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人鲸之缘

马之恒

鲸类是哺乳动物中选择重新回到海洋生活的一支。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鲸类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演化出适合水下保暖的肥厚脂肪以及相对庞大的体型，而这却让它们成了人类眼中上佳的猎物。

随着人类制造武器和舰船的技术不断提高，捕鲸者与鲸类之间的竞争不再“公平”。曾经是全球产业的商业捕鲸活动，造成了多种鲸类数量的锐减。这一段血腥的“人鲸之缘”，被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和中国的大连自然博物馆所珍藏。

选择海洋的庞然大物

即使是在科学类博物馆林立的巴黎，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也仍能跻身翘楚之列。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乔治·居维叶等一批生物学家的工作，使巴黎成为世界生物学研究的中心。伴随着法兰西探索与征服远方土地的脚步，越来越多的生物标本被送到了巴黎，而且其中不乏罕见的珍品。

因此，为它们找到安全又体面的栖身之地，就成为法国生物学界的共识。1793年，在巴黎拉丁区的东南角，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的第一座馆舍拔地而起。它紧邻1626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下令兴建的教学药用植物园，收藏现代动物标本和古动物化石。在此之后，另一些展示和科研建筑物，陆续在这座“大院”中问世，让这里最终形成了包括演化馆、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馆、矿产与地质学馆、巴黎植物园（即药用植物园）及其附属动物园等机构在内的博物学展示与研究群落。它们又与巴黎万塞讷森林动物园和夏乐宫里的人类学博物馆等机构，组成了庞大的自然史博物馆联合体。

在演化馆和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馆里，我们都能找到一些关于鲸类的珍贵收藏。事实上，参观者在进化论馆里最先看到的展品，除了门口的几具大型猿类脸部特写的金属雕塑以外，便是须鲸骨架的标本。这些鲸骨被装架成颇为飘逸的样子，好像巨鲸正要潜入更深的海水中。透过装在玻璃走廊上的观察窗，参观者就可以近距离观看鲸骨上的一些细节，比如已经变得像鱼鳍的前肢，以及用来滤食的鲸须。

得益于海水的浮力，鲸类很快拥有了比陆生的祖先更大的体型。但置身于海水中会让鲸类的身体容易失温，作为恒温动物的鲸类必须摄入足够的能量来保持体温的恒定。因此，如果通过以牙齿切碎食物再咽下消化的方式进食，鲸类的体型就存在一个被进食效率或者说消化系统的“流量”决定的极限。今天体型最大的齿鲸抹香鲸，就逼近了这个极限。

另一些鲸类则演化出了更为高效的进食方式，那就是放弃了牙齿，使用鲸须这种全新的身体结构，来滤食磷虾等小动物为生。这样的改变让它们拥有了更大的体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须鲸和第二大的动物长须鲸，都是须鲸“家族”的成员。

骨骼记录的猎杀历史

17世纪时，随着捕鲸从单纯的渔猎活动演变为一种产业，在越来越完善的大帆船和专业化的捕鲸武器与团队面前，无论是须鲸还是齿鲸，都面临着越来越艰难的生活。受制于船舶的速度，最先遭到捕捉的鲸类，要么游泳速度偏慢或者动作笨拙，相对容易赶上；要么具有独特的商业价值，值得捕鲸者花费一些时间，并且承担鲸类反抗的风险，来赚取更高的商业利益。

在演化馆的海洋动物标本展区，幽暗灯光下的一角鲸长牙，就见证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雄性的一角鲸拥有一根像骑士长矛般的“角”，那其实是一颗特化的门齿，既是挖掘底栖生物的觅食工具，又是同类间竞争时的武器。但在法国等西欧国家的上流社会看来，这根“角”看上去就像神话动物独角兽的角，因而一定拥有化毒和保健的神奇功效。于是，他们怂恿北欧国家的猎人捕捉一角鲸，令这种笨拙的动物数量锐减。而今，面对早已衰落的一角鲸种群，人们只有在博物馆里忏悔当年的野蛮。

而在“大院”另一端的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馆里，一层的比较解剖学展区里，也有丰富的抹香鲸骨架收藏。当时间进入19世纪，商业捕鲸迎来了高峰期，并且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产业，而抹香鯨则是捕鲸者喜爱的猎物之一。这种体肥力壮的动物性情刚烈，难以捕捉，但可以收获丰厚的鲸肉、鲸骨和鲸油。而且，抹香鲸呈长方体状的头部，可以提取珍贵的鲸脑油（鲸蜡），这是制作化妆品的重要原料；有些时候，抹香鲸的消化系统还会分泌珍贵的龙涎香，对法国著名的香水业同样不可或缺。而今，凭吊当年留下的骨架，还有上面的伤痕，人们可以读出许多珍贵的信息。人类的捕鲸武器，令这些曾经处于海洋食物链顶端的巨兽也面临致命的威胁。

标本见证时代的变迁

持续几个世纪的商业化捕鲸，极大地破坏了很多鲸类种群，也扰乱了海洋的生态。作为遨游于广袤大洋中的大型哺乳动物，鲸类从出生到成年需要漫长的时间；而当物种的数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孑遗的鲸便不易找到配偶，从而令种群恢复的效率进一步降低。

面对以往猎捕的几种鲸类种群萎缩的局面，捕鲸者的选择却是更换捕猎的物种；机械动力船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完善，为他们提供了榨干这最后一份资源的可能性。于是，捕鲸业在20世纪反而迎来了“复兴”。那些游泳速度比较快，在帆船时代不易被追上的鲸类，撑起了这一段“成色”不足的“黄金岁月”。1986年，随着相关国际公约生效，商业捕鲸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成为历史。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停止了本来就规模很小的捕鲸业。

在中国，大连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捕鲸传统的城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的水产公司曾经在黄海北部，进行了猎捕小鳁鲸和长须鲸的尝试。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第一艘大型捕鲸船元龙号也部署在大连，并且最终见证了现代中国短暂捕鲸时代的结束。

而今，在城市西部的海边，欧式风格的自然博物馆里，人们可以走进最具特色的海洋动物展厅，通过几头鲸类标本，了解这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变迁。展厅里重达66.7吨的黑露脊鲸标本，便是1977年由元龙号自黄海北部捕捉而来。而在它旁边，体长18.4米的长须鲸标本，则是1959年使用老式捕鲸船进行试捕的成果。

随着中国停止商业捕鲸，并且将所有鲸类列为保护动物，不幸搁浅并且抢救无效身亡的鲸类，成为博物馆标本的新来源。由于身体早已适应了水的浮力，鲸类一旦搁浅，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体重压垮；它们虽然使用肺来呼吸，胸廓却会在重压之下变形，给内脏带来致命的伤害。20世纪90年代，一头灰鲸和一头抹香鲸的标本被送进了博物馆，它们便是因为搁浅而不幸失去了生命。

这两头鲸悲剧性的结局，指向了一个更为引人深思的话题：尽管停止了商业捕鲸，但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是否已经给鲸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扰动？人类排放到海洋里的种种污染物，以及船舶产生的噪声，都是幸存的鲸类需要面对的难题。正如人类不可能在枪弹击中身体前夕演化出防弹的皮肤，鲸类也正面临着自从出现在地球上以来最为巨大的变局。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需求，与海洋动物的生存之间的平衡，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