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干的秘密身份

陈凯

解放前，李承于长期从事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看加入永利化学公司任协理兼南京永利錏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全国政协代表、委员.之后任全国人大代表、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等多个重要职务。1959年1月病逝，生前从未公开其中共秘密党员身份，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195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16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计量局局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李承干先生，因病于1959年1月15日下午十时五十分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1月18日，在北京嘉兴寺举行公祭，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主持，李维汉、黄炎培、陈叔通、习仲勋、李烛尘、侯德榜等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送了花圈，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历来敌、我、友界限严明，建国初期，党内传统是互称“同志”。李承干有着民主建国会领导人的身份，显然是“友”，不是中共党员，被称“先生”是很自然的。病逝后举行公祭的规格相当之高，表明是对李承干生前所做贡献的肯定，生前与身后是一致的。

李承干，字直卿，清光绪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88年7月7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镇，家境小康。六岁入私塾读书，时达七年。清末，朝廷腐败，维新思潮涌动，一批有识之士怀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创办新式学堂，少年李承干入湖南省立实业学堂学习。其时，正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影响扩大，另一位民主革命先驱黄兴正是长沙籍人士，其创建的“兴华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与孙中山之民主革命理念亦相吻合。这种大环境无不对李承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激励着他“实业救国”的志向。

机缘巧合，1905年李承干获得官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毅然回国加入黄兴率领的革命军，同清军作战。民国改元，1912年李重返日本继续完成学业。次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又经一年多的实习，1917年底始归国，此时则已是近而立之年了。

兵工专家的非凡生涯

李承干回国后经历了数年的职业转换，1927年进入南京金陵制造局，至1947年去职，有着长达20年的兵工生涯，在这七千多个日日夜夜中经历颇不平凡。

金陵制造局是晚清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创办，其前身为上海洋炮局，后迁往南京，更名金陵制造局。十九世纪末，員工已发展到1100余人，具有了相当规模，可生产多种枪炮，曾经兴旺一时。辛亥革命后，因北洋军阀势起，局势陷入混乱，生产时断时续。

李承干进厂时，工厂仍有近千人，李先后任工务科科长、工务处处长，因工作出色，1931年升任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励精图治，除弊创新，善于发现和团结人才，从管理制度、创新产品、改良工艺、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等多方面着手改善，从193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工厂修建新厂房5万平方米，添置大量设备，工人达2300余人，产品16种，为员工建造宿舍、医院、子弟小学，该厂职工的工资待遇高出其它工厂一、两倍之多。

灾难深重的中国，彼时正处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统治下，早已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九·一八”吞并我东三省后，继续窥视华北乃至全中国，狼子野心日益暴露。1937年，李承干未雨绸缪，在兵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在5月5日全厂举行的军训入伍仪式大会上，李承干发表讲话，鼓励职工为国忘私，同心同德，奋力捍卫祖国。不久，“七·七事变”爆发，金陵兵工厂多次遭到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损失惨重。至9月24日，兵工厂的子弹厂首先奉命西迁，撤往大后方。11月于重庆置地建厂，直至1938年2月，全厂西迁基本结束，3月即在新厂复工，其速度之快，堪称奇迹。自此，金陵兵工厂也奉命改称（兵工）第21工厂。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兵工企业合并、调整，在日寇投降前，已发展成拥有3000多部机器设备，14300多名职工，是大后方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战时陪都重庆，是遭受日寇飞机轰炸最重要的目标之一，21兵工厂更是其中的重点，仅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间，便遭受轰炸14次，死伤职工40余人。同在大后方的李承干昔日留日同学郭沫若，受邀为兵工厂创作了《厂歌》歌词，请著名作曲家贺绿汀谱曲。“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同志们！猛进！猛进！”厂歌鼓舞着广大职工，振奋起昂扬的斗志，加紧武器的生产。有资料统计，自1938年至1945年，21兵工厂生产各种枪支32万余支（挺），炮弹近400万颗，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李承干主政兵工厂，以厂为家，勤奋实干，清廉自律，因其业绩突出，曾受到多次嘉奖，包括国民政府颁发的四枚奖章、勋章，以及蒋介石的“条谕嘉奖”等。

1941年，蒋介石发动反共的“皖南事变”，在此前后即下令，兵工厂职员须一律加入国民党，厂长任党部指挥员，否则免职。但李承干拒不执行，声言自己是技术人员，不参与政治，宁可不当厂长，也不加入国民党。蒋介石为此曾请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也是李承干敬重的老师张继多次相劝，李初衷不改。加之有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也未加入国民党的先例，蒋介石最终同意技术人员只要笃信三民主义，可以自由入党，方才破解了僵局。李承干的政治倾向其实早有端倪，他允许厂内图书馆订阅中共的《新华日报》；厂内中共地下党员遭遇被捕危险时，他立即将其开除，实际是保护其尽快脱离危险境地。

李承干重视职工教育，1939年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有学员百余名，实行半工半读，李亲自兼任校长。转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技工学校，定为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即现重庆理工大学前身），培养了大批军工人才。

1946年4月，李承干调升兵工署副署长，仍兼21厂厂长。鉴于内战爆发，1947年3月辞去兵工厂厂长一职，同年7月以兵工署副署长身份赴美国考察。

投身永利化学公司南京錏厂

永利化学公司是著名实业家范旭东（1883-1945）所创办，另有其创建的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统称“永、久、黄团体”。范旭东一向认为，盐、碱、酸是化学工业的基本产品，精盐、制碱已经有了，还要把“酸”补上。遂决定选址南京卸甲甸建设永利硫酸錏厂（硫酸錏即硫酸铵），主要生产化肥，1935年5月开建，1937年2月投产，从筹建赴美国请专家设计，到购买设备等，皆由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操持。后来由范旭东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窗好友傅冰芝主持厂务。纽厂也经历了抗日西迁、胜利复工的艰苦奋斗过程，而厂长傅冰芝却积劳成疾，于1948年病逝。

侯德榜（1890-1979），留美博士，以“侯氏制碱法”名闻世界。1945年10月，永利创始人范旭东逝世后，侯德榜出任永利公司总经理。1947年，侯因公抵达美国处理公务，恰遇李承干也在美国考察，便动员李承干担任錏厂厂长一职。李承干最终同意，1948年8月，李承干到职錏厂。

此时，解放战争局势已趋明朗，全国解放已是胜利在望。李承干在这种情况下到厂任职，当即发表《敬告錏厂同人书》，称赞“永利团体所特有之一种坚韧苦干精神”，表示愿与全体同仁一起“发展实业，服务社会”。

国民党政府鉴于形势日趋紧张，已在准备南撤。錏厂中共地下党此时已成立一年多，支部委员李文范曾问李承干是否撤出南京？李承干明确回答：只要我在厂一天，就要维持一天，工厂不能解散。厂方已筹款采购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做应急准备。12月19日，工厂成立“同人互助会”，以“职工团结，劳资合作，护厂保家，共渡难关”为宗旨，李承干担任名誉会长，所有这一切都为护厂奠定了基础。1949年1月，国民党封锁长江（錏厂位于长江北岸），李承干因公去上海永利公司总管理处。在我军渡江战役打响前，毛泽东曾致电前线，指示“对永利錏厂不能强攻，如果毁坏了永利，就是毁坏了半个南京城”，从而使钮厂得以保存。直至4月21日南京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厂，錏厂安然度过了“孤岛的日子”。不久，李承干应召前往北平。

自由职業界民主人士

1949年9月，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重要文献》的名单中，在“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一栏下，“李承干”大名赫然在目。李承干在政协颇得重视，他是政协“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0月1日，李承干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9月5日，李承干作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2月8日，出席了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又被推选为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委员、副主席。1950年10月，李承干被选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1月，又任南京市建设委员会主任。

1954年9月，李承干作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诸多社会政治活动中，李承干于1951年6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其后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他还是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央执委。

1955年1月，国家计量局成立，李承干被任命为首任局长。

中共地下党员之“谜”

多年来对李承干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一直存疑。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大辞典》中明确肯定，李承干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秘密加入共产党”。

然而，这一确认的得来却十分曲折，而且至今仍有谜团未解。《李承干传》一书作者郑洪泉，对此有过综合性的表述：根据李维汉同志1982年3月9日《复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组函》所称，（李承干）“在重庆做兵工厂厂长时，已是党员，何时加入，我不记得。1946年春夏间我在重庆同他谈过话”。但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1988年8月9日函称：“我部文书档案中没有关于李承干党籍的材料”。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函，对此亦称：“我部所有档案中无此记载”。

另据原南京永利錏厂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工会宣传部部长、国家公安部离休干部汪春耀提供的材料称：“抗战后期，他（指李承干）在重庆曾多次秘密去中共代表团驻地，受到董必武、李维汉的接见，后来成为受李维汉直接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而在国家计量局上世纪50年代《干部登记表》的“社会关系”一栏里，李承干填写有“与董必武、李维汉是朋友”。

中共党员在入党誓词中，多有“严守党的秘密”一语。特别是秘密党员，因工作需要，会终生严守秘密，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李承干作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诸多细节，随着同时代知情者的陆续辞世，或成无解之“谜”，而从党的历史看，这并非孤例。但本节开头引用《湖南大辞典》的说法，应当就是可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