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古成癖吴大澂(上)

2018-06-06 01:22薛元明
江苏教育 2018年29期
关键词:金文篆书金石

/薛元明

整个清代篆书史,大家普遍记住了邓石如,但不应该忘记吴大澂。邓石如因为创新而声名远播,吴大澂则是以传古而功勋卓著。但在当代,他的篆书似乎正在被“遗忘”,因为平正端庄普遍不被喜爱,不问情由,迎合一波波风潮,喜欢夸张变形,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了篆书发展的正脉。相比邓石如一介布衣,吴大澂则有过辉煌的仕途经历、文治武功,所以吴氏堪称“文武双全”、忧国忧民、博学多才。其主要业绩体现在治河与保疆方面。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措施得当,造福一方百姓,在保疆方面,于整军吏、守边疆等方面多有建树外,最突出的是争得图们江口通航权。当时文士钱恂所著《中俄界约勘注》中记载了吴大澂的三大功绩。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吴大澂奏请从军。在中日甲午战争最后一战也是最关键的一战——田庄台战役中,他却从一位靖边保疆的大英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闻炮响而辄奔的胆小鬼”。随着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吴大澂1898年被降旨革职,永不叙用,境遇凄凉。时过境迁,有关政治的一切统统已被时光所掩,他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却至今仍熠熠生辉。是书法让后人记住了吴大澂。

书风只要是发自个人真实的内心,必然体现了个人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书家成长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吴大澂青少年时曾经借读于外祖父韩崇家,遍观其所藏金石碑版、图书秘本和各类拓片,日受熏陶,耳濡目染。其祖父乐善好施,好访求古人气节事,又喜购古人书画,“尤好米襄阳墨迹,得董文敏书‘米庵’二字,以颜其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吴大澂的审美喜好可想而知。其一生于翰墨之事,注定有很多机缘巧合——因避太平天国之战于沪上,得谒大收藏家吴云,尽观“两罍轩”珍藏,逐渐产生了“崇古”“尚古”的情怀。虽然其父极力反对其耽于玩好,力戒劝止,但抑制不住吴大澂对古文物所产生的浓厚兴趣。中华文化历史极其悠久,古之圣贤,文明昌盛,极度神圣,激发了吴大澂探索上古之事,追寻圣人之道的理想,发思古之悠情,以手能接触古物为福,以解读古文字为荣。更重要的一点是,吴大澂对金石文物的迷恋不是玩物丧志,而是学以致用,《愙斋集古录》中有言:“人生秦燔千数百年之后,何以能识三代文字?曰幸有钟鼎彝器款识,皆秦以前物也。人生周孔千数百年之后,何以能读周孔时之钟鼎彝器?曰幸有《经典释文》多古字书,为之证也。”

史料记载,吴大澂在三十四岁时,“始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见,辄手摹之,或图其形”。说起来起步很晚,其实吴大澂钟情篆书的种子早已在心中发芽。不独于此,在清代篆书史中,吴大澂更是一个重要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创造者。当时他生活在收藏和研究商周青铜器最为活跃的时期,收藏者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得以阅见大量的青铜器铭文及各类出土文字的拓片,为个人研习篆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吴大澂的老师吴云,便是晚清最重要的青铜器收藏家之一。另一位老师潘祖荫也是同乡,曾嘱吴大澂为之绘图摹款。由于吴大澂具有扎实的玉筯篆功夫,所以他在摹写金文时,用笔流畅、结体准确。也正因为广泛地观览青铜拓片,摹写铭文,时时亲近吉金原器,吴大澂的兴趣逐渐转向金文,成为立身之本。

吴大澂的成功,在于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写手”,而有不朽的传古功业理想,一生将崇古、藏古、传古思想付诸实践。清代金石学的昌兴,以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为滥觞,初以文字校订经史为主,乾嘉之后渐渐深入典章制度和名物沿革等研究,碑志石刻和钟鼎金文的刊布日广。不过,乾嘉以来文人虽多考释,然较少新见。在甲骨文未出土之前,致力于早期金文研究,于文字考证与器物形制等方面收获最大的,莫过于吴大澂。近代罗振玉更是说,“清代古金文之学,至吴氏而中兴”。

传古之功首先表现在辑录、撰写了诸多各类古代文献。吴大澂对所藏青铜器、古陶和古玺等器物上的文字进行训诂考证,尝试以古文物考察古代制度,探索意义非凡。《说文古籀补》乃是引用大量陶文资料而成的古文字学研究经典著作,最能反映吴大澂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学术水准,为日后辨识和解读甲骨文奠定了基础,可谓居功至伟。他在所著《古语图考》中有言:“古之君子比德如玉,非以为玩物也,典章制度于是乎存焉。”“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类似观点值得推崇。最突出的是《愙斋集古录》,乃当时的金文材料集大成之作。吴大澂的一生,浸淫于崇尚古典,传播古学的持续努力之中,除了出版自己的著述之外,代为刊刻前贤遗著,为他人著作作序以推广,绘图传拓分赠同好,手札鱼雁广为流传,在名山大川题写摩崖,泽被后世,都是其传古的具体体现。

吴大澂在文字学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奠定了个人在金石学中的领军地位。和诸多有识之士一样,吴大澂在用金石文字作为考经证史的材料时,不仅对金石的形式、制度、沿革加以研究,同时也将金石碑刻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伴随着个人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入和系统化,吴大澂书法相应地有一个积累、求索、突破和成熟的过程。对此顾廷龙有评:“写字则初作玉筯体,后学杨沂孙,再作金文。”总体观之,有一生始终保持的格调。吴大澂篆书的笔画,自写玉筯篆时起,就很光洁,不刻意以颤笔来追求古朴。

吴氏早年随陈奂学篆。咸丰二年(1852),吴大澂赴金陵乡试,拜见督学陈奂,遂师从陈学习段注《说文解字》及篆书,而后及邓石如,再上溯斯冰。《愙斋自订年谱》中曾有记载:“十六日,行抵泰安,登泰山,谒碧霞元君祠,访秦九字刻石,及唐玄宗摩崖石刻。手书‘秦松’二大字,并临琅琊台秦刻十三行。”他还将在岱庙所拓泰山残石赠王懿荣。1919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吴愙斋尺牍》收录了吴写给王的信:“廉生仁弟太史如手。去腊望日,行抵泰安,翌晨登岱顶,归至岱庙,于暮色苍茫中手拓秦石,寄呈一笑。”客观地讲,他早期个人理念尚未成熟,取法不脱时风,不过根基极其扎实。书于1887年的《说文解字建首》便是最好的见证。此书中将《说文解字》部首五百四十个字全部收录,弘一法师认为此本是识篆、习篆的入门教学工具,力荐为教材。吴大澂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早年对秦篆花过大功夫,但从不墨守成规。他中年以后,得益于接触大量青铜原器,专门致力于金文,对《虢季子白盘》《愙鼎》《大盂鼎》《段簋》《蔡姞簋》等无所不临,其中以《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用力尤深,开金文书法一时之风气,被称为“写金文为开山鼻祖”,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记:“言金文者,视为导师。”此后,吴大澂极力赞同杨沂孙的创新主张且深受影响,杨所撰《在昔篇》中有云:“秦皇蔑古,李斯献媚。小篆聿兴,籀古乃废。但尚匀圆,日臻茂美。古意渐漓,真形无几。”认为李斯破坏古法,以至于篆书日益萎靡。杨沂孙篆书虽然取法邓石如,不专守一家,由秦汉上溯商周,多以《石鼓》和金文为法,将大小篆融为一体,追求古拙。吴大澂盛赞杨“参用大小篆,意趣古雅,与俗书不同”,后来便自刻“上追轩颉、下揖冰斯”常用印以明其志。杨沂孙大小篆互参,给予了吴大澂很大启发,遂以古籀文相融而益进,将小篆和古籀冶于一炉,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形成冲和儒雅、端庄朴厚的风格。他成功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甚至是日常信札。如前所述,吴大澂的很多尝试似乎冥冥之中有某种缘分。陈奂曾以江声篆书相赠吴氏。江声给人写信札也喜欢用篆书,后来吴大澂写书函时,常以工整精绝的篆字为之,规矩整齐,别有情致,与江的影响不无关系。

概而言之,吴大澂和那个时代很多杰出的篆书代表人物一样,之所以成就突出,原因在于他知识修养的广博全面,融会贯通,不局限于一隅,尤其是和青铜器有高频接触,直接得益于拓片。毫无疑问,拓片是传播书法乃至古典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器物纹饰和铭文的摹拓,需要具备综合的文化素养。古文字的研究和书写,必须以高质量的摹拓为基础。拓本的好坏直接影响文字的释读和书写。一份精美的拓本可以准确地呈现文字的笔画、结构和精神,其审美价值和意义不可估量。吴大澂对于槌拓、钩摹、刻版等每一道程序都极其慎重,做法极其讲究,极为重视。为求精拓,他常教拓工“先扑后拭”的用墨之法。只要有时间,他都会自剔自拓,对这样的技术活,不遗余力,故而可以真实体会到其中很多精妙细节。这正是书法所需要经历的潜移默化过程,使其下笔犹如神助。

图1 集《毛公鼎》联

有了名师指点,有了大量精良的拓片,剩下来的就是注重精确度的临摹。就目前所搜集到的吴大澂篆书临作来看,金文最多,诏版有一件,小篆看不到。也许有偶然因素,但毫无疑问与其逐渐成熟的审美观点相吻合。

临《毛公鼎》(图1)只找到集联一件。不过从个人风格的形成能够看出于其中得力尤多。此幅笔画犹如浇铸,金石味极强,不刻意模拟剥蚀风化的意味,可谓直探本源。但观字形,上大下小,左高右低,欹侧取势,尽显险峻之势,将纵长端庄为主的《毛公鼎》演绎出平中见奇的风姿,看似平整,内蕴变化,浑穆天成。

临《散氏盘》有三件,节临或通临,幅式有别,风貌各异。其中扇面(图2)以圆笔书就,比较接近原貌,极为罕见,可能为早期作品。其后两件,融入了方正笔意。有意思的是,两件皆为篆书落款。第二件节临之作书写于光绪乙丑正月,即1889年,时55岁。章法疏朗,结体错落,用笔使转偶见鼓努为力之处,但功力已经很深厚,款字中所述心得,可以作为参照:“大篆中疏落奇肆以《散盘》为第一。”“疏落奇肆”点出了要害。“余手临数过,时有心得,愿与好古之士共赏之。”这当中恰好有“好古”二字,可作为崇古、传古的注脚。第三件为平生少见的通临之作,款字写道:“古文奇(趣)有逸致者以《散氏盘》为第一,临奉仲英尊丈先生指正。”整体上来看,笔法更加纯熟,全篇数百字洋洋洒洒,无一懈笔,浑然一体。

图2 节临《散氏盘》

图3 临《诏版》

图4 临《穴簠》

吴大澂篆书风格整体上以端庄、严谨为主要基调,但在不同临作之间,总是能依据各自特点而有一些微妙的调整。比如临《诏版》(图3),将方整峻拔发挥到极致,偶含一些圆意,成为方笔典型。也有专尚圆笔一路的,如临《穴簠》(图4)、《格伯簋》(图5)、《鄀公敦》(图6),尤以前者用笔放松随意,在吴大澂书风中很少见,即便是其临摹《毛公鼎》《散氏盘》等以圆笔为主要特征的经典中,也透露出方正之意。

图5 临《格伯簋》

图6 临《鄀公敦》

图7 墨拓《段簋》

图8 临《段簋》

堪称代表作有临《段簋》(图8)、《兮甲盘》(图10)。此类精严之作,正对其脾胃。临作与《段簋》逐字对照,可谓形神兼备。笔画厚实,结字以方正为主,端庄中见变化,看似寻常却奇崛。《兮甲盘》字数较多,全篇一气呵成,笔画停匀,结字疏朗,不激不厉,将金石味和笔墨味结合到最佳,圆转中略见方意,可以看出吴大澂的功力。

呈现出正常的方正一路风格的如临《师酉簋》(图11)、《师蘧敦》(图12),以平正老实示人,尤其是后者,独以隶书来署款,乃是吴大澂的独特之处,完满无缺,堪称绝配。

图9《兮甲盘》墨拓

图10 临《兮甲盘》

图11 临《师酉簋》

图12 临《师蘧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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