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文献研究综述

谷小溪 刘海玲

摘 要： 目前学界惯于将元、明、清时期高丽、朝鲜王朝出使中国的纪行作品统称为“燕行录”或“使华录”，本文所涉及和探讨的“燕行录”，以狭义的概念，即现存朝鲜王朝出使清朝的《燕行录》文献为准。在此从《燕行录》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燕行录》文献的介绍与考订，以及与《燕行录》创作背景相关的历史研究几方面对先行成果展开回顾，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略有助益。

关键词： 《燕行录》 文献 综述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 “《燕行录》与清代前期辽宁地域文化研究”（1637-1736）（项目编号：LITCZW006）；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清代前期朝鲜‘燕行录文献研究（1637-1736）”（项目编号：JW201615411）

元、明、清时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高丽、朝鲜王朝定期派遣使臣来华朝贡。使行过程中，高丽、朝鲜使臣及随行人员以诗歌、日记、杂录、奏折等形式翔实记载沿途见闻和外交始末，归国后整理集辑，作为上报朝廷或私人收藏的文字资料。此类作品多以汉字撰写，是域外汉文学的重要分支，也是记录中朝两国文化交流本事的主要文献。目前学界惯于将元、明、清时期高丽、朝鲜王朝出使中国的纪行作品统称为“燕行录”或“使华录”，本课题所涉及和探讨的“燕行录”，以狭义的概念，即现存朝鲜王朝出使清朝的《燕行录》文献为准。在此从《燕行錄》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燕行录》文献的介绍与考订，以及与《燕行录》创作背景相关的历史研究几方面对先行成果展开回顾。

一、《燕行录》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20世纪30年代，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收录柳得恭《滦阳录》二卷与《燕台再游录》一卷，指出“异国人纪中朝事迹之书”的史料价值，体现了学界对《燕行录》文献的早期关注。[1]1960-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选取《燕行录》作品31种，影印出版《燕行录选集》两卷本，是国内外现存《燕行录》文献整理的最早成果。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将《燕行录选集》译为韩文并新增部分作品，出版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978年，台北珪庭出版社出版《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第二卷收录明代《朝天录》36种。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尔大学林基中教授主编《燕行录全集》一百卷，涵盖明清时期《燕行录》作品380种，是此领域的集大成之作。[2]同年，林基中与日本学者夫马进合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收录日本所藏《燕行录》33种。2003年，夫马进在《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一文中对日本所藏33种《燕行录》做出解题，并指出这一研究的必要性。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继《燕行录选集》出版了《燕行录选集补遗》三卷，补录《燕行录》20种。同年，林基中在《燕行录全集》基础上出版了《燕行录续集》五十卷。2011年，林基中在《全集》《续集》基础上编订电子文献《燕行录丛刊》，共收录《燕行录》455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合作编撰出版了《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三十三卷，从韩国藏书中精选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燕行录》文献33种，包括崔溥《飘海录》、金允植《领选日记》、朴趾源《热河日记》等，每种作品附有中韩文解题，对文献版本、作者生平、出使背景和作品内容等给予概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前《燕行录》文献缺乏解题的不足，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2010-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大型文献总集《燕行录全编》第一辑和第二辑，共计22册，据称《全编》全部整理出版后，包括“500多位作者，700余部专著，概括公元13-20世纪初总700年的中韩交流史”[3]，将成为迄今最完备的《燕行录》文献总集。

二、《燕行录》文献的介绍与考订

20世纪中叶起，对《燕行录》文献进行总体介绍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1960年，韩国学者金圣七发表《燕行小考》一文，通过对洪大容《湛轩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几种《燕行录》的介绍，概述了明清时期朝鲜使团的路线、任务和规模等内容，并涉及事大主义、北学思想和文化传播等问题的讨论，开《燕行录》理论研究之先河，也是最早体现《燕行录》史料文献价值的论文之一。1967年，台湾学者张存武撰写《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一文，对六十年代初期韩国学者编辑的《燕行录选集》进行概述，是国内涉及《燕行录》研究的最早论文成果。1997年，王政尧发表《〈燕行录〉初探》一文，以《燕行录选集》和各类韩国文集为依据，对《燕行录》的版本和著作统计概述，将《燕行录》的体裁、作者群体、卷数、目录、写作时间等甄别比对。文章还通过闵镇远《译官金庆门所记吴三桂事》和闵鼎重《老峯燕行记》关于吴三桂和康熙皇帝的记载比较了清代官方史料与《燕行录》叙述方式的差异，肯定了《燕行录》作为一手史料的价值。王政尧的另一论文《〈燕行录〉：17-19世纪中朝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则从《燕行录》与宣南文化的密切联系这一视角对《燕行录》文献做出评述。1999年，陈尚胜主编《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一书，以解题形式对权近《奉使录》、李廷龟《朝天录》等十六种《燕行录》著作进行概述，阐释了李氏朝鲜建国至沦为日本殖民地五百余年间对华观的演变历程。2006年，韩国学古房出版曹奎益主编《燕行录研究丛书》十卷，收录相关领域论文134篇，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服饰、建筑、绘画等专题，增进了人们对《燕行录》的总体认识。左江《值得关注的燕行录文献》一文，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为基础，对《燕行录》文献的集辑、甄别等问题展开探讨，作者指出，《燕行录全集》的编纂刊行为中韩历史、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便利，但仍存在缺乏解题和作者小传、非《燕行录》文献混淆其中、作者署名准确性值得商榷等弊病，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献价值，也给研究者带来困扰，如何使《燕行录》文献更加完备精准，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上述研究成果，一些著述和文章还以作品个案为切入点对《燕行录》进行介绍，此类成果集中在知名作品的专题研究上。以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例，1988年韩国学者姜东烨出版《热河日记研究》一书，从文学角度对《热河日记》展开研究，是国内外最早的《热河日记》研究专著。1990年，韩国学者金明昊出版的《热河日记研究》一书则在姜氏研究基础上从历史视角对朴趾源的北学思想做以探讨。其后又有闵斗基《热河日记研究》、李岩《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实学精神和文艺观探析》等。除《热河日记》外，中外学者对其他《燕行录》作品亦有专题研究，如李京子《〈老稼斋燕行日记〉小考》（《燕行录研究丛书》第1卷，2006年版）、李慧淳《李德懋的〈入燕记〉小考》（《燕行录研究丛书》第4卷，2006年版）、田逸宇《使行录〈燕辕直指〉研究》（《燕行录研究丛书》第2卷，2006年版）等。

如今国内外学者对《燕行录》的研究日渐增多，《燕行录》文献整理中的诸多问题也浮出水面，一些学者曾就此阐发观点。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一文指出，日本、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以“异域之眼”观察中国，更能理解这一看似原本同根的文化在历史和时间的放大下演变成难以弥合的鸿沟的过程。[4]作者指出《燕行录全集》存在的年代、次序、讹误等问题，认为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是以“他者”反观中国的基础。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一文，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为基础，分别就《燕行录》概念之界定、《燕行录》的收录标准、现存《燕行录》作者与数量、《燕行录》种类与体裁、《燕行录》整理之现状与问题、韩语译注本《燕行录》诸问题、《燕行录全集》与《续集》辑补几方面内容阐述观点。作者认为：1.关于《燕行录》概念之界定，应是“出使中国的纪行录”，而非“往来中国的纪行录”，即一部作品被确定为《燕行录》应兼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作者必须为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使团中某位成员，或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或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2.关于《燕行录》收录之标准，凡朝鲜使臣到南京、北京、沈阳等地所撰纪行录及沿途或归国所撰“状启” “别单”与“见闻事件”均属《燕行录》。与燕行有关但未出国境之人所撰者、因他事到中国所撰者、在中国任职期间所撰者、与中国使臣唱和如《皇华集》者不当收于《燕行录》；3.经考证，存世《燕行录》所能达到的数量极限为1074-1124种；4.关于《燕行录》的种类与体裁，就书名而论，有“朝天录”之名、“燕行录”之名、以出使目的地或经往之地为名、以使行方向为名、以“乘槎录”与“燕槎录”等为名、以“饮冰录”与“含忍录”为名等。就体裁内容而言，有日记、诗歌、杂记、草本、“闻见事件”（含状启、别单、手本等）、呈文、尺牍、别曲、题跋、路程记与地图、谚文等；5.《燕行录全集》最大的弊病是不注版本与来源；6.《燕行录全集》存在出使年代失考、内容重复、作者错误、作品误收等问题；7.由于《燕行录》多以钞稿本形式存世，翻译者古汉语知识欠缺，致使韩文译注本《燕行录》存在大量脱文衍文、断句错讹问题，可采用中韩学者合作翻译的形式提供可靠善本。此文通过系统考证指出当前《燕行录》整理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为《燕行录》的纠谬补遗和进一步考察提供依据。[5]上述观点在漆永祥《〈燕行录全集〉考误》与《关于〈燕行录全集〉之辑补与新编》两文中亦有阐述。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订》一文，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为基础，对《燕行录》作者、生卒年、篇名等给予考订，勘正《全集》五十六种作品的谬误，并通过目录与正文比对甄别出十一处错页、重页现象，使《燕行录全集》的考订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左江的研究基础上，杨军《〈燕行录全集〉订补》一文以列表形式将《燕行录全集》重复的篇目重新统计，对左江的考订结果做出三处补充，并针对《全集》“作者不详”的情况举出考见者四处。作者还提到《燕行录》书名的确定问题，认为《全集》在书名中加入作者名、字、号或出使年干支来区分是可取的作法。但对于一些篇名清晰，不存在重名可能性的作品，加入新的书名则会造成混淆。张杰《〈燕行录全集〉中“未详”作者之考证——〈燕行录〉研究之二》一文则从部分《燕行录》作者问题入手对相关问题详细考证，体现了《燕行录》文献考订的新进展。

三、与《燕行录》背景相关的历史研究

（一）中朝朝贡关系研究

中华文明政治体系，是一个“以册封——朝贡方式来维持内部国家与地区间关系的政治运行体系”，作为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形态，“朝贡制度”或“朝贡关系”等命题较早受到学界关注。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发表《论清代朝贡制度》一文，针对朝贡制度的发展历程、朝贡制度下清朝与周边国家关系、清代贡使与对外贸易等问题系统论述。作者还将记载西洋朝贡国不同版本的文献加以比较，指出清人对西洋国家认识上的模糊性，并认为朝贡意识之所以能一直存在于19世纪，与中国对西方国家认识上的模糊性有关，这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处处受阻的原因之一。费正清通过大量史料对朝贡制度进行理论阐释，从东西方视角交叉探讨朝贡制度下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拓了研究方法与视野。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收录与议题相关各国学者论文13篇，其中美国学者马克·曼考尔《清代朝贡制度新解》一文，从地理位置和儒家文化等层面探讨了朝鲜、遢罗、越南等属国对中国朝贡观念的认同过程、清朝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以及朝贡贸易等问题；[6]韩国学者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一文，通过对《大清会典》、《通文馆志》等中韩史料的研究，全面考察了朝鲜赴华使团种类、任务、路线、朝贡贸易等事宜，推进了清代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张存武、刘家驹先后出版专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和《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对清代中朝朝贡关系展开专题探讨，是国内研究的早期成果。王元周《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朝鲜开港前部分《燕行录》为依据，考察了19世纪前半期朝鲜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朝贡制度的弊端以及两国交往日益扩大带来的影响，从而揭示中朝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因和趋势，并以李尚迪、朴思浩等与中国文士的交往实例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前以朝鲜使行人员为媒介的中朝文化交流情况。作者认为，19世纪前半期，朝鲜在承认或排斥清政权的问题上仍然分为对立两派，朝贡制度固有的弊端也使其政治意义逐渐削弱，而18世纪中期以后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又使这种方式自然发展为一种外交管道，宗藩体制最终在内外因作用下彻底解体。柳岳武《传统与变迁——康雍乾之清廷与藩部属国关系研究》一书，以康乾盛世下清廷与藩部属国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量史料考察了清朝与蒙古、西藏、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历程，重点阐述了中朝两国由清初依靠军事威压确立宗属关系到乾隆中期特殊宗藩关系形成的曲折历程。作者还对朝鲜“北学”兴起、中朝宗藩关系发展与康乾盛世时代背景的密切联系做出探讨，客观评价了康乾盛世下中朝宗属关系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同时将清廷与朝鲜、琉球等国宗属关系置于东亚宗藩体系的宏大历史背景中比较，对部分学者所持的“康乾盛世时期统治者不再渴望地缘以外的国家进行朝贡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的闭关政策”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清代统治者拒绝地缘以外国家进入朝贡体系内，更充分体现出清代统治者的务实作风，但也指出，康乾盛世的宗藩体制虽然比前代更具有务实性，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巨大惰性又导致清廷在属国政策上缺乏创造性。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貢体系的基本特征》一文，针对学界关于清代朝贡制度和封贡体系存在的争议，探讨了清朝朝贡关系建立的最初目的与基本特征，认为与明代封贡体系相比，清代朝贡关系的基本目的在于自身的边疆稳定与安全，清朝对朝贡机构的制度安排体现了针对性与灵活性，并非完全虚幻的假象。孙卫国《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一文，利用中朝史料文集系统梳理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待后金态度的变化过程和丁卯、丙子之役后两国确立宗藩关系的史实，并指出朝鲜普遍存在的尊周思明心态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清人入关后极力推行德化政策，以此赢得朝鲜内在心态上的衷心臣服，为中朝宗藩关系和朝鲜对清文化心态的研究提供参考。一些学者还以明末清初重大军政时事为切入点专门探讨特定背景下的中朝朝贡关系，相关论著有崔韶子《从中国史料看丁卯、丙子两役》（《韩国文化研究院论丛》第59辑，1991年版）、樊延明《论 “三藩之乱” 时期朝鲜与清朝的关系》（《韩国学论文集》2000年00期）、陈文寿《从壬辰战争到明清交替之清、朝鲜、日本》（《韩国学论文集》2009年00期）、王臻《 “壬子之役”及战后清鲜交涉的几个问题》（《韩国研究论丛》2009年02期）等。

（二）中朝边界沿革研究

20世纪70年代前，中朝边界沿革研究一直因其现实敏感性而罕有论著发表。80年代后，学界对此领域渐有涉及，研究成果有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等，以阐述东北史地概况为主，对中朝边界沿革问题仅做简要介绍，关于中朝边界争议和交涉问题的定位仍不明朗。张存武《清代中外边务问题探源》和《明季中韩对鸭绿江下游岛屿归属权之交涉》、杨昭全《中朝边务史略》则是以中朝边界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的早期论文，此后中朝边界史的研究脱离东北史地研究旧有框架，逐渐发展为专门领域。90年代后，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研究呈现新局面，研究成果不断问世。1993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一书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朝边界史的专著。作者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如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朝边界、“乙酉勘界”等的论述较此前更为精确。杨昭全《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与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两文，对颇具争议的穆克登碑定界与位移问题做出考证。本世纪初有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张福有《刘建封踏查长白山的行经路线、主要成果及历史意义》等，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拓展。近年来重要论著有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一书，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吏穆克登奉旨查遍立碑为中心，重点考察了穆克登定界与光绪年间勘界的经过和影响；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一书，综合利用中韩史籍和地图、方志、踏查记等地理数据，对明初至清光绪年间中朝边界发展史进行缜密研究，重点考察了中朝边界交涉和朝鲜疆域观的变化等问题。作者立足中韩日学界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并通过大量史地文献的考证对学界存在分歧的几个问题，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及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朝鲜地理志与地图对于“土门”、“豆满”二江的问题做出深入探讨，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

（三）中朝宗藩贸易研究

宗藩贸易是朝贡体制下两国重要交往内容之一，但此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与政治视域下的朝贡关系研究相比，此领域的研究稍显薄弱，主要缘于长期以来学界对清朝藩国贸易等经济问题缺乏足够重视，且记载中朝贸易实例的大量数据保存于《燕行录》中，在《燕行录》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之前，尚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中朝宗藩贸易的早期成果见于国外专著，值得关注的作品是韩国学者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全海宗在文中运用定量分析法，利用《朝鲜王朝实录》关于物价比值的记载，对两国朝贡品和回赠品价值进行考证，对传统认识中的“厚往薄来”说提出商榷，其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均值得借鉴[7]；滨下武志在书中以宏观视角探讨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近代中国的“亚洲和欧洲”观等问题，是阐述其“亚洲经济圈”理论的代表作。国内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如杨昭全《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年）》、高伟浓《19世纪80年代中朝外交和贸易体制的演变》、吴士英《清初中朝经济交流略论》等，以中朝宗藩贸易的宏观研究为主，对细节问题的展开不甚详细。台湾学者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一书，以清崇德二年（1637）至光绪二十年（1894）清韩贸易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宗藩关系的建立与规制、使行贸易、边市、宗藩贸易之功能几方面内容。通过史料的搜集整理，作者详细介绍丁卯、丙子两役后清韩宗藩关系建立及清人入关后两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使读者对清韩宗藩贸易的历史背景有了全面掌握。作者还以空间为轴线，将研究重点置于朝鲜在北京会同馆与辽东的燕行贸易和中江、会宁、庆源三处边市的马市贸易上，利用数据统计、分析列表等方式对两国各类贸易量值进行估测比对，并与安南、琉球等国的朝贡情况比较研究。最后作者针对当时一些争议问题阐发己见，认为朝鲜等藩属国向中国朝贡，绝非完全基于贸易动机，朝鲜臣服清朝是出于军事战败的结果，其他藩属国的朝贡原因中军政文化因素也要大于贸易因素。作者还对学者全汉升和山胁悌二郎的研究成果有所阐发，指出与同时代的朝鲜、日本相比，中国的开放性较高，以往认为清朝为闭关时代的看法尚有重新考虑之必要。与以往高度概括的研究成果相比，张存武对问题的阐述更为深刻透彻，特别是丰富史料的运用和精确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结论。[8]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一书，在下编着重探讨了清韩宗藩关系的建立过程和内外因素，其中对两国宗藩贸易及经济意义的分析较有新意。作者在全海宗先生的理论基础上，对《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一文关于两国朝贡品与回赐品的性质和经济价值提出新观点，指出全氏统计结果与史实不符的情况，并对全氏统计的回赐品定额折钱数额提出质疑，认为回赐品价值远低于朝贡品的观点还有待商榷。一些学者还从朝贡贸易细节入手，对朝贡贸易涉及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相关论文如王臻《清朝与朝鲜在鸭绿江地区的边境贸易述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3期）、陶勉《清韩中江贸易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01期）、郭庆涛《试论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清朝与朝鲜的会源边市贸易》（《韩国学论文集》1997年00期）等，推进了清代宗藩贸易的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燕行录》创作背景的认识。

（四）宗藩体制下的朝鲜华夷观研究

“华夷之辨”思想是维系中国与其藩部属国关系的精神纽带，千百年来，“华”、“夷”二字已不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历史的印记赋予其深远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从传统意义来说，“华夷之辨”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绝对优越性，更是中国统治者藉以怀柔四方，形成“万邦来朝”盛世格局的有力武器。有明一代，朝鲜秉承“事大至诚”的原则和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对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尊卑礼制严守不失。明清鼎革后，异族政权入主中原彻底颠覆了“贵华贱夷”、“以夏变夷”的传统华夷观，朝鲜虽然在武力胁迫下与清朝缔结宗藩关系，但依然尊奉明之正统，对清人仍以“夷狄”视之，这种屈辱的民族情结持续百年之久，最终随着清朝社稷的稳固和朝鲜北学的发展而逐渐缓和。由《燕行录》等文献可知，整个清代的朝鲜纪行文学直观反映了宗藩体制下朝鲜华夷观的演变历程，对朝鲜华夷观的深入剖析是《燕行录》及其创作背景研究不可回避的话题。许多学者曾就“华夷秩序”，特别是宗藩体制下朝鲜华夷观的演变、朝鲜北学思想的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何芳川《 “华夷秩序”论》一文，通过大量史料论述了“华夷秩序”形成、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并对这一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国际关系的构建基础、理念原则等进行剖析，作者还特别指出“华夷秩序”下朝贡体制的重要意义，对“华夷秩序”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驱动作用给予肯定，也揭示了这种体制的局限性。步近智《18-19世纪中韩华夷观的变革对中韩两国的影响》一文，以李瀷、洪大容、朴齐家等思想家的作品事迹为依据，阐述了朝鲜“北学派”士人华夷观的变革及其意义，并指出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消极影响。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一文，对朝鲜使臣赴清朝贡途中关于清人衣冠的评价做详细阐述，通过朝鲜使臣对清人“薙发易服”现实的批判，探讨了明清易代后朝鲜士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另一文章《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通过明清史料与《朝鲜王朝实录》的对比，结合《燕行录》阐述了朝鲜人对待明清王朝的情感差异，从燕行使臣视角探讨了朝鲜人眼中清朝政治、风俗、学术诸方面的变化，通过“旁观者”对清帝国华夏文化堕落的冷眼观察，揭示了朝鲜人对清朝文化的认知过程及17世纪中叶后朝鲜、日本等国对东亚文化共同体认同态度的转变。杨雨蕾《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一文剖析了北学思想的华夷观内涵，指出新华夷论是北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基点在于“朝鲜中华主义”意识。刁书仁《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一文，结合具体史实探讨朝鲜由“北伐论”到“北学论”的心路历程，从政治、文化和外交三方面探讨了朝鲜对清态度转变的原因。郑成宏《朝鲜北学派的新华夷观解析》（《韩国研究论丛》2008年02期）、李岩《朴趾源热河日记的北学意识和实业方略》（《东疆学刊》2007年01期）、李英顺、潘畅和《试论清代实学与朴齐家的实学思想》（《東疆学刊》2006年02期）、宋玉波、彭卫民《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等，均从朝鲜“北学派”文人的对华观等方面阐述见解。

参考文献

[1] 金毓黻.辽海丛书[M].沈阳：辽沈书社，1985.

[2] （韩）林基中.燕行录全集[M].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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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M].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