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及发展启示

【摘 要】 在文化“走出去”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出版“走出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章基于一些优秀大学出版社的成功经验，分析大学出版在中国出版“走出去”领域的影响力。同时，从传播定位、传播竞争力、国际传播效果等方面，分析大学出版社未来“走出去”的发展路径。

【关 键 词】大学出版；成功经验；影响力；传播力

【作者单位】李恒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07

讲好中国故事，让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走出去”无疑是一条捷径。在文化“走出去”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出版“走出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学研各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研究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力实质上就是研究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力。出版的国际传播力是指一国的出版业通过开拓国际营销渠道， 将其出版理念、出版产品、内容信息有效传递给其他国家市场及公众的能力[1]。这类研究，既指向国际竞争力，也指向实际的国际传播效果。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我国大学出版社（简称大学社）在过去十余年里一直不懈努力。首先，强调内容建设，加强原创精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其次，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机构的合作。再次，加强数字出版“走出去”工作，策划生产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数字出版产品，并将其推向海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国际传播效果方面，我国大学社试水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和海外书店，取得了可喜进展。

基于大学社这十余年来取得的优异成果，本文尝试分析在出版“走出去”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十余家大学社的整体情况，梳理他们的成功经验，为大学社未来“走出去”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一、大学出版“走出去”的成绩

1.大学出版“走出去”的整体发展

我国大学社是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出版“走出去”领域成绩斐然。

首先，我国大学出版在推进“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取得可喜成绩。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在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迄今共有38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出版机构参与，其中7家是大学社。2017年9月13日，工作小组第十三次工作会议公布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6年度出版社排名，在单体社排名中，大学社的前三名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紧随其后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次，大学出版是我国文化出口的有生力量。2011—2018年，很多大学社入选商务部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四次入选，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三次入选。

再次，我国大学出版进入海外馆藏的成果丰硕。“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7版）”显示，2016年中國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出版的29608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在大学社中，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441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63种）、清华大学出版社（247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42种）、复旦大学出版社（226种）。这展现了我国大学社知识生产海外影响力的整体面貌。

2.大学出版“走出去”的具体案例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出版“走出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数据可以看作竞争力的指标，海外馆藏的品种可以看作传播效力的指标，以这两项指标为依据，目前国内一些在出版“走出去”领域取得较好成绩、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学社，可以进行归类。

第一，大学出版“走出去”的龙头是综合类大学社。这类大学社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称人大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简称北大社）。人大社在版权输出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其向海外输出版权近2300种，累计输出27个语种的图书版权，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出版机构及合作伙伴建立了业务关系。该社在以色列、罗马尼亚、蒙古国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输出版权中90%以上是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2]。北大社在海外图书馆馆藏领域享有盛誉，其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为输出重点。北大社社长王明舟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指出，从2009年到2013年大约4年半的时间里，北大社一共实现版权输出447项，大约占新书出版总量的6%，其中学术著作有88种。

第二，大学出版“走出去”的新生力量是科技类大学社。这类大学社主要包括浙江大学出版社（简称浙大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简称清华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简称上海交大社）。浙大社是中国大学出版“走出去”的创新引领者，其科技类产品在海外的影响力较大，有以反映科学研究前沿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30余种和《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同时出版内容逐步拓展到教育、经济等学术领域[3]。清华社的科技类学术出版输出质量很高，国际科技热点如“深空测控”“电力系统”“新型材料”等相关系列图书是输出的主体。目前，清华社已有500余项10多个文种的图书版权输出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另外还有200余项图书的中文繁体字版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在国际期刊出版方面，目前清华社的9种英文期刊中已有6种被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录[4]。上海交大社在“走出去”领域发展较快，其通过高水平的科技学术著作向世界传播中国顶尖学术成果。

第三，大学出版“走出去”的中坚力量和传统力量是语言类大学社。这类大学社主要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简称北语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北语社是早期“走出去”的领头羊。作为外向型的语言类图书出版专业出版社，北语社自2004年起组织实施了海外拓展战略，版权贸易是北语社海外拓展的主要内容。如今，北语社有效输出版权802种，覆盖14个国家，成为国内在语言领域输出版权最多的出版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5]。外研社在国际化方面有许多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其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主题出版、版权输出、海外设点、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成效显著，图书种类覆盖文学、社科、中国文化、对外汉语类甚至英语学习类[6]。

第四，大学出版“走出去”的亮点是教育类大学社。这类大学社主要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北师大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广西师大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称华东师大社）。北师大出版集团“走出去”可谓独树一帜，其海外战略支点是阿拉伯地区，版权输出图书品种涵盖教育科学（含心理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众与少儿图书，输出国家涉及亚洲、欧洲和美洲[7]。广西师大社在区域推广和海外并购方面展开积极探索，颇具特色。在版权输出方面，广西师大社主要以学术人文图书为主，向20余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产品，其近年更发挥地缘优势，向东盟国家输出了以“东方智慧丛书”（多语种版本）为代表的多种图书。广西师大社还试水“资本走出去”，收购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出版公司，实现了“全球组稿，中英共版，国际发行”的全球出版传播新模式[8]。华东师大社“走出去”是上海基础教育全球影响力提升的缩影，其专注教育出版“走出去”和学术出版“走出去”两大领域，版权输出总品种已达600余种，教育学、心理学及教辅图书是该社的版权输出主力。尤其该社的“一课一练”，以“上海数学一课一练”的名义向英国输出，可以说是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9]。

二、大學出版“走出去”的发展路径探索

虽然大学出版乃至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过去十多年里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中国出版在国际上的整体地位、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依然较弱，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1]。笔者认为，应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寻找出版“走出去”的未来发展路径。

1.传播定位于共同书写世界进步与发展

“走出去”的传播定位，不仅应该是“讲好中国故事”，更应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出版“走出去”，我国早期目标是缩小版权贸易逆差水平，当前目标是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未来目标是拓宽国际视野，通过出版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传播定位既然是以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共同命运，那么相应地，我国学术出版的传播定位就应该是为当代世界进步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这样的传播定位下，我国出版应关注和参与国际热点，研究国际学术发展趋势，争取在国际学术出版领域发出更多声音。以教育领域细分的学前教育学术领域为例，我国的近邻韩国有多种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出版了不少英文学术著作，但我国没有这方面的英文学术期刊，这方面的英文著作也屈指可数。由此可见，拓宽国际视野，对提高我国学术出版的水平至关重要。

2.传播竞争力的核心依然是产品

第一，政府应鼓励多元化经营模式，跨国运作是出版“走出去”的下一个趋势。出版“走出去”通常有几种路径：版权输出、数字化平台、建设境外分支机构、国际组稿、中国科技创新战略引领、建立全媒体传播与直接销售渠道。其中，版权输出是基础，而高质量的图书则是版权输出的保证。目前，我国大学社的国际化运作在上述几种路径上都有创新。比如浙大社，该社与学会等学术团体建立了战略合作和项目合作关系，与知名大学的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立了长期联系；广泛联络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编写了“特色前沿丛书”；加强英文科技编辑队伍建设，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全职引进有多年出版经验的资深编辑，并以短期工作、远程工作等方式聘请兼职外籍图书编辑多人，专门负责英文图书和期刊的语言润色等工作。

第二，产品与品牌的研发要具有全球化的眼光，不同的产品应兼顾全球细分市场的需求。笔者认为，大学社要更好地“走出去”，必须充分了解细分市场和具体情况。比如中东市场，读者的普遍需求是小说、教科书、杂志等图书，儿童书籍是不允许输入的。北非市场，引进大学教科书、童书、学生用书比较多，因为读者有学习别国的语言和文化的需求。欧洲市场，这个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必须找到读者感兴趣的需求点。南亚市场，我国图书在这个市场中很受欢迎，尤其是童书。由此可见，全球化的眼光是出版“走出去”的关键要素，只有在了解市场的基础上打造品牌，才能实现有力竞争和较好的传播效果。

第三，在数字出版领域，要整合产品与技术，积极布局新媒体运营。数字出版是大学出版“走出去”的一块短板。相比之下，欧美大型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领域发展很快，有很强的市场渗透能力。笔者认为，要推进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打造新产品，可以从政府和出版社两个层面着手。政府可以推动成立联合投资、技术共享和资源整合的数字出版公司，助推数字出版“走出去”；出版社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将大数据分析融入新媒体运营、衍生产品开发、线上线下互动等环节，推动中国出版产品“走出去”。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其将信息推送、出版发行、推广营销、服务培训等环节与远程在线系统融合，实现全世界范围的整合传播。

第四，质量保障方面，要加快建立国内学术出版规范与标准，确保大学社学术出版产品的品质。笔者认为，可引入国际通行的匿名评审学术出版体制，规范国内学术出版流程，形成“匿名评审+学术委员会+三审制”的模式。大学社的编辑对书稿进行预审，预审通过后送专家匿名评审，在匿名评审环节，邀请相关领域至少两位专家对书稿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以保证评审的客观性。根据两位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学术委员会做出出版决策，之后书稿进入三审制流程。大学社在这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比如浙大社为保证科技图书的学术方向、选题内容和编辑质量，逐步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合理配置出版资源，完善出版物的质量保障体系。

3. 国际传播效果依靠多方共同努力

第一，发挥中介机构和行业学会的作用，加强人才培养。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出版业已经意识到“走出去”要形成合力，要加强对服务和国际人才的培养。比如“一带一路”沿线有 60 多个国家，各国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有很大差异 [10]，要实现出版“走出去”，需要整合各方面资源和专业的国际化人才，需要更多优秀的版权经理人[11]。从中介机构方面来看，发展有一定规模的中介出版公司是当下出版“走出去”较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大学社需要借助大型中介出版机构的力量来实现“走出去”的目标。以台湾地区的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简称书林公司）为例，其成立于1977年，以出版、进口中英文的社科类出版物为主，在高校和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书林公司1998 年成立了龙登出版公司负责进口业务，代理国际闻名的Norton、Chart Studio、A&C; Black、Penton Overseas等出版公司在台湾地区及韩国的业务。笔者认为，其他大学社如果能和书林公司一样，成立以“走出去”为主要业务模式的联合版权经纪公司，将可大大提高国际议价能力。目前外研社领先一步，其联合互联网教育公司在英国组建合资出版公司（Innova Press Limited），发展海外教育版权领域市场，值得关注。

第二，采取有实际传播效果的措施。中国大学出版“走出去”，应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版产品；加强一体化渠道平台建设，办好国际书展；深入调研海外市场，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海外书店，在条件尚不成熟的地区建设海外书架。

第三，中国出版“走出去”必然面临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商业沟通问题。随着出版市场全球化发展，大学社在运营管理，尤其技术、文化、语言等方面受到了极大挑战。因此，大学社应关注跨文化传播的效力，增强新环境适应能力，提升处理多元文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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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鑫. 华东师大社：版权资源是发展的生命线[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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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建红. 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更多优秀的版权经理人[J]. 出版广角，2016（17）：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