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来人口长期变动情景

陈蓉 左学金 王美凤

摘要：作为研究人口长期变动趋势的主要理论模型，稳定人口模型对考察我国未来人口变动情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稳定人口模型，通过对稳定生育率水平的三种假设以及实现稳定生育率的三种不同时间跨度设定，组合为我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九种情景，分别模拟我国人口从现状过渡至稳定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发现：我国人口变动存在强大的惯性，从当前的非稳定人口转变为稳定人口需要80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将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可以实现人口零增长以外，任何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终将会导致人口规模不断萎缩与年龄结构高度老化；生育水平高低在长期内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关键词：稳定人口；生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规模

中图分类号： 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1-0055-09

作者简介：陈蓉，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美凤，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40）

一、引言

所谓“稳定人口”，是指出生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都保持不变的人口状态。尽管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出生率（由育龄妇女数量与生育率水平决定）与死亡率的不断变动，这种稳定人口状态很难（或者不可能）实现，但是作为人口长期变动的理论模型，稳定人口模型对考察我国未来人口长期变动情景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首先，未来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可能在某一水平上下的狭窄区间内波动。如近20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1.3上下波动，韩国的生育率在1.2上下波动，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生育率在1.1上下波动①。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虽然不是严格地稳定在某一水平，但是却稳定在某一水平上下的较窄区间内，这种情况不妨称之为“相对稳定的生育率”。如果这样相对稳定的生育率持续较长时间，那么就有可能通过相应的稳定人口模型，来逼近和考察在相对稳定的生育率水平下，未来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

其二，从生育政策的视角来考虑，我国政府常常将生育率稳定在某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如“稳定低生育水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39号）等政府文件中有“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或将某一生育水平（如总和生育率为1.8）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某年出生数（如每年出生数长期稳定在1200万上下） 蒋正华：《从科学发展高度看人口问题》，《全球化》2013年第5期。作为最优生育水平。如果将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某一水平作为政策目标，就需要借助于稳定人口模型来研究该政策目标下的长期人口学后果。

其三，近年来，人们对于改变或“扭转”现有人口变动趋势所需要的时间长短，即“人口惯性”大小的判断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生育率过低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及时把生育率提升到较高水平，来缓解和消除生育率过低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变动具有惯性，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改变现有人口变动趋势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显然，可以通过稳定人口模型，来模拟和考察在实现稳定生育率以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克服“人口惯性”，从非稳定人口最终进入某种稳定人口状态。

蒋正华教授曾提出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进入稳定人口状态，但并没有对过渡期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蒋正华：《从科学发展高度看人口问题》，《全球化》2013年第5期。。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文章将基于稳定人口模型，模拟不同生育率情景下的未来百年我国人口长期变动趋势，着重回答两个研究问题：其一，我国人口从当前的非稳定人口变动至稳定人口需要多长时间的过渡期；其二，在不同的稳定生育率假设下，所实现的稳定人口的人口规模、增长率与年龄结构将如何演变。在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2013年“单独两孩”与2015年“全面两孩”较短时间内两次调整的背景下，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如何进一步调整的决策提供参考。文章将首先介绍模拟思路、方法、基础数据，以及九种情景设定中生育、死亡等各方面参数设置等；其后，报告九种方案的模拟结果，主要分析和探讨我国人口从当前非稳定状态变动至稳定状态的过渡期时长，以及这一过程中人口规模、增长率、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动情景；最后，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进行总结与讨论。

二、模拟思路及情景设定

（一）思路、方法及基础数据

稳定人口模型是进行人口长期趋势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根据稳定人口的定义，人口从非稳定趋向稳定状态的条件是出生率、死亡率长期保持不变，从而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不变。当人口达到稳定状态后，年龄结构保持不变，人口总量以一个不变的速率递增或递减，若人口增长率为零，则人口总量保持不变，即为静止人口。所以说，静止人口是稳定人口的一个特例，实现静止人口的条件是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最终实现的稳定人口规模主要取决于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保持多久，保持得越久，则最终实现的稳定人口规模越小。本文假定我国是一个封闭人口（即假定国际迁移为零），采用队列要素法，在死亡模式不变、年龄别死亡率随预期寿命变化的情况下，模拟不同生育率水平情景下的我国未来人口长期变动趋势，并对人口从非稳定状态变动到稳定状态的过渡期和达到稳定人口后的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及增长率进行分析和探讨。

本文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为模拟的基年数据，相应地，2010年为预测的基年。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判断人口从非稳态到稳态的时间、过程及变动特征，本文将模拟周期时长定为140年，即从2010年到2150年。此外，本文预测以“六普”数据为基年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数据，并假定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得到逐步遏制，由“六普”时的约117，每年下降0.5，至2030年时下降至107，然后长期保持在107的水平不变。

（二）死亡模式假设

2010年时，我国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2.38岁和77.37岁；2015年时，我国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3.64与79.43岁。本文首先根据2010年和2015年平均预期寿命数据，来内插（线性推算）2010年至2015年间的分性别平均预期寿命。根据各国人口转变的经验，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将出现减速递增的趋势。笔者假定在2015-2040年的25年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增长6岁，即每年增长约0.25岁，2040年时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79.89岁和85.68岁；在2040-2070年的30年间，男女预期寿命分别再增长3岁，平均每年增长0.1岁，2070年时男女的预期寿命分别达到82.89岁和88.68岁，略高于2010年日本的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是80.1岁和87.1岁）；为了满足稳定人口模型的假设条件，假定在2070年以后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与年龄别死亡率都不再变化。

在预测过程中，采用经过联合国延展平均预期寿命和完善资料之后的CoaleDemeny西区模型生命表以及相应的平均预期寿命来确定分年龄死亡率。CoaleDemeny西区模型生命表是五岁组的简略生命表，笔者首先使用联合国开发的软件MORTPAK中的UNABR模块将201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对应的简略生命表转化为完全生命表以得到相应的年龄别死亡率，然后再采用线性插值法，运用GAMS软件编制程序，确定在已设定的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下对应的年龄别死亡率。

（三）不同稳定生育率的情景设定

生育率是影响稳定人口狀态的一个关键变量。目前，对我国实际生育率水平的估计存在较大分歧：同样作为政府部门提供的官方数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生育率估计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较大出入；人口学者对实际生育率的估计及对未来生育率趋势的判断也存在较多争议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人口研究》2014年第2期；乔晓春：《实施“普遍2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 ——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6期；郭志刚：《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陈卫：《中国近年来的生育水平估计》，《学海》2016年第1期；王广州：《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规模的几个关键因素分析》，《学海》2016年第1期；王金营、戈艳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鉴于此，本文基于2010-2015年已公开的人口总量、“六普”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等数据，对2011-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回推。回推采用队列要素法，运用GAMS软件编制人口预测程序，通过对人口预测模块的部分参数进行调整，使预测数据与实际统计数据相吻合。模拟回推得出，2011-2015年历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77、1.496、1.498、1.551和1.553。

《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对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假设分为高方案、中方案与低方案三种情景来做出展望。值得指出的是，联合国的假设将未来生育率假设为高于、接近于与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三种情景，实际上是以在本世纪末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向更替生育水平回归为基本假设（中方案）的。但是，生育率能否回归到更替水平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未来的生育率变动情景做出更加多样化的假设与展望是有益的。故本文以“六普”时育龄妇女的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为预测模型中固定的生育模式，通过对稳定生育率水平的三种假设，以及实现稳定生育率的三种不同时间跨度设定，组合为我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九种情景（见表1），分别模拟我国人口从现状过渡至稳定人口的长期变动趋势。

第一类模拟方案：假定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在2020年、2030年、2040年回归到更替生育水平（2.1），此后保持不变，这三种方案分别标志为S（2.1，2020）、S（2.1，2030）、S（2.1，2040）。更替生育水平下的稳定人口是人口增长率为零的特殊稳定状态，即静止人口。第二类模拟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分别在2020年、2030年、2040年增长到1.8，即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最优生育率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年第1期。，此后生育水平保持不变。这三种方案分别标志为S（1.8，2020）、S（1.8，2030）、S（1.8，2040）。第三类模拟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分别在2020年、2030年、2040年下降至1.3的超低生育率水平，即在某种程度上跟随日本、韩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的生育率变化趋势，此后生育水平保持不变。这三种方案分别标志为S（1.3，2020）、S（1.3，2030）、S（1.3，2040）。后两类模拟方案中的总和生育率均始终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多年以来，我国开展的大量社会调查对我国生育意愿的估计大多在1.7-1.8左右 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而且在低生育率社会中，群体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会低于生育意愿 顾宝昌等：《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基于此，笔者判断在没有特别显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下，我国的生育率水平很难提升到更替水平之上。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生育水平由高到低易、由低到高难，当生育意愿较低时，即使有鼓励政策，生育水平的回升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杨昕：《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西北人口》2016年第1期。。因此，本文不设定稳定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情景。

三、我国人口的长期变动情景

（一）过渡期时长及人口增长率的长期变动情景

人口增长率保持在某一个数值不变是理论上的稳定人口，现实中一般会将人口增长率长期保持非常微小幅度的变化，人口总量长期以一个相对不变的速率变动，视作是人口进入稳定状态。鉴于此，本文将稳定人口的判断标准设定为：如果人口年增长率的变化率rt（t∈[2010，2150]）自预测期内的某一年t1始直至预测期末始终不超过5%，即满足条件rt=（Rt+1-Rt）/Rt*100%<5%，（t≥t1，t1∈[2010，2150]），那么就判定我国人口自t1年始进入稳定人口状态，此后至预测期末的人口为稳定人口。

类似地，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静止人口，一般将人口增长率长期保持在零点附近小幅波动，判定为达到相对静止人口。鉴于此，本文设定当人口年增长率

Rt（t∈[2010，2150]）的绝对值自预测期内的某一年t1始直至预测期末始终保持在小于0.5‰的区间内，且从t1到2150年的时长大于50年时，即满足条件Rt∈（-0.5‰，0.5‰），当t≥t1，t1∈（2010，2100），就判定我国人口从t1年开始进入静止人口状态，t1年至2150年间我国实现零增长人口。

图1展示了九种模拟方案中我国人口增长率长期变动情景，共同点是均经历了不断下降后逐步达到稳态的过程。第一类方案S（2.1，2020）、S（2.1，2030）、S（2.1，2040）中，我国人口增长率分别于2047年、2043年、2043年首次经过零值点由正转负，此后至2090年代人口增长率保持为负值，最终保持在零值点附近波动。根据上述设定的静止人口的判定标准，第一类模拟方案的三种情景中，我国人口分别于2092年、2095年和2097年进入静止人口状态，此后实现相对意义上的人口零增长。换言之，即使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2040年期间回歸到更替水平，并在此后长期保持不变，我国人口总量在2040年代开始的负增长态势也要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在本世纪最后十年才能实现人口零增长。在这三种假定下，我国人口分别需要82年、85年和87年的时间实现人口零增长的静止人口（见表2和图1）。

第二类方案S（1.8，2020）、S（1.8，2030）、S（1.8，2040）模拟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增长率分别于2033年、2033年、2030年由正转负，并且这种人口负增长态势将永远持续下去，在2092年进入稳定人口状态，届时中国人口将每年减少5‰以上，或人口总量大约每130年萎缩一半。显然，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生育率将导致中国人口快速衰减。因此，将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8的水平作为最优的生育水平，并作为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不可取的。第三类方案S（1.3，2020）、S（1.3，2030）、S（1.3，2040）中，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将分别提前到2023年、2024年、2025年，此后人口负增长态势将永远持续下去，并同样在2092年左右进入稳定人口状态，届时人口将每年减少17‰以上，即人口总量每40年萎缩一半左右或者每130年缩减一个数量级（见表2）。也就是说，如果我国的生育水平未来变动趋势跟随东亚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生育水平的变动形势，那么我国总人口规模将快速萎缩。

综上可见，本文的九种模拟结果表明，我国人口从当前的非稳定人口过渡到稳定人口，大约需要80多年的时间。这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人口变动具有强大的惯性，人口从非稳定状态过渡到稳定状态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并且生育率水平越低、保持在低生育率水平的时间越长，进入稳态之后的人口负增长率就越高，那么人口总量下降的速度就会越快。

（二）人口总量的长期变动情景

按本文九种方案模拟的中国人口从当前的非稳定人口过渡到稳定人口的过程中，人口总量长期变动情景如图2和表2所示。第一类方案的S（2.1，2020）、S（2.1，2030）、S（2.1，2040）模拟结果显示，总人口将分别于2047年、2043年、2043年达到峰值，峰值人口分别约为15.03亿、14.72亿、14.50亿；实现静止人口时，人口总量分别为13.78亿、13.06亿、12.46亿。在实现静止人口之后，人口总量实现零增长，仅有微小波动；本世纪末时人口总量分别为13.79亿、13.05亿、12.44亿；下个世纪中叶人口总量分别为13.70亿、12.98亿、12.34亿。

按照第二类方案S（1.8，2020）、S（1.8，2030）、S（1.8，2040）模拟的情景，总人口将分别于2033年、2033年、2030年达到峰值，峰值人口分别约为14.42亿、14.31亿、14.24亿；2092年人口开始进入稳态时，人口总量分别为10.83亿、10.56亿、10.34亿；本世纪末时人口总量分别为10.37亿、10.10亿、9.86亿；下个世纪中叶时人口规模分别缩减至7.82亿、7.61亿、7.42亿。按照第三类方案S（1.3，2040）、S（1.3，2030）、S（1.3，2020）模拟的情景，总人口将分别于2025年、2024年、2023年达到峰值，峰值人口分别约为14.11亿、14.08亿、14.00亿；2092年人口开始进入稳态时，人口总量分别为7.43亿、7.25亿、7.05亿；本世纪末时人口总量分别降至6.54亿、6.36亿、6.16亿；下个世纪中叶时人口规模将会锐减至2.77亿、2.69亿、2.60亿。这两类模拟情景中，生育率水平越低，人口总量达到峰值的时间越早；由于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达到峰值之后人口开始永久负增长；生育率水平越低，人口总量负增长得越快，预测期末时的人口规模越小。

（三）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动情景

按照上述九种方案模拟的中国人口从非稳定人口过渡到稳定人口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如表3和图3所示。按照第一类方案的S（2.1，2020）、S（2.1，2030）、S（2.1，2040）模拟的情景，总人口将分别在2047年、2043年、2043年达到峰值，总人口达到峰值时，0-14岁少年儿童比重分别为15.8%、15.3%、14.8%，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57.2%、58.2%、58.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7.1%、26.5%、26.9%。该类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年份大约在2060年前后，届时总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比重大约在16%左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约为5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31%左右。此后，老龄化程度开始下降，直至人口进入稳定状态。进入稳定人口之后，总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比重约为1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约为5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约为26%。

第二类方案S（1.8，2020）、S（1.8，2030）、S（1.8，2040）模拟结果显示，总人口达到峰值时，0-14岁少年儿童比重分别为14.6%、14.1%、14.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4.5%、64.9%、66.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20.9%、21.0%、18.6%；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升高，三种方案均是至2060年时达到最高，此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34%左右；稳定人口的年龄构成大致是，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为14%，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55.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30.8%。

第三类方案S（1.3，2040）、S（1.3，2030）、S（1.3，2020）模擬的结果显示，总人口达到峰值时，0-14岁少年儿童比重约为15%，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约为6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大致在15%左右；此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升高，直至2089年、2087年和2085年时总人口老化程度最高，届时总人口中0-14岁少年儿童仅约占8%，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至49%左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高达43%左右。在这种模拟方案下，这样高水平的人口老龄化近乎是会一直保持下去，直至进入稳定人口。

一般而言，对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是：一国或地区的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4%，为年轻型社会；处于4%至7%之间，为成年型社会；超过7%为老年型社会。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化社会”或者“老龄社会”进行了界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为“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达到14%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20%以上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 王志宝、孙铁山、李国平：《近20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演化》，《人口研究》2013年第1期。。按照这样的标准，无论是本文中哪种模拟情景下的中国人口在进入稳定人口之后，中国都将是“超老龄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会是全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和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这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在过程上存在必然性。从九种模拟方案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可见，生育水平越低，低生育水平保持的时间越长，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升高的时间越长，实现稳定人口之后的老龄化程度越高。

四、结论与讨论

（一）过渡期时长探讨

人口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从非稳定人口变动至稳定人口，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育率水平、死亡率水平及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性的三个因素。本文分析显示，在总和生育率从当前至2020年、2030年、2040年分别回升至更替水平、回升至1.8的“最优”生育率水平、下降至1.3的超低生育率水平的九种模拟设定中，我国人口大约会在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转变为稳定人口，即需要80多年的时间实现稳定人口，显示出当前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强大惯性。过去我们关心是的生育率过高，如何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我们一度以为，生育率的“反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本文的模拟表明，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我国东亚邻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港、澳地区人口变动的情况。

（二）人口总量与增长率的长期变动情景探讨

稳定人口的增长率不变，即人口规模增则恒增、减则恒减、不变则是静止人口。静止人口是稳定人口的一种特殊形态，实现静止人口的前提条件是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上，否则不可能实现人口规模不增不减的零增长。文中第一类方案S（2.1，2020）、S（2.1，2030）、S（2.1，2040）三种模拟结果显示，实现静止人口时的人口规模大约在13亿左右，在本世纪末、直至下世纪中叶，人口规模几乎保持在13亿左右。稳定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六种模拟结果说明，最终实现的稳定人口的规模主要取决于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保持多久，保持得越久，则最终实现的稳定人口的规模越小，实现稳定人口之后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也越大。若稳定生育率水平为1.8，则我国实现稳定人口时的人口规模约为10.5亿，本世纪末时约为10亿，下世纪中叶减至7.6亿左右；若稳定生育率水平为1.3，则我国实现稳定人口时的人口规模约为7.3亿，本世纪末时约为6.4亿，下世纪中叶减至2.7亿左右。

（三）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动情景探讨

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是实现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的九种模拟情景显示，我国人口实现相对稳定人口时是稳定的老龄型人口。其中，稳定生育率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所实现的静止人口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约为26%，稳定生育率水平为1.8和1.3时所实现的稳定人口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约为31%和42%。可见，生育水平越低，保持低生育水平的时间越长，达到稳定人口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所以，即使我国人口生育率在2030年左右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总量最终稳定在13亿左右，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高度老化，老龄化率高达30%左右，显著高于当今日本人口（老龄化率25%左右）。我国应未雨绸缪，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使之能更好地应对人口超级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本文研究显示，除了将生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可以实现静止人口以外，任何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终将导致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且负增长之势永不可逆，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高度老龄化。从这个视角来看，任何试图将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低于更替水平的政策意图与政策实践，都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生育率的高低在短期内对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有限，但是在长期内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却是决定性因素。我国目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并不能将我国的实际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多年以来若干次生育意愿的调查表明，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限制，我国育龄人群的平均生育意愿也低于两个孩子 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更何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对生育行为的约束，实际生育率又显著低于生育意愿。就目前全球人口生育状况变动来看，至今尚未见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在长期处于低于更替水平、或者是超低生育水平的状况下，能够回归至更替水平或更替水平以上的。因此，我国人口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放开生育数量限制，并尽快采取积极措施来切实帮助育龄夫妇解决他们养育子女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努力使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

（责任编辑：薛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