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阶层再生产*

张文宏 苏 迪

问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或统治阶级基本消失了，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再加上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所谓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入90年代后又开始逐步引入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在中国社会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群体，一个阶层分化的过程开始了。针对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无阶级论者”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阶级存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阶级，只存在“精英—大众”之间的差别和结构。“阶级论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转向经济建设，对效率、管理和技术的强调将导致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逐渐脱离传统的工人阶级，并成长为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新中产阶级”(“白领”)的群体，社会主义社会将逐渐出现阶级化的过程。①这也引发了学界关于“阶级”和“阶层”的争论。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是阶级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契合实际情况。阶级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阶级集团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是统治与被统治以及相互斗争的关系，而阶层集团之间是相互依托的关系。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今社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会为了生存而革命，阶级被细分为阶层，不平等依然存在，但不会通过阶层斗争来解决不平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显现出了阶层分化的特征，从最开始的经济收入差异(如“万元户”的出现)到职业等级的分化(如“白领阶层”的出现)，再到消费领域的差别(如“奢侈品”在高收入群体中的流行),目前在文化、生活品味等诸多维度全面发生着阶层分化的趋势。四十年来，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而迅速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迅速而多向度阶层化的基础。虽然尚未形成如福塞尔所描述的类似于美国社会的多样而稳固的阶层分化结构，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正朝着细化和固化的趋势迈进②。正是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尚未最终定型，阶层之间相互渗透，虽有诸多差异但界限并不是很明确，阶层的稳定性也不强，因此近年来学界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多将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或新社会阶层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概念称谓虽然在界定上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区别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新的社会群体。这些研究多关注新社会群体的社会功能、群体规模及构成特征、政治参与及态度、生成机制及再组织化和社会治理与政策建议等问题。

笔者主要关注阶层之间的区隔以及区隔的代际传递机制和影响因素。区隔是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社会成员在阶层间流动的障碍，社会学家通常将其作为社会分层的测量标准。学界研究我国社会分层时采用最多的是收入、财产、职业、声望、权力、教育等一维或多维指标构成的社会结构层阶，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ocio-economic Score)和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以及通过潜类分析将多维度指标整合生成一个单向度的指标等。③后来，研究者们陆续注意到由区域、性别、年龄、种族、文化等带来的区隔，最有名的当属布迪厄将文化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研究，他将生活品味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区隔。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分层的逐步细化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布迪厄所提出的品味区隔对于解释和研究我国的社会分层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从而被学者们广泛采纳。张海东和杨城晨研究发现，以“住房品质”和“符号区隔”为代表的住房因素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④张翼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倾向总结了阶层间消费倾向的差异：与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相比，新中产阶层的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⑤郭小平对阅读分层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通过阅读媒介引领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在消费想象中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和身份。⑥以上研究在传统的社会分层测量标准之外，对中国社会分层新的向度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丰富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内容和社会结构分析的维度，同时说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正朝着多样化和深层化发展。

收入、职业和教育目前依然是学者进行社会分层测量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客观结构分层的重要向度。在我国，社会阶层区隔在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是教育分流。教育分流通过重点学校制度和学轨制造成教育不平等，而教育获得是影响社会分化的决定因素。⑦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采取的是精英教育模式，1999年大学扩招之后，实际上转变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行的模式。⑧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分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学历地位下降回避是家庭最重要的教育策略选择，不同阶层的家庭背景在为子女教育提供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还会在教育的不同阶段形成累积性和机会性优势，造成教育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⑨特别是文化资本对社会阶层再生产有着积极作用，文化资本存量越高，越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阶层拥有文化资本的存量和类型有显著差异，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不同家庭背景下文化资本的回报率也是不同的。⑩重点学校支配更多的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和教育方法也优于普通学校，而优势阶层的孩子多集中在重点学校，弱势阶层的孩子多集中在普通学校，这会对教育结果产生重要的区分。家庭和学校在社会经济地位传递中起着双重再生产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的学生和在越优质的学校就读的学生，其文化资本回报率也越高。家庭文化优势会转化为子女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表现，而学校由此依据学生学习表现择优录取来分配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异就表现为家庭背景的差异。

资本、习性与阶层再生产：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习性与阶层区隔

阶层区隔是阶层之间固化下来的阶层特质和社会属性，用以进行阶层分类，它会形成影响社会流动的壁垒。尽管我们在政治和法律上极力追求平等，但人们内心深处需要的似乎是差别和分离，而不是融为一体，因此阶层区隔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阶层区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收入、职业、教育、消费、居住空间、生活品味等。阶层区隔可以分为共同的性情和相同的外在生存条件，布迪厄用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等四类“资本”来分析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外在生存条件，用“习性”分析内化于心的性情。一方面，在社会空间中，资本量、资本构成比例和位置演变的历史轨迹是阶层形成的三个主要维度，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本，布迪厄正是通过它们在三个维度上的分布情况来定位个人在社会空间上的位置。另一方面，阶层的划分也依赖于习性，习性是持久的、可转化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组特定的生存条件特有的结构，通过相对独立的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施加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将这些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个体身上，产生各种习性结构，而这些习性结构反过来又成为感知和评价未来经验的依据。

具有相同或相似生存状况和条件的成员具有相同的习性，构成一个阶层，他们的实践活动在客观上趋于一致。这种一致性无须任何策略上的考虑和有意识地参照某种规范，并且在没有任何直接相互作用，特别是没有任何明确协商的情况下能够相互调整。虽然同一阶层的成员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一阶层的成员会比其他阶层成员更有可能遭遇到本阶层成员经常遇到的情形，个体习性之间的差异源于社会轨迹的特殊性。

(二)习性的生成与阶层的再生产

资本量、资本构成比例和位置演变的历史轨迹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阶层位置，也构成了阶层差异和阶层流动壁垒，而习性作为以身体为载体的潜在行为系统，是历时性地通过累积储存在个人体内的更加难以突破的阶层壁垒。阶层地位是通过资本的代际传递进行传递的，然而资本并不能直接传递给下一代，特别是文化资本的传递是间接和隐秘的，而经济资本即使可以部分地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代际传递，但获取经济资本的能力却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进行代际传递。这种间接的传递方式就是教育(家庭初始教育和学校教育)，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进行的。

教育通过符号暴力和教育分流这两种本质上利于上层阶层而不利于下层阶层的机制进行阶层再生产。第一种机制：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教育的内容——主文化与上层阶层的文化具有亲缘性，学校教育是在家庭初始教育形成的初始习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学校教育的生产力水平随它试图灌输的习性(主文化)与初始教育灌输的习性之间的距离大小而变化。对于下层阶层来讲，教育是以一种习性取代另一种习性为目标的(皈依)，而对上层阶层来讲，是以确认和强化初始习性为目标的。学校教育内容与上层阶层文化的亲缘性使上层阶层的孩子更容易掌握和认同学校教育，而且由于教师也倾向于代表上层阶层的文化和习性，因而上层阶层的孩子也更容易获得老师的赏识和赞赏。相反，下层阶层的孩子由于文化上与学校教育文化的疏离，会面临来自学校文化和教师的双重排斥，遭遇教育挫折，大多数在还未适应学校教育文化和实现文化转型之前已经被教育选拔制度淘汰出局。文化资本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成绩和教育机会都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直到进入大学之后才消失或“倒置”，然而根据布迪厄的解释这是由于“过分选择”和“选择不足”导致的，也从反面验证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显然，上层阶层的孩子在学校各个阶段的教育过程中更容易表现突出和获得优异的考核成绩，再加上前一个阶段的教育获得对下一个阶段的累积性和机会性优势作用，教育经过时间这一中介不断拉大出身不同阶层的学生之间的差异。第二种机制：教育分流机制是在第一种机制的基础上起作用的，教育的过程不断拉大阶层之间的差异，出身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在每个阶段的教育中能够取得更优异的考核成绩。教育分流制度按照前一个阶段的考核成绩进行筛选和分流，决定下一个阶段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阶层的学生往往被淘汰或分流到教育资源贫乏的学校学习，而上层阶层的学生往往被选拔到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进行学习。这两个不平等的机制生产出学校教育获得习性的程度和可转移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教育终止后仍然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扩大，对学校优势转化为社会优势产生重大影响，使文化再生产在客观上具有社会再生产的意义。

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习性的生成和阶层的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代际的资本传递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习性是先前经验的不断累积，是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生成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习性生成的两个最重要的阶段，分别生成初始习性和学校教育习性，通过习性习得的完整性和可转移程度的差异，又生成阶层差异(区隔)。家庭教育获得的初始习性是接受和掌握学校信息的本源，并影响以后其他习性的形成，学校获得的习性又是接受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的本源。文化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占有更多文化资本以及可供使用时间(特别是母亲拥有的时间)的家庭中的子女可以在家庭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相对优势，获得更加完备的初始习性，提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符号解码能力，避免在教育分流中被排挤到教育资源贫乏的学校，而向下流动到较低的社会阶层。父母的文化资源通过对孩子的文化支持和教育帮助以及和孩子的文化互动传递给子女，并转化为教育优势。早期的文化资本能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持续地起作用，文化参与对特定时期的教育产出有显著的影响，并且校外文化参与的影响大于在校文化参与的影响。文化资本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影响教育的获得：其一，父母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量”；其二，父母通过文化参与、互动和投资等行动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其三，子女必须通过自身努力吸收文化资本，将其转化为教育成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经济资本是文化资本的制约条件，通过文化资本在习性的形成和阶层再生产的过程中起作用。经济资本可以以教育投资的形式转化为客观化的文化资本，以图书、学习资料、购买“影子教育”等方式增加子女在教育竞争中的优势。文化资本更多在社会结构层面塑造人的文化品味，而经济资本更多在社会行动层面塑造人的文化参与。图1展示了习性的生成与阶层的再生产过程，其中实线部分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因果关系。作为学校教育的第一个阶段，小学教育成果反映的对学校教育内容的符号解码能力可以粗略替代对家庭教育初始习性的测量，但是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没有小学阶段教育成果的信息，所以我们只分析学校教育和阶层区隔两个阶段。本文接下来对学校教育阶段的实证分析主要考察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阶层区隔阶段的实证分析主要考察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的影响。

图1 习性的生成与阶层的再生产过程

(三)研究假设

资本量和资本构成以及两者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是布迪厄社会空间理论对社会中的个人进行阶层定位的三个维度，不同阶层的家庭在资本占有量和资本构成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构成下一代出生和成长的家庭背景(客观场域)。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子女教育的期望和投入上有很大差异，并且所传递的文化资本也不一样，这会形成不同的符号解码能力，进而影响教育资本的获得，最终分离出不同的阶层群体。因此，文化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有着独立的影响作用。文化资本有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三种形态，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内化在身体里的性情倾向，如审美品味、意义阐释能力等；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物品，如图片、书籍、艺术品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合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文凭、学衔等。由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越丰富，其在教育分流和阶层分化中越有可能向优势位置流动。

大部分文化消费也意味着一种经济资本，经济资本限制着家庭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资源投入，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客观化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源充裕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运用经济资源的优势在教育竞争中取得相对的考核优势，从而有更多机会流向资源更加丰富的重点学校，增加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另外，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着闲暇时间的长短，家庭可使用的时间(特别是母亲的时间)越多，越有利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转化为子女的学业成绩。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家庭经济资本占有量越丰裕，其在教育分流和阶层分化中越有可能向优势位置流动。

阶层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的，经济资本限制着家庭在教育中文化资源的投入，但经济资本必须通过文化资本的转化才能在教育分流和阶层分化中起作用。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教育分流和阶层分化中，文化资本的独立效用大于经济资本的独立效用，且经济资本通过文化资本起作用。

不同阶段或类型的学校教育特点对应不同层次的职业结构特征和劳动分工要求，初高中对学生活动严格限制的特点对应于低层次职业对规则的强调，大专、学院和普通大学对学生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强调对应于中层岗位的要求，重点大学对学生实践参与、开放性思维和全面素质的重视对应于高层次的职业定位。学校教育实际上预演了工作场所的关系角色，传授了不同层次职业分工所需的专业技术和技能，内化了不同层次职业结构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阶层再生产之所以能够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是因为教育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等其他个人资本。由此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4：学校教育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等其他个人资本。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对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基于6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上海大学社会调査中心于2012年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大型社会调查。该调查从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中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构成调查总体，于2012年8月到2013年3月在甘肃、广东、上海、吉林、云南、河南6个省市的地级以上城市，以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最终抽取5745名年龄在18～70岁之间的成年人作为调査对象。本研究根据需要剔除了居住区为农村的样本，在3321个居住区为城镇的样本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及其操作化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分别为高中教育分流和阶层地位。(1)高中教育分流：通过问卷问题“您曾经就读的高中是哪一类学校”来获得，分为未升入高中、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2)阶层地位通过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来考察。教育分层通过将最高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获得，是一个值域为19的连续变量。收入分层为个人前一年的全年总收入，当放入模型时，将原值加1之后取对数进行非线性转换以更好地拟合数据。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1)文化资本：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文化活动参与情况、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和家族成员从事文化事业的情况5个指标。第一，父亲受教育年限通过问卷问题“您父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是”来获得，把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选项最高为研究生)转化成值域为0～19的连续变量。第二，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数通过问卷问题“在您和您孩子14岁以前，您家里是否有以下物品”来获得。将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数[“电脑”“地图、地图册、地球仪”“英文字典(包括电子字典)”“课外读物”“钢琴等西洋乐器”“笛子等民族乐器”]进行累加获得一个值域为0～6的连续变量。第三，文化活动参与情况通过问卷问题“在您14岁以前，您参加下列活动的情况是怎样的”获得，将赋值重新编码为2=“经常”，1=“偶尔”，0=“没有”，然后进行累加获得文化活动参与情况的连续变量。第四，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通过问卷问题“在您14岁以前，您父母(长辈)在家里从事以下活动的频率”获得，将赋值重新编码为2=“经常”，1=“偶尔”，0=“没有”，然后进行累加获得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的连续变量。第五，家族成员从事文化事业的情况通过问卷问题“您的家族成员(祖上，五代以内)中有无下列情况”获得，将家族成员有过留学、大学教师、祖上获得功名、名牌大学毕业经历的情况进行累加，得到值域为0～4的连续变量。

(2)经济资本：因为所采用的数据里并没有14岁时家庭收入相关的比较准确或详细的信息，因此只能采用14岁时“父亲就业状况”来粗略替代14岁时的家庭收入，即经济资本变量通过问卷问题“您14岁时，您父亲的就业状况是”来获得，将“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单位)”“在自己家的生意或企业中工作/帮忙”“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老板/合伙人”5类归为“14岁时父亲有工作”，其余各类归为“14岁时父亲无工作”，在模型中作为二分类变量处理。

3.控制变量

综合以往相关研究，把可能对因变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0=女，1=男)、14岁时户口(0=农村户口，1=城市户口)、现居住地(虚拟变量)、年龄、政治面貌(0=非党员，1=党员)、兄弟姐妹人数等。

(三)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高中教育分流为三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该模型可以通过改变因变量的参照组，对比分析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不同组别(重点学校组、非重点学校组和未升学组)的影响之间的差异，非常符合本研究的需要。因变量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考察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社会层化的影响，同时检验学校教育资本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的中介效应。

(四)回归结果分析

1.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

表1呈现的是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影响的分析结果。模型1显示的是在控制了性别、年龄、14岁时户口、政治面貌、兄弟姐妹人数和现居地等变量后，家庭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模型2显示的是家庭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模型3同时放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检验两者一起进入模型时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

在模型1中，放入“经济资本”变量，回归结果表明，14岁时父亲的工作状况对升上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相对于未升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14岁时父亲有工作(意味着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比14岁时父亲无工作(意味着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非重点高中或重点高中。而在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的比较中，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说明14岁时父亲有无工作对考上重点和非重点高中没有显著影响。

在模型2中，放入了“文化资本”变量组，回归结果表明，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数和文化活动参与情况对升高中(包括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的比较中，只有父亲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上重点高中比上非重点高中可能性增加0.05倍(e0.045-1≈0.046)。

表1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影响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

注：(1)*p<0.05,**p<0.01,***p<0.001。(2)参照类别如下：a=女性，b=农村户口，c=非党员，d=西部，e=14岁时父亲无工作。

模型3同时纳入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以及控制变量组，可以完整地反映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与模型1相比，升入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的(相对于未升学)系数都明显变小，且升入重点高中的显著性消失。与模型2相比，文化资本原来显著的变量依然显著，且系数只有极其微弱的变动。这表明，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的独立作用比较稳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密切，经济资本很可能通过文化资本起作用。在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的比较中，文化资本依然只有父亲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系数变化微弱，说明文化资本对是否考上重点高中的作用只局限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作用。有意思的是，经济资本的影响变得显著，且系数为负，绝对值明显变大。其他变量不变，14岁时父亲有工作的学生比父亲无工作的学生考上重点高中(相对非重点高中)的概率低0.26倍(1-e-0.301≈0.260)。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收入处于较低阶层的学生很可能由于缺乏经济资本而放弃升入非重点高中，但是不会因此而放弃升入重点高中，所以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重点高中/非重点高中比例上升，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资本而造成升学障碍，因此系数为负。至于加入文化资本之后才显著的原因，笔者认为是高收入家庭的文化资本比低收入家庭丰富，在模型1中抵消了低收入家庭教育选择的效应，当在模型3中文化资本得到控制之后，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资本缺乏导致的教育选择效应才显示出来。

表1的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具有显著的作用，处在较高收入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学生更容易升入非重点高中和重点高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密切，经济资本通过文化资本起作用。假设1、假设2以及假设3均得到证实。

表2 标准化logistic回归系数表

2.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的影响

表3呈现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影响的分析结果。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中的模型1～4分别是控制变量模型、经济资本模型、文化资本模型和三个变量(组)同时纳入的全模型；收入分层中的模型5是将教育分层作为控制变量的全模型，检验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资本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的中介效应。

(1)教育分层

模型1显示，控制变量中性别、14岁时户口、政治面貌、兄弟姐妹人数和现居地对教育分层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一致，相对于女性，男性更可能处在较高的教育分层。与拥有农村户口的人相比，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更有可能处在较高的教育分层。与非党员相比，党员更有可能处在较高的教育分层。兄弟姐妹人数越多，所处的教育分层越低。与西部相比，生活在中部和东部的人更有可能处在较高的教育分层。

模型2在控制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经济资本因素，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14岁时父亲无工作的人，14岁时父亲有工作的人所处的教育分层更高，说明家庭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3在控制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文化资本变量组，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资本的五个指标变量都与教育分层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流向较高教育分层的可能性越高；14岁时家庭文化物品种类越多，其流向较高教育分层的可能性越高；14岁时参与文化活动越丰富，其流向较高教育分层的可能性越高；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越高，子女流向较高教育分层的可能性越高；家庭成员从事文化事业的越多，其流向较高教育分层的可能性越高。

模型4是纳入了控制变量组、经济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组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地考察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资本因素对教育分层的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明显变小，文化资本因素中除了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的显著性消失之外，其他因素的系数只有极其微弱的变化。这说明，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具有稳定的独立影响作用，经济资本通过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产生影响。另外，通过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经济资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068)小于父亲受教育年限(0.150)和家庭文化物品种类(0.171)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但大于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0.035)和家族成员从事文化事业情况(0.038)，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家庭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对教育分层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表3教育分层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有显著影响，拥有丰裕经济资本和丰富教育资本的家庭，子女更有可能流向优势的教育分层地位。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密切，经济资本通过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起作用，且文化资本的影响大于经济资本。这说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在教育分层阶段是成立的。

表3 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与收入分层影响的OLS回归模型

注：(1)*p<0.05,**p<0.01,***p<0.001。(2)参照类别如下：a=女性，b=农村户口，c=非党员，d=西部，e=14岁时父亲无工作。

(2)收入分层

模型1显示，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14岁时户口、政治面貌、兄弟姐妹人数和现居地皆对收入分层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一致，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处在更高的收入分层；年龄越大，越可能处在较高的收入分层；14岁时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更可能处在较高的收入分层；党员比非党员更可能处在较高的收入分层；兄弟姐妹人数越多所处的收入分层越低；相对于西部，生活在东部的人更可能处在较高的收入分层。与预期相反的是，相对于西部，生活在中部的人更可能处在较低的收入分层，但是系数比较小。

模型2在控制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经济资本因素，考察经济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3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了文化资本变量组，考察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结果显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文化物品种类对收入分层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系数较小，说明文化资本对经济分层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可能流向较高的收入分层；家庭文化物品种类越多，越有可能流向较高的收入分层。

模型4是纳入了控制变量组、经济资本因素和文化资本变量组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地反映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资本变量依然不显著，文化资本中依然是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家庭文化物品种类对收入分层影响显著，系数只有极其微弱的变化，显著性有所降低，说明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独立影响具有稳定性。

模型5在全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教育分层变量，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通过学校教育资本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教育分层和收入分层显著正相关，并且当教育分层纳入模型后原本显著的文化资本变量显著性消失。这说明，家庭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作用是通过个人学校教育资本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另外，对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发现，经济资本标准化回归系数明显较小且不显著，说明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影响大于经济资本的影响。

表3收入分层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有显著影响，但并不能得出家庭经济资本对收入分层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另外，家庭文化资本对收入分层的作用是通过个人学校教育资本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因此，假设1和假设4是成立的。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布迪厄的阶层再生产理论出发，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机制以及主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高中教育分流和教育分层以及收入分层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有非常稳定的独立影响。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教育是社会经济地位传递的重要机制，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教育分流和教育分层以及收入分层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具有稳定而显著的独立作用，家庭经济资本通过文化资本起作用，学校教育资本又能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等其他个人资本，阶层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而实现。

具体而言，在对个体基本特征因素进行控制之后，首先，家庭收入越高，父亲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数越多，文化活动参与越丰富的学生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流向具有优势教育资源的位置。这说明，处在较高社会阶层地位的家庭可以为子女在教育中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支持，使其子女在教育分流中获得竞争优势，且家庭经济资本在(高中)教育分流中比文化资本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次，家庭收入、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文化物品种类数、文化活动参与情况、父母家庭文化活动频率以及家族成员从事文化事业情况都对教育分层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分层维度有非常显著的传递效应。另外，家庭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在教育分层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经济资本需要通过转化为文化资本对教育分层起作用。最后，家庭经济资本在收入分层模型中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家庭经济资本指标是二分类变量，对经济资本测量不够细化所致，也可能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经济阶层处于迅速分化期。家庭文化资本因素在收入分层中影响虽然不如在教育分层中那么显著，但是依然起着一定作用。而教育分层与收入分层的显著相关性说明，学校教育资本可以显著地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等其他个人资本。结合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与教育分层的显著相关关系可以发现，家庭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主要受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优势的影响，这种优势显著影响着其子女在学校获得的教育资本，最后学校教育资本再转化为个人经济资本等其他个人资本，由此完成阶层再生产。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是通过教育完成的，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阶层再生产是通过文化再生产完成的。教育是一个取得合法性的不平等机制，通过差异性的学校教育资本总量和教育资本转化能力，使人们流向不同的社会阶层位置。

教育作为社会分层重要的合法性机制，必须具备“适当的不平等性”和“绝对的公平性”。其不平等性导致社会的层化，处于上层阶层的家庭可以将习性和资本优势进行代际传递，一方面使上层阶层的社会地位更具价值和吸引力，产生社会向上流动的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优势资源保持一定的集中和平稳地传递，维持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其公平性是下层阶层的人依然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教育实现向上层流动。社会阶层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活力，不至于形成阶层固化，让下层阶层的人失去向上层流动的机会。教育只有在平等性和公平性之间达成平衡，才能实现社会的创造力、活力和团结稳定。

①李路路：《“新社会阶层”：谱系·变革·挑战》，《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④张海东、杨城晨：《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⑤张翼：《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

⑥郭小平：《论阅读分层与高端杂志的中间阶层定位》，《中国出版》2009年第1期

⑦吴愈晓：《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

⑧田丰：《高等教育体系与精英阶层再生产——基于12所高校调查数据》，《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⑨侯利明：《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李忠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⑩仇立平、肖日葵：《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