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口述：国民党为何打不过共产党?

文/缪平均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一直是人们的一个热点话题，晚年的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

张学良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忘怀。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了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谈信仰：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用各种方法向党员加以灌输，但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

张学良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说靠军官之间“彼此的感情”维系，而“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意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蒋介石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以上几点共产党正好与国民党相反，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呐，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官，兵也是这样子！”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几万里长征，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还回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

谈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知道了民众的意思，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共产党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谈权利：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4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作打油诗。”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张学良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事完了，警察清理现场，看见一个人吓得坐在厕所地上，警察问他，他说自己是中央委员，把证件扔马桶里了，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谈公平：南京政府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

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开始时，“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中央很不讲理。”

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后来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不仅张学良发现，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谈用才：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张学良认同对蒋介石“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的评价。张学良认为，“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奴才没有人格，只要满足了个人利益就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会说小话的人，“他用陈诚，戴笠，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