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差”、“序”几何？

摘要：差序格局是理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重要本土概念。过去十几年学界的理论研究极大拓展了对于该概念内涵的理解。但是，如何基于理论思辨建构操作变量，以勾连差序格局的理论洞见与社会学的经验探索却鲜有研究。差序格局中的“差”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差等”结构，而“序”则强调了在此结构下个体行为或态度的“级序性”。利用项目反应理论和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针对不同类型对象的信任问题题器，可以“厘差定序”，建构个人层面上差序程度的测量。通过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差序程度的社会学-人口学特征，以及差序程度如何影响个体的养老主体选择模式两个经验示例可以看出，这种测量方案具有经验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能够为经验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工具。

关键词：差序格局；项目反应理论；回归模型；经验测量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1-0064-11

作者简介：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上海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是理解中国社会本土人际关系特征的重要工具，也是费孝通先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遗产之一。差序格局理论不仅启发了后续关于人际交往模式（例如“人情”与“面子”理论）、人际群体划分（例如对自己人/外人的区分）等诸多重要社会学研究①，更是被大量的经验研究用来解释各种具体的社会现象②。虽然《乡土中国》学术散记式的行文风格采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来阐释差序格局的含义③，但是这种“模糊性”恰恰成为后人对差序格局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述与发展的契机④。无论是立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源流，还是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伦理和家庭制度，已有的理论研究都极大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对于差序格局内涵的理解。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阎明：《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张江华：《卡里斯玛、 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 “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2010 年第5期；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

社会学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勾连理论与经验。因此，对于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我们在努力厘清其理论内涵之外，还需要关注如何提升这一概念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相关性与操作性。对于这一点，已有文献却鲜有研究。虽然差序格局常常被社会学经验研究者引用为理解中国特定社会现象的文化因素Shun Ching Cheris Chan， “Invigorating the Content in Social Embeddedness： An Ethnography of Life Insurance Transacti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5， No.3， 2009， pp.712-54；Yusheng Peng，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9， No.5， 2004， pp. 1045-74.，但是这种引用往往大而化之，缺乏对差序格局在具体社会情境下的直接測量，这无疑限制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发挥其对社会学经验研究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例如，在缺乏差序格局直接测量的情况下，我们无从理解不同个体在差序水平上所具有的异质性，亦不能直接探讨中国社会变迁是否带来了差序格局水平的变化沈毅：《“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肖瑛：《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经验量化社会学分析中的差序格局测量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探索性的，是因为这一研究论题目前尚无前人研究可资借鉴。故而，本文所采取的研究进路是从已有的关于差序格局“差”与“序”含义的讨论出发，先厘定何为“差”与“序”，进而将这一概念与经验调查题器结合，尝试提出一种测量的方案。这一测量方案的优点在于，其所利用的经验分析材料和题器可见于目前大多数的调查，且计算过程简单，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本测量方案，研究者可以构建出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差序程度的测量变量，从而可以与其他个体层面上的变量结合，进行主题广泛的经验分析。

二、理论背景

现有社会学理论研究关于差序格局的讨论，大多强调了 “差”与“序”的区分。这一区分可以追溯到潘光旦对于中国社会“伦”的含义的经典讨论潘光旦： 《说“伦”字》 ， 载潘乃谷、潘乃和选编《潘光旦选集》第1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第 352 页。。按照翟学伟的分析，所谓的“伦”有两层含义，“一是类别序次， 一是关系行为。前者为静态， 后者为动态， 而后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翟学伟：《再论 “差序格局” 的贡献 、 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这一主张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童星、瞿华：《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本文亦采纳这一主张，认为差序格局中的“差”重在描述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特点，即以个体为中心，向外辐射出不同的圈层。圈层越远，个体与圈层中特定对象的距离也就越远。故而，所谓的“差”，针对的是一种静态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与目前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同心圆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罗家德：《中国企业的差序格局》，《北大商业评论》2007年第 6 期；张江华：《卡里斯玛、 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 “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2010 年第5期。。与“差”相比，“序”则强调在这一社会网络结构下，个体动态的行为模式，亦即，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体如何对待不同圈层中的对象。举例而言，个体的社会网络中有父母、朋友、同学、陌生人等不同的对象。就结构而言，这些对象处于个体社会网络的不同位置。有些对象或可构成所谓不同的“圈子”罗家德：《关系与圈子——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管理学报》2012年第2期。。这种形成差等的网络结构即为“差”。而一个个体对待这些对象的不同方式则反映了行为模式上的异质性。例如，个体可能最信任父母，其次是好友，最不信任的是与自己没有直接联系的陌生人。这种信任态度上的差异即为“序”。需要说明的是，行为的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序列”并不必然与网络结构的“差等”一一对应。例如，即使结构上朋友与个体的距离更近，有些个体也有可能认为朋友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来的可靠。从结构与行动区分的角度，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先生和梁漱溟先生之间在公德与私德问题上的讨论。二人在“差”的问题上并无争议，其主张的分野之处在于如何看待“序”，即面对差等的社会网络结构，人们的行动所体现出的“序次”是偏向于费老所讲的“自我主义”还是偏向梁老所讲的“互以对方为重”廉如鉴、张岭泉：《“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

对于“序”的含义，阎云翔有一个颇有新意的诠释。他认为所谓的“序”应指涉社会的尊卑结构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这一思路虽然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纳入到差序格局的分析框架中，但很难说这是费孝通先生的本意。正如吴飞所言，将“序”诠释为社会等级结构“应该是阎云翔在受到差序格局的启发之后，发展出来的思想”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本文更加赞同翟学伟翟学伟：《再论 “差序格局” 的贡献 、 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2016年第5期。、马戎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和廉如鉴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等学者的主张，认为差序格局“分析的核心对象是单个的人，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序不应该上升到社会尊卑，而应当回归到级差的含义”翟学伟：《再论 “差序格局” 的贡献 、 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在这种意义上，差序格局中的“序”所体现出的序列不应当是社会中已经制度化了的等级结构，而应当是个体对待不同类别的交往对象所呈现出的“远近亲疏”上的差异。当然，很多人的“远近亲疏”模式组合起来，便构成了社会上的一种秩序。但就差序格局的定义而言，我们对于“序”的理解仍应是以个体为基本出发点的。

区分了结构上的“差”与行动上的“序”，我们便能够基于二者描绘出个体交往关系的一个二维模型。这一二维模型超越了传统的一维社会网络同心圆模型。具体而言，传统的同心圆模型如图1（a）所示。很明显，这一模型基本上描画的是个人的社会交往结构，亦即所谓的“差”，因此正如阎云翔所批评的，其忽视了“序”这一行动维度。此外，现有研究在谈到同心圆模型的时候，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启发式的图示 Shun Ching Cheris Chan， “Invigorating the Content in Social Embeddedness： An Ethnography of Life Insurance Transaction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5， No.3， 2009， pp.712-54.，而非对现实经验状况的模型抽象。这样操作的一个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同心圆都被勾画成一种等距同心圆。反映在“差”这一维度上，便形成一种“一维等差模型”，即图1（a）在差（结构）维度上的等距线段。无疑，设定不同圈层的个体彼此之间形成等距的“波纹”是比较牵强的。举例而言，假设个体A的社会网络中有三类人，分别是家人、朋友和陌生人，那么一个等差模型会将A和家人的社会交往距离赋值1，和朋友的社会交往距离赋值2，和陌生人的社会交往距离赋值3 当然，对于這三类个体的赋值也可以是a，2a，和3a，其中a为任意正数。这种赋值保证了这三类个体两两之间的差值相等。。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和陌生人的社会距离一定是和家人距离的3倍。因此，一个更为合理的模型应当是异差结构的，如图1（b）所示。相较于图1（a），图1（b）的同心圆结构映射到差（结构）维度上的线段彼此之间是不等长的，以此反映出个体对于不同对象的异质化的社会距离。当然，这里仅就差序格局中的“差”而言，且异差结构如何对不同的对象赋值仍需经验分析来确定，具体的方法论讨论置于下一节。

基于一种异差结构，我们进一步引入“序”的维度，以考察个体对待不同类型个体的行为模式所体现出的远近亲疏。这里所谓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指代提供经济支持的力度、信任水平、日常互动频率，等等。在“差”-“序”的二维模型下，这些有级序的行为模式反映为在序（行动）维度上的不同取值，这些取值与差（结构）维度结合，便形成如图1（c）和图1（d）所示的多个柱状图。其中，不同柱子之间的高度差异反映的是主体对不同类型的对象所具有的差异化的对待方式（如具有不同的信任水平），而柱子之间宽度不同，则是由于上文所述的结构维度上的“异差”所致。基于这样一个二维模型，我们便能够利用柱子高度的变动的趋势来衡量个体层面上差序格局的程度，或曰差序程度。这种差序程度所反映的是，当从处于个体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向外围位置变动的时候，主体的行为模式会有何种变化。变化很快，则说明个体对于内群体成员（处于个体社会网络中心位置的对象）和外群体成员（处于个体社会网络外围位置的对象）有很明显的区分，故而体现出比较强的差序性。相反，如果变化不明显，说明该个体对于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的对象有着近似的对待方式。对于这些人，他们的差序性自然比较弱。这种变动程度的区别由图1（c）和图1（d）中变动箭头的斜率不同表现出来。这种斜率的变化可以称之为“跨越差等的级序变化程度”。之所以可以这样操作，原因在于决定这种斜率水平因素只有两个：“差”与“序”。

图1“差”、“序”测量的思路

总结上述讨论，现有文献指出，差序格局中的“差”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差等”结构，而“序”则强调了在此结构下，个体行为或态度的“级序性”。结合二者，我们将个体的人际关系模式概括为一种二维结构模型。其中，“差”不必等差，而“序”则在差的基础上呈现出某种序次分布。以此，我们便能够用“跨越差等的级序变化程度”来衡量一个个体的差序程度。

三、测量方法

基于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厘清了差序格局中“差”与“序”的各自含义。在这一节，我们将具体讨论在常规的调查研究中，如何利用特定的题器来测量一个个体的差序程度。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可以简称为“厘差定序”。所谓“厘差定序”，是指首先通过特定的分析手段，确定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即个体针对不同对象所具有的差等距离。之后，立足于这一差等结构，进一步测量个体行为“序次”的变动程度，也就是图1（c）和图1（d）中的斜线斜率，以此来确定差序程度的强弱。需要说明的是，“厘差定序”的测量策略和已有文献是一致的。例如，翟学伟明确指出，“类别决定着关系，即没有类别就无所谓关系，或者说，关系一定是先确定了类别，才可以由此发生相互影响、相互联系；静态是表述一种类别的品质或者属性，动态则是两个类别之间实现了辨识性的、自觉性的交往”翟学伟：《伦：中国人之思想与社会的共同基础》，《社会》2016年第5期。。可见，只有首先“厘差”才可以进而“定序”。

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采用什么测量题器来厘差定序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的是常见的关于信任的组测量题器。这类测量问题在问卷调查中很常见，即列举一系列的对象（如家人、朋友、邻居等），然后询问被调查者对这些对象的信任水平。从“序”的角度来讲，采用这些题器的好处是，信任程度代表了一种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特征，也是个体外在行为取向的最基本的反映。很多常规的人际交往行为（例如交往频率、支持意愿等等）都立足于对特定对象的信任水平之上。因此，采用信任水平作为个体“序”的测量是适当的，其基本发现对于其他交往行为也具有启发价值。从“差”的角度来讲，在一组有关信任的问题中，所涉及的各种对象之间具有比较强的互斥性（如家人、朋友、陌生人等），其分别对应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因此，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对自身社会网络中的这些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我们便能够估计出其基本的社会结构的“差等”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被问及的对象（如家人、朋友、同学等）在中国社会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因此各种社会背景的被调查者都能够胜任回答这些问题。利用信任题器进行差序分析的思路，参见图2，其对应于图1（c）和图1（d），含义比较明确，因此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如何利用这些题器进行厘差定序。

（一）厘差

厘差的过程是通过拟合项目反应理论中的相关模型完成的。项目反应理论所关注的是被调查对象在调查项目上的反应如何与他们自身以及题器本身的特点相关。和常规的统计分析相比，项目反应理论的优点在于可以将调查题器置于一个连续型潜在变量之上，以此帮助研究者确定不同题器之间的相对“距离”。

具体而言，项目反应理论认为，某个变量特定取值（例如正值）的概率设为“答对的概率”，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可以称之为被调查对象的“答题能力”，另一个因素则是所采用的题器的“容易程度”。很明显，答题能力越强，或者题目越容易，这个题目被答对的概率也就越高。对于本研究而言，厘差的过程关注的是在控制了答题者的答题能力以后，不同信任题目的“难易程度”。如上文所言，在一组信任问题中，不同问题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信任对象。那么，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分析得到的不同题目的“容易程度”也就是答题者对不同类型信任对象的相对信任水平。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构成了个体社会网络中不同对象之间的“距离”。

具体而言，本文依照前人研究惯例，拟合了两个模型。 Stephen Raudenbush， Christopher Johnson， Robert J. Sampson， “A Multivariate， Multilevel Rasch Model with Application to Self-Reported Criminal Behavior”，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33， No. 1， 2013，pp.169-211. 一个模型是Rasch 模型，也被称为1PL 模型，如模型一所示：

PXsi=1|θs，βi=exp （θs+βi）1+exp （θs+βi）（模型1）

在模型1中，Xsi代表了个体s对于信任对象i的信任水平。θs 是个体s的答题能力，βi 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针对信任对象i的回答容易程度，或者说，个体对于对象i信任的容易程度。观察模型1的形式可以发现，其预测变量本质上是两个固定效应，分别对应被调查对象和测量题器。由于被调查对象的固定效应已经得到控制，我们估计出来的信任对象i的“信任容易程度”便是净效应。此外，由于这些净效应的系数是被置于同一个潜在尺度上的，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估计出来的βi 来确定个人对自身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个体的相对距离。

模型1是基本模型，在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拟合了2PL模型。与1PL模型相比，2PL模型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区别分数αi。其模型形式如下：

PXsi=1|θs，βi，αi=exp [αiθs+βi]1+exp [αiθs+βi]（模型2）

区别分数起到了一种斜率的作用，它决定了在潜在的尺度上，信任容易程度变化区间的长短。如果不同信任对象的区别分数差别过大，我们可能无法将不同的信任对象进行简单排序。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对1PL模型和2PL模型通过Log Likelihood，AIC和BIC进行对比。

（2）定序

在厘差以后，下面的工作就是定序。从图1的（c）和（d）以及图2不难看出，我们希望能够确定斜线的斜率，就需要在“差”与“序”之间拟合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差”这一变量的系数就代表了回归线的倾斜程度，也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的差序程度。令我们需要拟合的简单回归模型形式如模型3所示：

y=xβ+ε（模型3）

其中，y代表了个体对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水平，x代表了不同的信任对象与个体的社会距离，也就是“厘差”过程中确定的“信任容易系數”，ε 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基于“厘差”的结果，我们对四类信任对象家人、朋友、一般好友和陌生人的容易系数分别为1，3，6，7。假设个体A对于这四类对象的信任水平分别为10，9，8，7，个体B对这四类对象的信任水平分别为10，7，4，1，那么很直观，我们会认为个体B的差序程度更强，因为和个体A相比，个体B对于不同对象的信任水平下降速率更大。这一直观的结论可以通过我们的测量方案得出。利用常规的线性模型估计方法，我们能够估计出βA=-0.46，βB=-1.38。这里之所以估计出来的系数为负，是由于我们对于“差”的编码是从距离个体最近的家人再到距离个体最远的陌生人。如果我们把编码方式逆转，所得到的系数便是正数。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一个更加简便的做法是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由于|βB|>|βA|，我们的结论是，个体B的差序程度要大于个体A。对于这个例子的图式可以参见下页图3。

针对每个被研究个体，我们都能够采用这里的分析方法来计算其差序程度。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被研究对象很多（如下一节的经验示例），我们需要对被估计出来的差序程度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比较常用的标准化手段是极差标准化。即每一个取值减去整体取值的最小值，然后除以极差。假设在一个调查中，所有个体的差序程度估计值的最小值是βmin，最大值是βmax，那么个体i的差序程度βi极差标准化后的取值为βi-βminβmax-βmin。

四、经验示例

在这一节，我们将通过具体的调查数据来展示上述测量个体差序程度的方案。具体而言，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在这一年的调查中，被调查对象被问及针对不同类型个体的信任水平。我们选取了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四类对象，分别是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这四类对象通常被认为处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位置。为了衡量这一点，也为了估计出被调查对象对于这四类个体的平均“差距”，我们拟合了1PL模型和2PL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发现，在1PL上增加区别分数之后，可以提升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但是这种提升并不十分显著。这反映在2PL模型的Log Likelihood，AIC和BIC的取值都小于1PL模型的对应取值，但是取值之间仍很接近。具体看1PL模型，按照估计出的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容易系数，对家人的信任是最容易“得高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最容易被信任的，其后分别是亲戚、朋友和同事。也就是说，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家人距离最近，其次是亲戚，再次是朋友，最后则是同事。但是，2PL模型则认为，在增加了区别分数之后，朋友的信任容易程度要高于亲戚的信任容易程度。这两个模型估计系数排序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亲戚和朋友这两类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定位的模糊性。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两个模型所反映出的信息都予以考虑。因此，基于常规的等差结构、1PL模型结果与2PL模型结果，我们建立了三种“差等”结构的编码方式。

具体而言，等差结构的编码方式如上文所述，为“家人=1；亲戚=2；朋友=3；同事=4”。1PL模型估计的系数为负，为了后续分析的便利，我们对这些系数进行了以对家人的信任容易系数为基础的相对化，即将对家人的信任容易系数加上7.304，从而调整为1，相应地，后续各个对象的信任容易系数也增加7.304，分别变为3.773、5.470、和7.080。这样操作只是在“差”结构这一维度进行右移7.304个单位，不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实质影响。这样，1PL的编码方式为“家人=1；亲戚=3.773；朋友=5.47；同事=7.08”。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对2PL模型估计出的系数统一增加6.84个单位，得到2-PL的编码方式“家人=1；亲戚=3.16；朋友=2.42；同事=6.577”。

在完成“厘差”工作以后，后面的“定序”即针对不同的编码方式，拟合模型3。其中，按照等差结构估计的差序程度命名为差序程度1，按照1-PL模型结果编码估计的差序程度命名为差序程度2，按照2PL模型结果编码估计的差序程度命名为差序程度3。

首先分析差序程度的基本社会学人口学特征。我们分别针对三个生成的差序程度测量拟合了线性回归模型，其中预测变量包括年龄、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教育水平（1=无正式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专科；6=本科）、log（家庭年收入）、地区（1=农村； 0=城市）、性别（1=女性；0=男性）、户口（1=农业；0=其他）以及省份的固定效应。具体的分析结果参见下页表2。通过表2可以发现，三种差序程度的测量体现出一致的社会学人口学特征。其中，年龄和地区（农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现代化过程对于年轻人以及城市居民有更大的作用，从而减弱了他们“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界限。教育水平和收入均能够增强个体的差序程度。这一发现的一个解释在于，在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情况下，社會阶层地位较高的个体有可能对“外人”倾向于不信任 Anning Hu，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Inequality and Generalized Trust”，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49， 2017， pp.11-19.。最后，女性的差序程度要高于男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接触有助于提升个体对不同类型对象的信任水平 Yi Zhou， Anning Hu，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6， No.2， 2013，pp.63-90；胡安宁：《社会参与、信任类型与精神健康：基于CGSS 2005的考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由于女性的生活空间范围小于男性的生活空间范围，其对于自身社会网络中的不同对象便更有可能持有较强的“内外之分”，从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序程度。

虽然这里分析的差序程度的基本社会学人口学特征仅仅涉及有限的变量，但是类似的分析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如很多后世学者所诠释的那样，费老所谈及的差序格局更多是希望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进行对比。因此，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角度来说，费老论述的差序格局特征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情况”。这种分析的角度如果是用于国际比较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最为简单的模型来“代表”中国（当然，也需要一个简单的模型能够代表国外情况）。然而，如果我们将差序格局定义为个人特征，并希望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型的个体其差序“程度”有何差异，那么我们关心的便是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异质性”。此时，如果依旧将关注点置于平均情况上面，则会掩盖潜在的异质性。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笔者相信，类似这种异质性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在分析完差序程度的社会学人口学特征之后，我们的经验示例将分析差序程度这一测量是否对特定的社会现象具有解釋力。我们这里选取的被解释对象为养老责任的分担。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中，有一个问题问到“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应该主要由谁负责？”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将答案限定为两个，编码为0=主要由政府负责；1=主要由子女负责。选取这一被解释变量，主要是关照差序格局本身与中国传统孝道观念之间的联系童星、瞿华：《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这还要从费老对中国人私德问题的讨论谈起。费老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页。本文无意对此论断进行理论上的讨论，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廉如鉴、张岭泉（2009）。。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不是个体，而是个体所在的家，按照翟学伟的分析，“中国人不可能‘为了己， 牺牲家， 而是‘为了家， 牺牲己”翟学伟：《再论 “差序格局” 的贡献 、 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因此，如果说中国人有私德的话，这个私德中的“私”应该是私人家庭，而非私人个体。按照这一思路，差序格局更多地体现的是家人与外人的内外有别。或者说，差序格局是与中国家庭本位主义文化一致的，甚至是后者在人际关系特征上的体现胡安宁、周怡：《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具体到养老问题，这种与差序格局相一致的“私德”又是和传统孝道伦理结合起来，因此，如果一个人差序程度强，该个体会倾向于传统的以子女为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而更难接受政府提供的机构性养老模式。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针对每一个差序程度的测量，拟合了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参见表3。虽然具体的系数估计值有所不同，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测量，差序程度都能够显著地促进个体支持子女养老的概率。这一发现表明，在讨论养老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制度性因素，还应关注诸如差序格局这样的文化因素对于人们选择养老模式的影响。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一直得到社会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阐述和拓展。然而，在提升该概念的理论清晰度的同时，如何建构差序格局的操作定义，以便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经验调查实践却得到较少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是考虑到差序格局是理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重要本土概念，其理应在具体的经验分析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讨论的基础上，区分了差序格局中“差”与“序”的不同内涵，利用项目反应理论的相关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厘差定序”，建构了个人层面上的差序程度测量。基于这一分析路径，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一组信任问题的测量变量，展示了当代中国差序程度的基本社会学人口学特征以及差序程度如何影响个体在不同类型的养老主体之间的选择模式。这些经验示例表明，本文所建构的差序格局的测量方案具有经验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从而能够为经验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检验实践提供新的方法论工具。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这里所建构的测量差序程度的方案是探索性的。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其予以扩展。首先，虽然本研究的经验示例采用了四个信任对象的题器，但为了确定一种“差”与“序”的线性关系，四个数据点的确太少。因此，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尽可能多地涵盖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信任对象。这类对象越多，我们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建构的“差等”就越精确，拟合的线性回归模型也就越稳健。其次，本文的经验示例所分析的“差”代表了一种平均水平。一种更为精细的研究策略可以首先根据特定的变量（例如性别、城乡等等）对被研究对象分组，然后在组内拟合1PL模型和2PL模型。通过对比组间差异，可以展现出更多的异质性特征。第三，虽然本文的基本理论取向认为差序格局中的“序”不是社会的等级差异，但是本文所提出的测量方案完全能够将涉及社会尊卑等级的变量囊括进来。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建构一个三维体系，即在本文的二维模型之上增加一维“尊卑等级”。例如，我们可以调查被研究对象对于不同级别官员的信任水平。利用项目反应理论，我们可以测出个体对于不同级别官员的“信任容易程度”。之后我们所拟合的线性模型就不再是简单线性模型，而是多元线性模型。其中包括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不同对象和社会等级关系中的不同对象这两个预测变量。之后我们得到两类差序程度的度量，一个代表了一般人际关系中的差序程度，一个代表了尊卑关系中的差序程度。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决定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经验价值。

（责任编辑：薛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