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估

万川

【摘要】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既有积极作用，又有负面影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估，需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简单笼统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关键词】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

公共知识分子围绕社会公共问题，或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开辟专栏、开设博客，或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做专题节目，或出版著作、发表文章，有的甚至采取维权、集会等行动。考察分析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言行，可以发现其中有利有弊。

一、公共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公共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主观上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客观上具有引领时代思潮、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具体表现在：

（1）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领时代思潮的正能量。比如，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没有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但中国共产党结束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国将不国的历史，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较之西式代议型民主，中式代表型民主更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甘阳（中山大学兼职教授）曾翻译出版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表达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赋予“物”以意义这样一个深刻的时代课题，从而带动了持续多年的文化热。他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翻译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当代中国反思现代性浪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他曾提出中国道路六十年的概念，强调不应以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应以改革以来的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他还应邀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的演讲，提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指从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中国发展的真正目标并不仅仅是富强，而是文雅，即中國文化的复兴。邓正来（复旦大学，已故）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即在国际的向度上，强调学术要自主于西方的文化霸权，凸现学术研究的中国情怀；在国内的向度上，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的逻辑，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规范化。他倡导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转化乃至超越。

（2）关注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正能量。比如，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被党中央采纳。他还对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强调必须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警惕和避免中国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相信，在中国保持一个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又有利于下层劳动人民。因此，他最为关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对那些在国企改革中攫取不义之财的人进行猛烈抨击，也炮轰那些制造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并为许多厚颜无耻的行为辩护和洗白的所谓经济学权威。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的世纪难题。在“三农”问题中，农民生计问题是第一位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农业稳定问题是派生的。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二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体制矛盾。其中，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陈晓律（南京大学）用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分析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要警惕发展过程中的帕尼林哈现象（帕尼林哈是巴西社会利益集团的代名词）。

（3）敢于针砭时弊，具有净化社会风气的正能量。传媒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有的爆料官员腐败事实，加速了一批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网；有的报道证券黑市、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促进了相关行业风气的好转；有的曝光强拆事件，行使了监督政府的权利；有的报道非典事件、调查艾滋病真相，为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了依据；有的训查转基因真相，有利于维护我国的食品安全；有的及时报道三鹿奶粉事件，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有的忠实报道汶川地震，反映灾区民众过冬物资匮乏的困难，方便了政府及时组织救灾；有的追问三公消费数据，报道个别地方政府耗费巨资修建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有助于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学术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反对学术造假，抵制学术腐败与学术不端行为；有的投入民间教育公益事业，有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有的批评国内艺术市场的利益包装，对促进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4）热心环保事业，具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正能量。热心环保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投入非营利性的环保工作。他们有的举办民间观鸟、观树、领养树活动，有的组织志愿者到沙漠、黄河边、长城脚下种树，在长江边保护濒危动物白鳍豚，有的开辟绿色家园生态游、绿色讲座和环境记者沙龙，有的开展空气污染调查，有的制作水污染公益数据库，有的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中国的污染现状，体现了知识分子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传统。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

公共知识分子中，确有少数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公开发表反对马列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具体表现在：

（1）反对一国两制，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比如：练乙铮（日本秋田国际教养大学）说，邓小平发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荒谬的，国际标准是一国一制。陈芳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在文学研究中把台独教条与后殖民理论拼凑在一起，在政治上持台独立场。李筱峰（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是台湾独立史观的创立者与推行者，坚持台湾主体性立场，支持台独运动，衙认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批判中国入侵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唯色及其丈夫王力雄（均为自由撰稿人）赞美达赖喇嘛，反对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伊力哈木（原中央民族大学）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教师身份在课堂上煽动推翻政府，并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形成以其为头目的分裂国家犯罪团伙，被判处无期徒刑。

（2）歪曲党的历史。比如：谢选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说，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卖国主义精神。井冈山精神是用红色割据制造国难，配合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大举侵华，炮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苏联殖民地傀儡政权，为此后中国民族的多灾多难奠定了顽固的基础。高尔品（美国《黄花岗》杂志社）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命令下武装颠覆中华民国，制造了国家内乱，成为破坏中华民族民主建国道路的家贼，并在数十年问里通外国，以革命的名义干尽了坏事。

（3）否定党的成就。比如：熊飞骏（自由撰稿人）在博客上发表题为《揭穿骗了中国几代人的谎言》的文章，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所有成就。张成觉（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发表文章，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所有政治运动。丁抒（美国密苏里州诺曼岱尔大学）出版《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浩劫》三部曲，专门揭露当代中国历史的黑暗面。

（4）诋毁党的领袖。比如：陈奉孝（山东潍坊职业大学）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所做的功大于过的正式评价，认为邓小平执政以来所制订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从事实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从个人品质和道德情操方面来讲，毛泽东更应该被彻底否定。同时，毛泽东思想早就应被放进历史博物馆。高华（南京大学，已故）的全部学术努力，主要是抹黑毛泽东。其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专门论证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不正当地获得权力和影响。张戎（英籍华裔作家）出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对毛泽东及其经历的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关键事件，做出与官方结论完全不同的解释与分析。该书不尊重史实，夸张臆造，受到西方反毛、反共势力的吹捧。陈丹青（职业画家）曾绘制一组油画，包括13幅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的肖像，从形象上故意丑化毛泽东。高氏兄弟（暂住北京朝阳798艺术区）制作了一系列侮辱毛主席的雕像，声称要借此消解毛泽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三、评价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注意的问题

自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国外引入，国内的确有不少学者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过讨论，《南方人物周刊》还组织过公共知识分子的推选活动。少数学者及时捕捉到这些动态，很快将它界定为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并尖锐地指出，引入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实质上是宣扬和传播超越阶级、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以第四权力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旨在歪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因此，他们提出必须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加以抵制批判。近年来，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因扰乱公共秩序，相继被公安机关拘捕。这就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觉，似乎党和国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政策就是打压。但是，至今还没有哪份官方文件公开提出全盘否定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既有积极作用，又有负面影响。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概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加以打压。

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指必须对每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平履历、职业现状、主要言行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然后做出评价。生平履历，包括姓名、别名、笔名、网名、性别、出生年月、出生地、籍贯、重要的家庭成员、本人的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出国出境活动情况。职业现状，包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和专业兴趣、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和演讲、撰写的博客文章、创作的歌曲和绘画雕塑作品、拍摄的影视作品、奖惩情况。主要言行，包括在社会公共问题和重大公共事件上发表的主要观点、采取的主要行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生平履历、职业现状、主要言行的深入了解，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著作、论文很多，有的还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博客、微博也在不断更新，逐一查阅，任务繁重。并且，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现已流亡海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他们的著作和文章采取了查禁措施，他们在互联网上的博客、微博往往多被关闭，这就给查阅工作增加了难度。尽管如此，只有深入了解各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平履历、职业现状、主要言行，准确把握其社会诉求和主要活动，才能对每个公共知识分子分别做出准确评价。否则，就是对公共知识分子本人的不负责任，也不可能向社会公众和党政部门提供准确真实的信息。

对每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评价，首先要看他说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要把其言行客观疏理、公正呈现出来。其次，要看他是代表什么人在说话和办事，他与党和国家、与人民大众、与利益集团是什么关系。再者，要把其言行和社会利益进行关联，对其正能量或负面影响做出综合考察。要通过这样的考察分析，帮助公共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找准自身的定位，更好地发挥完善社会制度、改进社会管理的积极推动作用，更多地为中华民族振兴和人类社会进步作贡献。

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不可忽视、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只要社会公共领域出现各种新的问题，而政府管理难以一步到位，就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提出批评。这将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新常态。如果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不加具体分析，一概加以打压，只会打击公共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精神损失。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表明，对公共知识分子一概打压，只能是权宜之计。打压过后，很快就会出现更大的反弹。因此，对待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公众应该对其言行保持适度包容，不可幻想让他们整体消失；各级党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兴利除弊的原则，对他们的言行加以正面引导。

参引文献：

[1]廣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N].光明日报，2004.

[2]吉方平.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J].中华魂，2005.

[3]梅荣政，周志平.“公共知识分子”论是怎样一种思潮[J].高校理论战线，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