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镜像下的反抗哲学

【摘 要】 阿尔贝·加缪在世界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作品往往被分为两大阵营：荒诞与反抗系列。然而，《鼠疫》并不是这样，它是加缪少有的兼具荒诞与反抗哲学的著论，意图以精神之覺醒，推动“反抗”质的飞跃，继而扭转现实之状，成为加缪自成一体的荒诞镜像下的反抗哲学。

【关 键 词】荒诞；反抗；加缪；《鼠疫》

【作者单位】吕丽红，广东理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08.029

六年磨一剑，《鼠疫》可谓加缪呕心沥血的一部著作。该书主要描述的是奥兰城中的一场鼠疫之灾，这场灾难犹如噩梦般侵蚀着人们的肉体，并消解着人们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期盼。有人认为，这部著作是典型的荒诞题材，然而，这部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融入作家一贯的深刻思考，情节深入浅出，饱含着丰富的蕴意，令人常读常新。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言：“反抗乃万事之源，而生活方为真正的源泉，让万般抗争于历史未完之狂风暴雨间昂然永立。”《鼠疫》创作之际，作者曾于笔记中构思了三种版本不一的系列，分别反映了荒诞、反抗和博爱之主题。而荒诞、博爱之间，反抗成为联结之纽，既是荒诞所引出的结论，更是通往博爱之源头。若要追问反抗何以在加缪的文字中孵化与成长，探索现实之界留存的意义，还需从反抗之源——荒诞寻起。

一、《鼠疫》：当世之西西弗神话

世人皆言，加缪哲理晦涩难懂，但其象征、隐喻之意极易理解。加缪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副标题辅以“论荒诞”，换言之，西西弗神话已然成为加缪荒诞之言的代名词。西西弗神话源自一则古希腊神话故事。西西弗原为科林斯之国的国王，由于泄露天机而被天神宙斯堕入地狱，令其终身陷入推石上山、又被石碾压的无尽轮回。在加缪看来，“西西弗实乃荒谬之域的真英雄，他终其一生只为成就一项毫无结果的事业，成全其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其行荒谬之举，却永不屈服，一直地做下去，这种荒诞的抗争仅为成全内心的充实。加缪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但对读者而言，西西弗日复一日的苦役，实乃存在主义领域下人类的悲剧，而其不屈的反抗恰是加缪眼中最为典型的人类精神之象征。

《鼠疫》中也有这样一位“西西弗”——里厄医生。当瘟疫席卷全城之际，他以奋不顾身之举，历经无穷无尽的失败，却从不向命运屈服，他在这个荒诞世界存在的意义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无休止的反抗。里厄也曾痛苦地承认，自己所举就像命运开了个玩笑，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惨败。但他仍不改初衷，始终坚持救护，犹如反抗与荒谬之间永难调和的矛盾一般，即使前途未卜、命运难测、惶恐绝望、悲戚难平，也不忍屈服，不懈抗争，只为寻找挣脱荒诞、彻底解放之通途。在《鼠疫》所构筑的荒诞之境中，这场瘟疫的发生、湮灭，似乎都冥冥中自有天意。书中人的命运参不透，与鼠疫抗争的人都被感染致死，而寄托于上帝的旨意、一味消极坐等的人活了下来。城中之人欢呼着，里厄医生却陷入了沉思，思考着绝境再次倾覆之际，又当如何面对。鼠疫正沉睡于服饰、家具、地窖和废纸之间，不死不灭，也许多年之后，瘟神再次苏醒，鼓动它的鼠群，引发又一场厄运。

在加缪的笔下，奥兰小城缺木少景，建筑布局甚为荒谬，“那里，你看不到扑打着翅膀的鸟儿，也听不到风掠过树林的沙沙声，那里是个铅华褪尽的地方”。作家将奥兰描述成一个丑陋无比、封闭无理及活力尽失的小城，城中的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犹如囚牢般的荒诞之境，鼠疫就像是最高形式的荒诞，突如其来、避无可避、难以战胜。对奥兰这座小城，笔者从未提及“荒诞”之词，但寥寥数笔间，处处充斥着荒诞之意。城中一派荒诞之色，城内的人们也荒诞异常。有人为了发财，没日没夜地干活；也有人将闲逸的时光付诸赌博、闲聊；有人安于现状，有人寄情纵欲。奥兰就像一座魔力之城，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性，待鼠疫蔓延之际，人们麻木而无助，任凭这场瘟疫肆虐、屠戮。虽生存之地仍是熟悉的面孔，却犹如客坐异乡，空虚的心灵毫无安放之地。奥兰人个个面如死灰，谈笑全无，人性湮灭在无尽的绝望之中。

《鼠疫》中，老鼠化身上帝的使者，以其独到的特写负责将惩罚施以人类。第一天，仓库口出现了一只死老鼠，第二天，下水管、楼道之中分别出现两只死老鼠，随之满街的死老鼠出现，遍布整座小城。鼠疫发生伊始，奥兰市民全然无感，依然我行我素、麻木不仁。有人扬言，“鼠疫的到来是对市民的惩罚，人们应该自省”。但政府并未严阵以待，致使这场瘟疫疯狂肆虐。正如作品所言，“鼠疫”已不单纯地指向“瘟疫”，而是具有多重寓意的象征。其一，鼠疫隐喻着分离之意，面对瘟疫，宁静之城沦为孤岛，亲友、夫妻也不得不隔离开来，阻断一切外界音讯，随之面临的就是生离与死别。其二，《鼠疫》全文充斥着男性，女性境遇的缺失象征着一种失衡的畸态，毫无活力与未来。笔者对美好的放逐，对罪恶的不加制止，流露出死亡倾覆之际的绝望。特别是无辜孩童的丧生将全文引入了荒诞的高潮，全城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罪恶令人难以释怀，绝望又无处不在。“然而，说话间，天气又变坏了。门房死后，次日，重霾笼罩，暴雨倾盆，酷热紧随，连海水都褪却深蓝，阴郁沉沉，”言语之间将突如其来的瘟疫之恶，全数道尽，毫无喘息之地。荒诞犹如生存现实的本质，永恒坚挺着，不给人们丝毫还手之机。

二、反抗：荒诞之境的挣扎与救赎

加缪已然认识到了生存之境的荒诞，他更关注的是对荒诞的反抗，以求自救。在加缪看来，人类绝不应将自己视为局外者，而应在困局、荒诞之境中找寻生存的意义，奋起抗争，凸显尊严。若从这一视角加以揣度，《鼠疫》也是一部隐喻的反抗主义哲学，而且远不止如此，读者联系文中的“父亲、母亲”形象可以发现，《鼠疫》的反抗并非单一而清晰之为，而是蕴含悖论与矛盾的无奈之举，深刻地影射着作者反抗哲学下的现实之困。

《鼠疫》就像一则寓言，然而如何将其具化，还要从人物的设置谈起。遭受鼠疫这一极限困境后，里厄医生、塔鲁、帕纳鲁神父、朗贝尔记者、格朗，甚至罪犯柯塔尔都纷纷给出选择。但是，加缪内心之中，里厄医生、志愿者塔鲁似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二者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对这场瘟疫的反抗上，更体现在对这部著作的叙述上。二人是鼠疫的关键反抗者，里厄始终关注着疫情，废寝忘食地救治市民；而塔鲁更多地奔走呼告，创建防疫志愿者联盟，二人都在反抗中付出了无尽的代价。里厄奔忙救护，却在妻子濒死之际无缘一见；塔鲁更是不幸沾染鼠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场殊死搏斗之中，二人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除了共同抵御灾难，加缪将全文叙述之担交托到了里厄、塔鲁肩上。小说结尾，亲历鼠疫全程的里厄表示，自己乃《鼠疫》这部“纪实性编年史”的作者，但不是唯一的作者，里厄叙述中不断引用塔鲁笔记之言，全面描述着鼠疫事件。

《鼠疫》文中，主人公里厄、塔鲁总与母亲、父亲联系在一起。鼠疫侵袭期间，里厄始终与母亲相依为命，这位老太太沉静、谦让、言语简洁，三个看似简单的词语背后蕴意复杂。沉静代表着对荒诞世界的透彻领悟，“老太太可以不假思索地弄懂一切”，“她能看透鼠疫在内的各种事件之本质”。谦让、言语简洁代表着对荒诞现实的承认，但也有低调的反抗之意。这种敢于直面荒诞、承认荒诞，同时保持低调风范、谦逊姿态的形象颇具意味。在鼠疫刚刚显露之际，这位老太太就及时赶到了现场，这似乎隐喻着她将成为里厄，乃至全城抗争者的精神领袖。一方面，母亲沉静之态成为里厄抗击鼠疫的精神支撑。鼠疫之灾屠戮全城之时，母亲仍表示，鼠疫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儿子也赞同，甚至觉得，“有了她，任何事都变得容易解决”。面对荒诞，最难得的是直面它、正视它。另一方面，母亲谦让之姿、简洁之言，教会了儿子脚踏实地抵御瘟疫的方法。里厄不祈盼上帝，而致力于救助，“我不知未来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也不知一切结束后还会发生什么。但目前来看，有病患在，就必须治疗他们”。

相较于里厄，另一主人公塔鲁父亲的形象也甚为出彩。在塔鲁的描述下，其父为检察长，天性善良，但一次随审经历改变了塔鲁的看法。庭审之中，罪犯被塔鲁视为“可怜兮兮”，而宣读公诉状的父亲不仅“善意全无”，而且“满嘴空话”，“以社会之名义”判决了这个罪犯死刑。自那天起，塔鲁开始憎恶司法，并惊奇地发现父亲竟参与了多次如此行径。在塔鲁看来，父亲检察长的形象，寓意着不择手段，而他对父亲之恶，恰是对死刑之恶。为了反对这种父亲眼中的英雄主义，塔鲁甚至搞起了所谓的革命，但他发现，革命也是如此，是为了实现一个再无伤害的世界，是为了抵达幸福的彼岸，在此过程中，少数人的牺牲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终于，塔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最初的反对者转变为支持者，成为一个“刽子手”。在这里，塔鲁一再对诸如此类的英雄救世之举心存疑虑，认为此举实乃假借消除不公之名，行不择手段之举，是为构筑未来天堂而摒弃当下的幸福之举，是一种合法意义上的谋杀。

由此而言，问题来了，作者何以将里厄、塔鲁设置为主人公？何以总在里厄、塔鲁出场之际联系其母亲、父亲？ 文中，里厄与母亲的关系恰恰影射了现实中作者与母亲的关系。加缪曾言：“母亲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即漠然、无所谓。”正是这种漠然令加缪体会到了荒诞现实的本质，始终秉持把握当下的原则。当父亲因战争而去，本应痛苦悲愤的母亲却说：“这倒好了，若他回来成了瞎子、疯子，反倒不好。”母亲以淡漠之态应对生活的苦难，令加缪深感现实的孤独与荒诞。似乎在真相前，任何期望都失去了意义，人们所能把握的唯有当下。面对荒诞，局中之人唯有以沉默应对，这才是对荒诞现实的正视、尊重，也是追求幸福应有的反抗之态。与之对应，塔鲁与父亲的关系就像加缪与父亲的现实体验。在加缪自传小说《第一个人》中，幼年失父的他曾有一段寻父之旅，但所收集的讯息无一不与残酷的战争相关。因此，塔鲁的父亲形象多少掺杂着作者对父亲原型的记忆。在加缪看来，里厄、塔鲁就像作者终其一生追求的两个侧面，这两个形象好似加缪的双重身份，将母亲所带来的荒诞体验、低调抗争的方法留给了里厄，而将因父亲所产生的对“谋杀”行径的厌恶、对英雄主义的反抗方式留给了塔鲁。由此，这些构成了作者《鼠疫》的反抗哲学。

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言，“除阿尔贝·加缪外，我想不到当代作家中谁还能如此有力地召唤爱”。不得不说，苏珊的评语精准而到位，点出了加缪与当代作家之区别。面对生存困境，加缪摒弃了批判之语，相较于无情地揭露，他更樂见直面荒诞，寻求个体精神的反抗，即使在现实中伤痕累累，也要追求精神之绝胜，以此彰显生命的价值。就像《鼠疫》中所强调的普世之道：“要有直面荒诞的勇气，又要有平衡矛盾之毅力；要有反抗超越之举，又要有将爱内化为主体精神之境界，从而达到主体精神与外在世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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