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慧伟,谢辉,李瑞生,李晓娟,柴燕涛,姜棋予,王志杰,杨锐创,冯帆,侯俊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a.临床研究管理中心;b.介入科;北京 100039
原发性肝脏肿瘤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 cinoma,HCC)和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HC)2个病理分型[1-2],其中HCC是主要的病理类型。绝大多数HCC患者初诊即为进展期(advancedHCC),失去外科手术等根治性治疗机会[3-4]。HCC细胞对放射治疗不敏感[5],同时具有对各种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多药耐受(multi-drug resistance,MDR)特性[6],而惟一的肝细胞癌一线治疗药物——口服多靶标蛋白激酶抑制剂索拉菲尼(sorafenib)的临床获益个体差异极大,只有25%~40%的HCC患者对其有应答,随着治疗的进展,大多数对索拉非尼初始敏感的患者也会出现耐药[7]。目前,以经导管动脉化学栓塞TACE(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为代表的介入治疗策略在肝脏肿瘤诊疗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起到延缓疾病进展,降低患者肿瘤负荷,提高生存质量的作用[8-10]。但另一方面,介入治疗也有可能作为强有力的杀伤因素,破坏肿瘤组织的构架或微环境,造成肿瘤细胞逃逸或散逸[11];或作为胁迫因素,诱导和活化肝脏肿瘤细胞中各种胁迫应答机制,发挥对治疗的耐受或最终导致复发[11]。
我们在临床诊疗中已观察到,相当比例的肝脏肿瘤患者经介入治疗后,无论是否接受手术切除,都会出现多发性甚至弥散性复发或转移[12]。这一现象严重危害患者健康,影响临床诊疗效果,但相关机制尚不清楚,也没有对接受物理性局部治疗的肝脏肿瘤患者复发、转移与侵袭等预后进行检测、判别或预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