高。然而辽朝的军队建设依然延续了以往的旧制，如仍以骑兵为主，擅于野战，短于攻城。这就使得辽朝对宋战争时深受战马供应充足与否的影响，与北宋相峙西北的西夏也面临着同样问题。如庆历三年（1043年），翰林学士宋祁上奏宋仁宗，希望每年三月后将西北守边军队的一半调入内郡就粮，而在其所列出原因之中就曾说到：

贼界自三月后，马瘦放在草野，不能负重，关陕人皆知之，则背春向夏，贼不能大举，其验一也。贼无馈运，每入汉界，常因粮于中国。中国自三月以后，才有麦熟，其余禾稼未成，无粮可因，贼不能大举，其验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衔，春夏之后，雨水时行，霖潦为阻，贼不能大举，其验三也。是贼兵鋭于秋冬而屈于春夏，其势可见。

臣欲乞朝廷详度，许令应沿边州军城砦，每年自三月后抽减一半兵马入内地州府就粮，直至九月却住元驻札去处，号为防秋。[3]1319

从上述材料记载来看，宋祁认为在每年的三月至九月期间，北宋守边兵力可以减少一半的原因有三：一是春夏季节马匹瘦弱，不堪负重；二是春夏时节庄稼未熟，西夏军队无法因粮于宋境；三是春夏之际，雨水较多，不适合骑兵行军。虽然宋祁所列原因是为了佐证春夏之际西夏军队很难发动对宋战争，但是这些因素也恰恰说明了秋冬时节成为辽夏军队对宋朝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期。一直到南宋理宗时期，监察御史吴昌裔在其所上的《三边防秋状》中仍认為：“盖北虏风俗，四月放马入泊，令逐水草，禁人乘骑，八月取马出淀，饲以麦豆，准备战斗。方隆暑则筋觧胶缓，力不及远，至秋高则劲弓折胶，锐不可当。故汉军备胡率以秋冬，唐兵戍北，谓之防秋，皆时吾战备，遏彼寇虐也。”[4]4399这些都说明北宋实施防秋政策，是基于游牧民族本身兵种配置、作战方式及作战时间的考虑。

二、北宋防秋时间

纵观宋代以前军队的招募制度，无论是秦汉时期的全国征兵制，还是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在戍边方面一般采取轮番制。就其何时轮番，以及守边日期并无明确规定，大体上是每年春季到来年夏季驻守边境，正如程颐所言：“古者戍役，再期而还，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复留备秋，至过十一月而归，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与冬初两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5]1074-1075

唐中叶以后，募兵制开始兴起，宋代已全面推行，通过募兵制招募而来的禁军成为北宋戍边的主力。同时由于失去长城和燕云地区，宋朝不得不在其北部、西北部的边境长年驻扎重兵。这样看来，强调防秋似乎已无必要，实则不然。纵观北宋历史，秋季始终是其一年当中边防建设最重要的时期。通常在每年的六七月份，宋廷君臣开始讨论和制定该年度防秋计划，如咸平六年（1003年）六月，宋真宗“日访御戎之策，因防秋之始，与将相极（谕）[论]其利害焉”[6]8722。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王尧臣在分析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次战役失利时曾强调：“今防秋是时，望敕主兵之官，常训练军马，远设探候，遇贼入界，先度远近，俟立定营寨，然后量敌奋击，毋得轻出。”[2]3149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北宋颁布陕西四路防秋之策[2]5493-5495。

需要说明的是，北宋守边军队中乡兵一类的人员属于兵农合一性质，类似于唐代的府兵。对于该类兵员的防秋时间宋人有自己的看法，如庆历元年（1041年），知谏院张方平认为：“臣谓陕西、河东，其近里州郡，乞将前来点差强壮、弓手等中，分其半戍边，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归，岁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时训练。”[2]3167-3168或许是考虑到当时宋夏战争正处于交织状态，朝廷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到了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宋神宗再次下诏询问乡兵分番之法，时任渭州知州的蔡挺认为乡兵可以按照唐府兵之法，分番更戍，并说明其防秋时间每年从八月十五至十月底，防春时间从来年正月十五至三月底。同时蔡挺也列举了该法比之招募而来的士兵，可大大减少国家的军费开支。宋神宗采纳了蔡挺的建议，随后在各路推广[2]5171-5172。

三、北宋防秋举措

在宋代以前，中原王朝依托长城和山川地理优势构建国防线，除战争时期，戍边军队一般数额有限，也未出现周期性、大规模的军队调动。自安史之乱以后，为防范吐蕃侵扰西北地区，唐朝才开始每年秋季屯以重兵守边。当时唐朝每年边境防秋的军队主要来源于内地，各路每次抽调的军队数额不等，少者一两千，多者四五千[7]580。从文献记载以及学界研究情况来看，唐代防秋举措主要是军队调动。在募兵制全面实行的宋代，防秋部署事项远多于唐代，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力部署

直到宋仁宗朝前期，宋朝边境压力主要来自于北方的辽国。后党项立国，宋夏战争随之爆发，宋朝开始面临两线国防压力，军事战略随之调整。就防秋兵力而言，北宋在河北、陕西、河东等地区都有各自的部署重点。

1.河北地区。此处一直是北宋王朝最重要的防秋御边之地，宋仁宗朝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中指出河北地区“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8]781。由于宋朝利用河北地区优越的水文条件，在其东部构筑了一条长达九百余里的“水长城”防线，因此这一地区防秋兵力主要集中在西部，其中定州是其重兵屯驻区域。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与宰相吕蒙正等人商讨御辽对策时曾说；“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2]1112。咸平六年（1003年）六月，宋真宗向大臣询问防边事宜，冯拯认为“今防秋，宜于唐河增屯兵至六万，控定武之北为大阵，邢州置都部署为中阵，天雄军置钤辖为后阵，罢莫州、狼山两路兵”。宋真宗对其建议多有采纳[2]1197。《武经总要》也记载了“定州、真定府、高阳关皆屯重兵”[8]780。熙宁八年（1075年），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言；“本路防边重兵皆在定州”[6]9217。虽然河北地区历年防秋人数不固定，不过据程民生先生统计，宋仁宗朝中后期河北地区兵力大致为二三十万人[9]68。

2.陕西地区。作为北宋国防体系组成部分的陕西地区，尽管其重要性无法与河北地区相比，却也是北宋边防建设的重要环节，长年驻扎有大量防秋军队。如咸平六年（1003年）十一月，朝廷曾下令“秦州防秋兵分隶仪州、凤翔府以就储廪”[2]1216。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宋朝开始增加陕西沿边地区守军人数，如宝元二年（1039年），知河中府、龙图阁直学士杨偕言：“西兵比（李）继迁时十增七八。”[2]2958随着宋夏关系持续紧张，陕西地区兵力也逐渐增加，在庆历元年（1041年），陕西四路中的鄜延路驻军六万六千余人，环庆路四万八千余人，泾原路六万六千余人[3]1467。庆历四年（1044年），韩琦认为陜西四路，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并认为“陕西四路，唯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平原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2]3608。按照韩琦的说法，在庆历四年陕西地区的军队至少三十万人，程民生先生也认为宋仁宗朝陕西驻军一般保持在二三十万[9]69。

3.河东地区。北宋的河东地区在与辽、西夏都有接壤，却由于该地区多山地，易于防守，兵力部署要少于另外两地。如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河东路）边郡称有警，请八将皆上，谓之防秋。旧河东十二将，其四以备北，其八以备西，八将更休为上下番”[2]10433-10434。根据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宋朝系将禁军每将人数从几千人到一万余人不等[10]125。这样看来，河东路防秋总兵力最多十二万人左右。

总的来说，北宋每年防秋军队数量庞大，即使是宋辽、宋夏关系缓和时，其防秋兵力也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据学者考证，唐蕃冲突最激烈的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唐代防秋总兵力达到四十万[11]25，而在至平二年（1065年）八月，知谏院范镇在谈及朝廷对拱卫京师驻军赏赐过于频繁，可能会致使戍边防秋士兵有所不满时，就提到了“今防秋备塞之人，无虑五六十万”[2]4364。北宋防秋总兵力如此之多，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的禁军战斗力不强，在“养兵立国”治国方略的指导下，宋朝君臣存在着以数量换质量，屯驻重兵以戍边御敌的想法。

（二）钱粮供给

北宋防秋军队的后勤保障首先依托于沿边各地。以河北地区为例，宋仁宗朝初年，审刑院详议官、太常博士王沿在谈及河北水利发展情况时，认为该地区十分之三为契丹所占，剩下十分之七又因官营牧地，土地盐碱化等问题，最后仅以“四分之力，给十万防秋之师”[2]2415-2416。尽管王沿所说的这些意象型数据无法佐证，不过有一点却可以确定，河北地区每年缴纳的赋税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当地的防秋军队。由于河北地区平原广袤，加之河流湖泊众多，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该地区农业产出基本上能够满足防秋军队所需。

陕西地区防秋军队的粮草供给也主要依靠于当地农业产出，不过由于泾原和秦凤两路经济发展较好，环庆和鄜延两路经济落后，使得这一地区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军需供给事宜。宋廷一方面实行入中法，让商人以入纳粮草的方式获得茶盐等商品所需的交引。另一方面通过贩卖度牒等渠道增加其当地政府收入，然后通过和籴从市场上购买粮草。例如熙宁初年，宋廷一度禁止内地诸路贩卖度僧牒，目的是引导商人入鄜延路购买度牒，以助边计。在熙宁三年（1070年）七月，宋神宗又考虑到“环庆地险土狭，财赋素号不充，方边事未息，防秋是时，可赐度牒千付经略司，令依鄜延法召商人入钱封桩，以备支费”。同月，朝廷赐河东路经略安抚司绢十万匹，令其变换为粮草，运至麟府路[2]5165。

正是由于陕西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朝廷无法保障戍边大军后勤物质的长期需求。为此宋朝不得不效仿唐朝，选择在边患严重的秋季派遣大军防边，过后抽兵各归近里，如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枢密院依据陕西转运司所言上书宋神宗：“西贼近寇熙河、泾原，势已败北，深冬苦寒，必不能大举奔冲。泾原、秦凤防秋军马并在极边，坐耗刍粟。欲委经略司审度，抽兵各归近里。”宋神宗同意了枢密院的建议[2]8372。

常年五六十万的防秋军队给北宋政府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招募而来的禁军，完全依靠国家供养，许多宋臣都认为乡兵防秋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如宝元二年（1039年），夏竦上奏陈述陕西防秋之弊，就指出禁军“廪给至厚，倍费钱帛”，招募而来的土兵却能“岁省刍粮钜万”[2]2958。庆历元年（1041年），朝廷派遣大臣从各路强壮、弓手等乡兵中招募一批禁军，知谏院张方平当时提出了六条反对意见，其中一条就是比对了乡兵与禁军所费财用[2]3167：

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困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此其不便五也。

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到，张方平认为强壮、弓手等乡兵属于兵农合一的性质，这类军队入耕出战，无需国家完全供养，战斗力也不弱。与其相比，招募而来的正兵（即禁军）衣食财用却终身依靠朝廷，由国家承担这类士兵的种种所需，这无疑增加了北宋政府防秋时的后勤供给额度。

（三）国防工程

由于河北地区和陕西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因此在其防秋工程建设方面各有侧重。

1.河北地区。与汉唐相比，北宋北部国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其主要原因在于无险可守，欧阳修曾对此有过经典阐述：

汉、唐之世，东自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诸郡，每岁匈奴高秋胶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汉境。于是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竒兵，持重而待外寇。……今既无山阜设险，所可恃者，惟夹峙垒，道引河流，固其复水，为险浚之势，就其要害屯以锐兵，兹亦护塞垣之一策也。[12]875-876

从欧阳修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汉唐时期，中央王朝依托长城和天然关隘，能够长期有效地阻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北宋立国之后未能收复燕云全境，致使其北部边境无险可守，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当地水文条件，通过人工修缮的方式，构建水防线。

有关河北地区塘泊水防工程的建设和影响，学术界已经多有研究，笔者只是想强调自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宋廷始终将河北塘泊视为防秋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在宋辽关系紧张之时。如景德元年（1004年）六月，宋真宗认为：“今年北面防秋兵马，已各有制置。顺安、静戎军，先开河道屯田，导治沟洫，以为险阻。”[2]1241尤为要注意的是，虽然水防工程对北宋防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除了该项工程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利因素之外，更应该清楚这仅为北宋河北地区沿边防秋布局中的一环。正如乾道年间，湖州知州薛季宣在谈及北宋镇边之法时所说：

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为之险，城、堡、寨、铺为之防，河朔则弓箭社，河东坡西则弓箭手，及蕃落熟户以爪牙罗落。[13]270

从薛季宣的阐述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整个河北地区防秋建设由三部分构成。如若将塘泺、方田、稻田、榆塞等人防工程视为防御区域，将城、堡、寨、铺等军事要塞看作是防御要点，那么弓箭社、弓箭手、蕃族熟户等兵员就是连接防御区域和防御要点的线。可以说，河北地区边防是以城寨、堡铺等为点，以禁军、乡兵等为线，以塘泊、方田等为面的“三位一体”的防秋部署。同时应该看到，薛季宣的镇边之法主要讲的是人为因素，这些人为因素加上天然河流湖泊才真正构成了北宋北方边境的防秋体系。

2.陕西地区。在宋夏不断军事对抗的过程中，北宋总结出了通过修筑城寨堡来加强防秋的经验。实施这项举措的原因有二：一是可以坚壁清野，如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宋神宗下诏：“诸路探报，西贼人马处处蚁集，虑乘秋犯塞。令诸路常体测，如大入界冲突，并令城寨坚壁清野，使贼无所得。”[2]7877二是西夏军队不擅攻城，如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签书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在其所上《兵策十四事》中就提到：“昊贼寇边，弃下攻城之具极为拙钝。”[3]1470宋廷在西北地区建造城寨堡的数量很大，据宋人自己统计，在庆历元年陕西就有城寨二百余处[3]1467，李华瑞先生也曾对该地区城寨堡的建置做过详细的统计[14]180-216。

（四）其他举措

为了确保防秋军队拥有较强的作战能力，以及提高防秋将士的积极性，北宋采取了下列措施。

1.教阅军队。考虑到游牧民族的作战习性，北宋边防在春夏时节较为松弛，士兵训练频率和强度也不高，这段时间属于军队的修整期。每年的秋冬季节，为防止辽、西夏军队乘秋犯境，宋廷会特别注重戍边士兵的训练，经常会要求沿边各路做好军队的教阅事宜，如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朝廷就曾诏令“河北诸路钤辖、都监，每遇秋冬，分往逐州军提举教阅”[2]3889。

2.赏赐军功。一般情况下，通过征兵制招募而来的军队，戍边时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保家卫国的理念也深入人心，因而拥有较强的战斗力。相比之下，以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军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为薄弱，导致军队士气不高，战斗力低下。在募兵制全面实行的宋代，为了提高守边士兵的防秋积极性，宋朝会在防秋部署展开之前，于沿边各路储备好用来赏赐将士的物质。在元祐三年（1088年）五月，宋廷曾下诏：“赐熙河兰会路银、绢各五万，鄜延路绢八万，泾原路绢七万，环庆路绢五万，秦凤路绢五万，并以防秋備军赏也。”[2]10002同时，沿边守将也希望朝廷订立详细的奖赏方法，激励士气，如元祐三年七月，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就曾上奏朝廷，认为“防秋迫近，日备战斗，须立预定赏法，使人具知，庶有激励赴功之人”[2]10028-10029。为了鼓励各地军队及时到达指定的防秋地点，朝廷会对那些较早发兵的地区进行奖赏，如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考虑到这一年泾原、鄜延两路发赴城、寨、堡、镇的防秋诸军早于其他诸路，朝廷对这两路防秋兵给予了一定数额特支钱的奖励[2]8366。

3.約束军将。当宋朝对外战争处于劣势时，朝廷会告诫戍边将领严禁主动出击。当宋廷在军事上处于优势时，为防贻误战机，允许边将择时出击，此时有些将领为了贪图功赏，常常做出残杀外敌老幼的极端举动。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为了保证防秋时期边境稳定，防范守边将领轻易出兵，贪功冒进，朝廷下诏重申：“诸路经略司，密谕诸将，除严设隄备以防寇至外，并仰巡护人民，先远次近，并力收获。若别无西贼侵犯，不得贪逐小利，轻易出兵，却致引惹，损坏田稼。”[2]11341-11342宋廷一方面对防秋军将的军事行动多有约束，另一方面为免扰乱军心、导致敌军趁虚而入，对他们的过失多有宽宥。较为典型的事例是元祐六年八月，中书省查出岷州知州康识在此前担任鄜州知州期间，曾出现过失入死罪的严重事件，后征得宋哲宗同意，按律差人将其替代。枢密院却认为康识久在熙河，现任本路钤辖、知岷州，如今正值防秋之时，希望朝廷对其从轻发落，最后宋哲宗下诏令将康识的磨勘时间延长两年，继续留任[2]11083。

四、北宋防秋作用

无论是前期与宋对峙的辽和西夏，还是后来灭辽破宋的金国，其对宋战争往往发生在秋冬时节。宋朝正是依据游牧民族的作战特点，将其国防重点放在了秋季，成为国防常态举措的防秋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短期来看，尽管宋代戍边禁军无法像唐代府兵那样实行轮番制，却也会在战事稍息时，让部队得到休整，其时间主要集中在夏季。当秋季来临之际，宋朝戍边将士开始按照要求驻扎在指定军事位置，并使用已有的国防工程设施，进行有效防御。同时，不仅是御边主力的禁军会在此时加强训练，来自地方的各类乡兵也会集聚边境，配合禁军戍边，这就使得宋朝将士每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锻炼，军队战斗水平得到维持。同时由国家主导、地方配合的军队后勤保障系统全面运转，最大限度地保障防秋期间戍边将士各种物质的不间断供给，这也促使北宋军队后勤供应体系每年都会受到检验。当然北宋防秋政策短期内最大的作用还是在于乘秋备塞，防止游牧民族趁秋高马肥之际，寇边犯境。

从长期来看，

至少在宋徽宗朝以前，边境防秋成为北宋每年必须进行的军事行动，有时甚至直接将防秋等同于御边。宋廷每年秋季按例实施御边备寇的举措，让人们时刻不忘国家的军事建设，促使防秋理念深入人心。正因如此，当宋钦宗靖康年间，李纲认为“中国军政不修，凡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15]1602-1603的时候，宋廷能够凭借防秋的名义在全国征调军队。靖康元年（1126年）五月十七日，朝廷下诏：“调发诸路系将、不系将兵分屯河北、河东、京东等路防秋，各以远近立为到阙之期。京西、淮南、江、浙限七月十五日以前，陕西、湖、广、福建限八月一日以前。令逐路转运司预备钱粮，于经由州郡桩管。”[6]8708竖日，河北、河东路宣抚司言：“河北诸州正兵阙少，乞以禁军例物于陕西募游手惰民充义勇，五路各四千人，可趁防秋。”宋钦宗同意了此事，并由朝廷承担征兵费用[6]8646。

总之，北宋承袭前代，将每年备边的重点放在了秋季。由于严峻的边境形势，致使北宋防秋兵力部署远超以往。除了常规的兵力调配，其防秋期间国防设施的工程量也是大大增加。无论是河北地区的塘泊防线，还是陕西地区的城寨堡防线，宋廷每年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修缮，这无疑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即便如此，在崇文抑武风气日渐盛行的北宋，防秋政策就如一股清风，促使北宋君臣对于国家武备建设保持着必要的清醒。总之，北宋采取的各项防秋举措适应了当时的国情，此举也成为了观察宋廷每年常规国防建设关键时间和具体内容的有效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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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licies of “Autumn Defense”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WU Hong-bing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China）

Abstract： Northern nomadic invasion o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fall， s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reasons and their own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each fall， implemented the key defense of the border. The court of Song Dynasty discussed anti-autumn matters in June and July each year， and deployed in August. The main anti-autumn forces were imperial guards to ban the main， and all kinds of village soldiers supplemented. The anti-autumn army logistics supply was led by the state， and undertook along the edge of the specific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anti-autumn reserve， the Song Dynasty built pond in Hebei region， and extensively constructed mountain fortress in the Shannxi area. In additio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further improved the anti-autumn system by training the army， rewarding military service， regulating the Genera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autumn policy， effectively reflects the key time and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annual routine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court， also makes anti-autumn concept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to promote the Song Dynasty emperor and ministers to maintain necessary alert on the national military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Chongwenyiwu”.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national defense； autumn def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