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老庄浅析儒道两家的“归隐”思想

陈延菊

摘要：总体上来说儒道两家在处世风格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出世。本文从孔孟，尤其是孔子的思想中梳理出可谓凤毛麟角的“归隐”思想，并将之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进行比较，得出一“被动”一“主动”的结论。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深入探寻其根源，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儒家是从情感和人性出发，发展出积极有为改变世界的“入世”思想，道家是从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意义的“道”出发，发展出“无为”“任自然”的出世思想。

关键词：孔孟；老庄；归隐

人们通常说儒家学说具有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认为这是儒家对社会与人生的责任感的重要表现，而与儒家相对照，道家学说则常被看成是消极而出世的。事实上，以儒道两家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而言，都有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的思想，区别仅在于孰主孰次的分别之上。老子之学虽如司马迁所说的是“以自隐无名为务”，但《老子》一书，从文义脉络来看。大多是针对统治阶层人士而发晓谕统治者们不可以权威的优势去肆意伸张一己的占有欲。老子和孔子一样怀有治国安邦的抱负，因而其书多言治道。而积极乐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在追求事功的不懈努力中，也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在孔子之后，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则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积极推行“仁政”思想，希冀实现“王道”政治，平息社会动荡，实现天下统一。在老子之后，作为道家正统派的庄子，进一步发展老子思想中的自然主义，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隐者，而且可以说是隐者圈子里一位有点奇特的人。本文将尝试比较孔孟和老庄的“归隐”思想，并探寻其思想的深层根源。

即使假设能有理想的“内圣”（这本身就是极难达到的，连孔子自己都不敢承认已达到“内圣”），那么怎样由此“内圣”转化出“外王”呢？途径就在于“得君行道”进入仕途，与统治者合作。当统治者难以合作，甚至不能合作的时候，就有必要开辟退隐的一途。《论语》一书中，与“归隐”有关的对话和故事散见于许多篇章，并无较有逻辑顺序的编排。由此可见，“归隐”思想并不是孔子思想的主要方面，甚至可以理解为失意时候的偶然的言论。他赞叹蘧伯玉、宁武子那样的隐士，也有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辟地”思想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辟世”思想，但却不曾有避世的行为。在“邦无道”的时候，不愿意“韫椟而藏”，而是“待贾者也”；“善贾”不来，便周游列国，寻找可以合作的君主；觅良主不成，那么即使是像公山弗、佛肸这样的人召唤，孔子也愿意前往，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中的太平盛世；那么当“天下无道”的时候，孔子真的要“乘桴浮于海”吗？《论语·微子篇》记载了孔子和隐士直接交锋的故事：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吁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地，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夫？”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于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字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也？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与孔子不同，孟子并不对孔子所称赞的隐士抱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他所肯定的是孔子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远则远”。孟子也论述了如何仕的原则“所就三，所去三”。可以推断，孟子承认“邦无道”的情况的存在，但不承认“天下无道”状况的存在。所以，他“所去”的是“邦”，而非“天下”。孟子是连归隐的想法也没有的。他相信可以找到如西方学者亚里士多德所希冀的“哲学家王”一般的君主，即使不能，他便是改变世界的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豪迈的气概，在孔子身上也是没有的。

做为道家开创者的老子，是春秋时隐者的重要代表，但他并不像庄子一样终身不仕。老子做过史官，从古往今来的政治成败得失中总结出一套以退为进，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老子》一书很大程度上又是谈这种政治原则的。所以，我们说老子也是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同时，《老子》又是春秋隐者的重要文献。《老子》中的自然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隐者寻找新的生存原则的理论。由自然主义否定主流社会的制度、规范、语言，到自然中寻觅生存的最高准则，代表了隐者集团把兴趣转向自然世界的群体倾向。实事求是地看，《老子》书中确实同时包含了政治谋略和隐逸两种矛盾的思想倾向。因此，有学者认为《老子》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在此，我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假设《老子》一书，由老子一人所作，可見老子在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这一对抗性问题上的挣扎。但是老子最后确实“隐”去了，“莫知所终”。

刘仲宁在《〈道教史〉导读》中提到：“许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从巫史的身上去找源头。《国语·楚语》说，少昊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民渎于祀，于是帝颛顼命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命黎为北正，司地以属民；因此，巫史的职守就有了专责。南正所司的事体是关于天志的，是巫觋或道家思想所从出；北正所司的是关于天人感应的事实，为巫史或儒家思想所从出。”《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处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老子是做过史官的，孔子没有做过司徒，但做过司空和司寇，与司徒同属六卿，可以说是与百姓日用的行政事务密切相关。所以，无论是源远的“南正”、“北正”，还是直出的“史官”、“司徒”，都可以看出儒道两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

综上所述，儒家和道家一样都有归隐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儒家所占的地位十分有限，而在道家则相当可观。其次，儒道两家的归隐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的“被动”和道家的“主动”。最后，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儒家是从情感和人性出发，发展出积极有为改变世界的“入世”思想，道家是从具有本体论和生成论意义的“道”出发，发展出“无为”“任自然”的出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