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叶挺（上）

○童志强（上海）

1924年9月初，赴欧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共旅欧支部的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10月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周恩来抽调大批中共党员和工农青年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1月，因准备随军东征，周恩来改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这是中共党内最早成立的领导军事工作的部门。1924年7月，由保定军校毕业、从粤军第一师被挑选担任大元帅府警卫第二营营长的叶挺，经孙中山批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在当年12月1日旅莫中共支部第八次大会上，叶挺由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叶挺与聂荣臻等30多位同学被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同年9月，因国内工作需要，叶挺结束在苏联的留学回到广州，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接受周恩来领导。从此，周恩来与叶挺心心相印，结成了长达20年的革命友谊。

周恩来为叶挺受到不公正待遇伸冤

1925年11月，为准备北伐，周恩来在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亲自指导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和周士第分别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受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过问独立团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并亲自编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经常听取叶挺的汇报并予以指导。独立团全团3个营9个连的营连长和直属队队长全由共产党员担任。从而使独立团变成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奉命担任北伐先遣队，周恩来召见独立团连以上干部，要求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在国民革命中起先锋模范作用，殷切希望独立团能够多打胜仗，饮马长江。独立团冒雨兼程，进入湖南，于6月5日攻占攸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此后，独立团攻醴陵、占平江，连克泗汾桥、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直抵武汉，受到民众的称誉，第四军荣获“铁军”光荣称号。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叶挺率领所部，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一边，毅然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叶挺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并受命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后因起义失败，辗转抵达香港。

12月10日晚，在广州起义几小时前，叶挺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鉴于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叶挺提出将起义部队撤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正确意见，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指责。起义的第三天，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环境越发险恶。为保存革命力量，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当机立断，组织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1928年1月1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广州起义问题。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的决定，于1月18日和25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省委指示信，指出省委会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省委会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时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去，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的困难，是一个极不正确的指导和估量。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南昌暴动是结束了国共合作的最后一幕，广州暴动则开创城市苏维埃政权在中国第一次实现!”

同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在省委扩大会上，他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未能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未及时撤退转移农村。同时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批评，并宣布撤销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

不久，叶挺经香港、马来亚、日本转赴苏联。在苏联，他忍受不了“政治动摇”的无端指责，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从此脱离党组织。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周恩来提议叶挺改编新四军并亲自调解叶、项矛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周恩来与蒋介石自1927年分道扬镳后在西安古城再度握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1937年2月到7月，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两党关系、陕北红军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西路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等问题先后进行了6次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上述各次国共谈判。

在谈判中，对中共长征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的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他拒绝承认中共在南方的武装力量，坚持要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编遣”。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全面抗战爆发，形势发生突变。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蒋介石邀请飞抵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在南京，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国民党仍坚持由他们派人改编和领导中共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

接着，周恩来到上海，在新雅饭店会见了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的叶挺。自南昌起义后在香港分手至今，两人已暌违十载，此次见面，分外高兴。擅长处理谈判棘手问题的周恩来考虑到叶挺或许是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来改编南方红军的初步设想。叶挺回国本意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何况又是领导中共的武装，因此，对周恩来的建议欣然答应。他向周恩来提出，改编后的部队沿用北伐军第四军的番号，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北伐时期老四军的光荣传统。此后，叶挺便开始通过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中的朋友积极运作以促成此事。

淞沪抗战的爆发，大大地推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进程。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1月初，叶挺赴延安同毛泽东会谈，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书记并兼新四军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军部由汉口迁南昌。在叶挺的努力下，何应钦很快核定新四军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诸问题。同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歙县岩寺。在军部统一指挥下，所属4个支队迅速集结沿长江南北向东挺进，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的序幕。

1938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左起：周子昆(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长)、叶挺、项英、曾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

新四军组成后，叶挺虽然名列军长要职，但因非中共党员，故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掌握在项英手中。这本是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使然，无可非议。唯其如此，对项英而言如何做到尊重叶挺，团结叶挺，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从新四军集中开始，在部队发展方向的问题上，项、叶两人就产生了矛盾。叶挺认为部队应由岩寺经泾县出南陵，然后东进向苏皖边及苏南茅山地区从事游击；项英则认为“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故部队不宜全部出动”。

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了叶、项之间存在的矛盾。在5月4日给项英的指示中，他除了对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略作出布置外，在最后特地叮嘱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实际上是提醒项英要尊重叶挺，把他当“同志”，不能视作外人而处处猜忌、防范。叶挺婉转地向长江局提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共中央接受了长江局的提议，于1938年6月9日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之”。然而该委员会成立后形同虚设，叶挺的处境并无多少改变。

1938年8月下旬，叶挺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要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正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然叶挺去意益坚。10月中旬，他去上饶当面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请假。10月21日，他又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辞职。

叶挺辞职后径赴香港。项英认为此事已无法挽救，建议“直接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任人”。11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复电项英，否定项英另换军长的意见，认为“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蒋介石则企图借此大做文章。他对中共明确表示，因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外派人去担任军长，并就此事向周恩来频频施加压力。

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对此事高度重视，迅速致电在皖南的项英，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在香港的廖承志，坚决反对国民党另派军长，要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指示：“在周与叶的谈话中，应确定叶之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周恩来敏锐地看出叶、项矛盾的症结所在。1939年1月8日，他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了解决此难题的原则意见和具体建议：“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周恩来的建议为党中央全盘接受。1月10日，中央书记处电复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同时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

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与叶挺开诚布公，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叶挺深为感动，向蒋介石收回了辞职要求。延安对周恩来的斡旋非常满意，认为周有皖南一行之必要，一是陪叶挺回去，以当面解决矛盾，确立有关制度；二是正确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敦促项英落实新四军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偕同叶挺抵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周恩来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议和干部大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全面贯彻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发展华中的指示，对新四军提出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周恩来还专门向军部领导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和工作的指示。他在批评项英时特别指出：“叶挺是一个好同志，而且很有军事才能，像叶挺这样的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经过周恩来的调处，项英与叶挺的矛盾暂时有所缓解。3月14日，周恩来结束对新四军的视察。

周恩来向国内外揭露“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兵力的围攻。新四军将士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近千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谈判被扣，身陷囹圄；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下落不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皖南新四军几近覆没。

在事变尚未结束的1月1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刘斐交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军撤围让路。张冲13日打电话答复周恩来：“何应钦已与顾祝同通话。”“现已与新四军电台失去联络，要中共立即催新四军与之联络。”

15日下午，张冲再次电话告知周恩来：本日11时半何应钦、刘斐同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事。周恩来要求，必须保证叶、项安全。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取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同时，国民党当局乘势调动重兵向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和豫鄂边区李先念部进攻，从而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

1月17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怒不可遏，立刻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又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

当夜，周恩来奋笔挥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

1941年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几乎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过，由于国民党对舆论的严密控制，重庆各报所登都是清一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唯有中共《新华日报》拒绝刊登蒋氏文告，并在第二版、第三版分别刊出周恩来关于皖南事变的题词和诗句。

1月18日这一期《新华日报》的内容和消息在山城不胫而走，报纸销量由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每份报纸被报童增卖到5角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隆基曾回忆说：“这件事震动了全国人民。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和在野党派的领袖，就奔走相告，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这将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为了驳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谈话，向国际舆论界公布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请叶剑英组织中共南方局军事组以及有关人员，突击一个通宵，于1月19日凌晨写出6000余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重要文章，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以传单的方式赶印出来，迅速传送给中外各界人士、普通群众，甚至国民党军政要员手中，还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侨胞，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华日报》上周恩来的题词

此外，周恩来还通过德国朋友王安娜女士把皖南事变真相转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卡尔将周恩来请到家中了解事变详情以转报本国政府。周恩来又通过美国朋友卡尔逊和斯特朗女士在美国公布了皖南事变有关材料。英、美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美国政府还宣布暂停财政援助，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周恩来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时，对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作出了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定，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题图为1939年春，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政委、副军长项英 （左）合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