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

陈晋

遭受严重挫折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隐痛，也是他一生永远记取的教训。毛泽东的反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此后，他不断地讲：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受了惩罚，就要检讨。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

汲取教训，纠正错误，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毛泽东捅破这层窗户纸，始于对“浮夸风”的批评。

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是怎么来的？毛泽东心里很明白：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我们老是要数字，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毛泽东认为，从领导作风看，这缘自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总之，“大跃进”的错误说明：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总起来讲，所谓瞎指挥的领导作风，一是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二是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三是贪多、求大、图快。

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倡“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等，有意思的是，他还多次提到要学美国的实际精神和科学精神，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怎样才能科学和实际呢？毛泽东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个管总的路线指导还不行，还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体的条例制度，意在使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管理有章可循。

“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作为“超英赶美”战略的重要步骤，“大跃进”运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结果是事与愿违，留下不少烂摊子。对此，毛泽东的感受是：我们本来想搞快些，反而慢了。从那以后，毛泽东看待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格外谨慎。他绝口不再提“超英赶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总是要把计划中的指标往低处压一些。

有件事值得一说。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湖北听取王任重汇报农业机械化工作后，非常感兴趣，想搞一个五到十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争取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让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他让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讨论这项计划，还给刘少奇写了封长信谈论自己的设想。但不久他犹豫起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准备大搞农业机械化运动的设想，随后也不了了之。看来，他终究担心这个决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则不达的被动局面。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

“大跃进”运动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刮“共产风”。毛泽东从“共产风”的教训中，深化了两个理论认识。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尊重价值法则，要搞商品交换；一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能盲目扩大规模。

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上级从下级、比较贫穷的社队从比较富裕的社队无偿调用的财物。对此，毛泽东逐步明确的主张，是要坚决退赔。他讲：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毛泽东在反思中直面这个经济体制弊端，从中汲取了两个教训。

一个是生产积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倾斜，进而树立“藏粮于民”的思想。毛泽东说：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搞得太紧。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另一个是要重视地方积累，提高地方上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毛泽东的思路是：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能竭泽而渔。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让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此后，他不仅不再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也相当低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急，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常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但“大跃进”运动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諉过，接着是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不厌其烦地谈论、总结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运动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很深。

（摘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