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新疆奇台县为例

孙俊超，杨俊孝，王泰安，刘 航

(新疆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0 引言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新疆地处中国西北，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对维护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和谐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安全”连续4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关注重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提高，粮食产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粮食主产区农户的种粮积极性。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国家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现有的以土地分散经营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种粮土地荒地化，粮食种植面积急剧减少，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不断降低，农业经济难以长期持续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土地资源极度匮乏，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只有0.5 hm2左右。经营规模过小与土地的细碎化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快粮食主产区经营方向转变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效益的主要途径。

推进粮食主产区经营方向转变，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改变目前土地细碎化现状，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现阶段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农村土地流转是农地承包主体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一种经济行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在绿色发展前提下，加速推进农业方式的转变、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作物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未来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粮食安全是我国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构建稳定的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根本出路在于以适度规模化经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而农地流转作为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实现农产品供给稳步增加、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实现农地集中连片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而带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农地流转可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统筹城乡用地需求，实现农民由土地实物保障向价值保障的转换[1]，增加农户收入。而农户是农用地使用权流转最为重要的主体，同时也是参与农地流转的微观决策主体[2]。因此，农户行为直接影响了农村土地流转与未来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故本研究重点为探寻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并深究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为国家及政府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已有较多学者从我国农地流转的制度缺陷[3-6]、市场机制[7-10]、政府政策[11-13]等宏观角度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较丰富的成果。此外，从农地流转经营形式[14-15]、流转影响因素[16-19]、流转效益[20-22]等微观视角对农地流转行为进行的研究也不少。但是在所有研究中，系统地结合各宏观与微观变量对农地流转做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23-24]，因此本文从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要素禀赋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等4个方面14个指标对新疆粮食主产区奇台县进行了实证调查，总结归纳了影响干旱地区农户土地流转的新因素，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改进的建议。

1 样本区域概况

1.1 样本区概况

奇台县地处新疆东北部，地处东经89°13′～91°22′,北纬43°25′～45°29′。南与吐鲁番交界，北接清河县，西连吉木萨尔县，东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为邻。近年来随着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奇台县成为全国“优质小麦、大麦之乡”、“粮食生产百强县”、“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是新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奇台县是昌吉地区重要的农业大县，种植优势相对突出，农作物主要包括小麦、玉米、豆类、打瓜、油料作物等。2015年农作物种植面积为13.029万 hm2，其中粮食生产面积占79.58%，为10.369万 hm2，小麦与玉米分别为7.875万 hm2、2.344万 hm2。2015年奇台县累计灌溉面积874.38万 hm2，其中粮食作物灌溉面积672.40万 hm2；农机总动力51.52 kW，农业配套机械中拖拉机13923台，配套农机具16842台。近年来奇台县农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成为乌昌地区重要的农副产品加工基地，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

奇台县作为产粮大县，有较多的种粮大户和合作社，随着近几年水价、机械费用等的持续上涨，粮食种地成本提高，部分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选择外出务工，而另一部分有经营能力的农户则转入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因此促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地流转情况相对较好。本研究以奇台县西北湾镇、西地镇、半截沟镇、碧流河镇、吉布库镇、老奇台镇、三个庄子镇为调查样本区域。作为新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奇台县从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土地流转面积等方面基本上可反映新疆粮食主产区整个农地流转概况，调研数据有较强的代表性。

1.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6月对新疆粮食主产区奇台县7个乡镇农户进行的入户实地调查。为保证样本户的科学性，调查尽可能涵盖不同经济收入状况的农户、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因此，采取分层典型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样本区奇台县抽取7个典型样本乡(镇)，然后在每个样本乡(镇)分别抽取5～6个典型样本村进行调研。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获得有效问卷375份，样本有效率为93.75%。其中：西北湾镇(51户)、西地镇(63户)、半截沟镇(68户)、碧流河镇(61户)、吉布库镇(56户)、老奇台镇(61户)、三个庄子镇(15户)。在受访的375户农户中实际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共273户，占72.8%。

1.2.2 样本特征 (1)流转形式比较单一，转包为主要流转形式。在涉及到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中，主要存在转让、转包、出租、代耕4种流转形式，其中以转包形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208户，占流转户数的84.9%，而以转让、出租、代耕形式流转土地的农户分别占流转户数的8.6%、4.1%、2.4%。由此可见，奇台县流转形式相对比较单一。据调查农户和相关单位反映，转包之所以成为农户流转土地的优先选择方式，是因为这种形式不仅能够保护农户的经营权，还可以让农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具有广泛的认可性。

(2)流转合同内容简单，流转过程规范性欠缺。土地流转的约定形式不仅是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约束，同时也可以反映一地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性和市场发育程度。调查显示，在273户流转户中，没有签订流转合同的户数有160户，占流转户数的58.61%；有口头协议的农户有78户，占流转户数的31.83%；有第三方证明的农户有两户，占流转户数的0.82%；签订了非规范书面协议的农户有76户，占流转户数的31.02%。这说明当地农户对农地流转合同认知较少，为农地流转利益纠纷埋下了隐患。

2 模型与实证检验

2.1 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是受内外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奇台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户主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农户家庭的人口数量、劳动力人口数量、家庭收入，农地流转面积、流转价格水平、农户家庭类型、是否签订书面合同等相关因素均可能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把影响农地流转的自变量分为内、外部因素，具体变量及其赋值见表1。

2.2 模型选取

概率模型Logistic、Probit和Extreme value都是排序选择模型常见的估计方法，其中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的回归分析。本文中将农地流转结果设置为有序分类变量，即粮食主产区农户有土地流转行为为1，没有为0。因此，本文将采取二元Logistic模型，其数学表述式为：

y*=α+x1β1+x2β2+…xiβi++ε

式中，y*是与因变量对应的无法观察的潜变量；xi是一组自变量；βi为其待估参数；ε为服从逻辑分布的误差项。

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PSS 21.0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模型拟合优度检验指标得出，-2log likelihood表示模型的拟合优度，其值越大，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越好。该文的-2log likelihood=314.302，模型通过了似然比检验，说明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与土地的流转行为显著相关。Cox & 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反映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紧密程度，其值越大，模型的整体拟合性越好。本文Cox & Snell R Square和Nagelkerke R Square值表明了模型的整体拟合性相对较好，且Sig=0.000，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构建的二元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符合调查总体。

表2 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在众多因素中，性别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不显著可能与样本随机性有关；年龄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显著且为负，与理论假设相同，说明随着农户年龄增大会减少农地流转的行为；文化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说明文化水平越高越愿意流转土地；务农人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表明家庭务农人数越多越会流转土地；家庭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户收入越多，农户越愿意参与土地流转；农地流转价格水平、农户类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在5%水平上显著且为正，与理论假设一致，说明农地价格水平的高低、农户的兼业类型及农地流转过程规范性等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与讨论

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农户类型等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性别、家庭人口数对其没有影响。粮食主产区的家庭人口数以及能从事体力活的劳动力数量对农地流转行为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与研究区的机械化程度有关。奇台县人均耕地面积0.55 hm2，机械化程度高。根据当地农户反映，除一些简单的田间管理活动外其余的播种、收割、喷洒农药等都采用机械化耕作。因此，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程度不显著。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收入来源方式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表明家庭经济水平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息息相关。调研过程中许多农户表示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愿意转入更多农地来进行规模化种植。

农地流转价格水平与签订书面合同显著影响农户的流转行为。农地流转价格成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区农户大多因为农地流转价格过低不愿将土地长期流转出去。此外，随着近年来农户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强化，流转过程是否规范，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也成为诸多农户考虑是否流转土地的因素之一。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干预程度是造成价格差异的直接原因。政府有效的农地流转引导，既可以提高农户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高等问题的出现。政府行为如指导土地流转价格等不影响农户的流转行为，民间流转中介机构影响显著。表明政府对农地流转的宏观指导政策失效，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政府限价与实际脱节，无法促进土地流转；二是民间交易、私下交易更为便捷，相比于按照政府“程序”进行土地流转，民间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提高了流转效率。民间交易的盛行，使得流转中介组织开始繁衍，尤其是以民间土地托管所、网上交易平台等为主。此外，流转方的“人品”与被流转主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是民间交易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

3.2 建议

(1)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培训，推进农民兼业多态化。一是聚合优势资源，分类优化培育对象。重点选取生产经营型、技能型与专业服务型3种职业农民，以农广校、生态建设园区、农业企业与农民合作社为基地，分类开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使农民真正做到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为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提供助力。二是开展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户兼业能力。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要充分利用农技院校师资力量和设施设备优势，结合当地农户实际需求，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农民技术培训力度，进一步加强农民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推进农户土地流转。三是优化涉农资金支出结构，改善培育长效机制。逐步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长效投入机制，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如利用地区优势发展特色深加工企业或地区龙头企业，既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推进农民兼业多态化；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积极稳定地促进农地流转。

(2)加强农地灌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耕地产出能力。一是加快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步伐，建立农田水利工程专项资金库。抓好大型提灌站以及水网体系建设，提升水资源调蓄能力，保证大中型灌溉渠区、粮食主产区以及粮食生产基地灌溉水源有保障。二是完善小型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加快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修进程。重点对干旱地区要大力开展小塘坝、小水池、饮水渠道等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来收集雨水，提高灌溉保证率。同时要对老化失修，渗漏严重的水库、渠道、管道抓紧修缮，以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保障农业灌溉供水量。三是加速推进中低产田的改良，实施沃土工程。对盐碱地、坡耕地、渍涝地进行重点改造，完善采取保土保肥和耕地质量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升土地的持续产出能力，要因地制宜，采取以改良、修复等技术提升水肥资源利用率，防止土壤污染和退化，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3)加强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培育，推进流转行为规范化。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流转市场化改革。各级政府应当充分加强农地流转风险防范，建立风险防范、资格准入审查、流转用途监管、流转退出机制，实现农地流转动态监测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保障机制，建立价格评估机制；落实土地流转备案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调处机制。同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不断完善优化各项土地流转服务，从多方位、多渠道收集汇总农地流转信息，并对信息进行严格核对，剔除不实信息和过期信息，通过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体介质对相关农地流转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广大农户进行发布，以确保农户获得的农地流转信息的实效性与精准性。近年来土地流转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和健全，农用地流转市场化成为必然趋势，因此政府的职责是做好宏观调控，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法律法规以及产权制度，确保农民权益，保证农地流转市场有序发展。二是鼓励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发育，建设农地流转合法交易平台。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发现其中影响农用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是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因此要规范流转中介组织的行为，提高其在农户中的信赖度，充分发挥土地流转中介的专业优势和媒介作用，减少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促进农用地流转。三是完善农地流转法律法规，实现流转行为规范化。强化政府对流转市场的把控与管理，严格执行合法、规范的流转程序，使用统一规范的流转合同，不断完善流转市场的管理体系，对农户农地流转前、流转中以及流转后存在的各类纠纷、疑问进行及时的处理和解答，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在流转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严厉打击侵犯农户土地权益的一切行为，积极维护农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农户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地流转中，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配置效率；通过规范流转市场、完善管理体制来促进农地流转市场。鼓励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将农地向农村合作社、种植能手或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通过政策优惠制度鼓励生产规模中等的农户成立或加入农村合作社，有利于各项农业生产资料的整合以及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快速高效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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