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江志伟

2018年5月5日，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5月4日，中国在北京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话语掁聋发聩！去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在这部深受世人喜爱的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位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被马克思称作“中国理财官”，他就是安徽歙县人王茂荫。

王茂荫何许人也？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之后，历任清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职。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著有《王侍郎奏议》一部传世之作。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货币”问题时，以第83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清朝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资本论》是怎么提到王茂荫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83条注释中是这么提到王茂荫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申诉。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马克思以此注的文章段落是关于“货币”问题的：“这种货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凡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货币信用的自然根源是货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关于这段涉及王茂荫的注释，有几件趣事：一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此一位引起世界关注的中国财政官员的名字，直到1930年在中国还鲜为人知，甚至北京的经济学专家陈启修教授在他的《资本论》中文译本中竟把“王茂蔭”的名字误译成“万卯寅”。另一件是由于对王茂荫和他的钞币主张事迹毫无了解，致使中文译文本版本不同。我们这里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的中文本。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当载有这条有关王茂荫注释的《资本论》德文版1864年出版的时候，王茂荫本人正躺在安徽歙县义成村“天官第”故居的病榻上，翌年辞世，估计他是没能获悉这桩美事的。

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

马克思提到的王茂荫的那个“奏折”，是王茂荫于1854年3月5日以户部右侍郎的名义再次向咸丰皇帝上的一个题为《再议钞法折》的奏折，因为之前，咸丰皇帝没有采纳于1851年9月2日上的《条议钞法折》中提出的“建议发行钞币”的币制改革方案，导致通货膨胀、民间混乱。他只得再上奏折提出第二个包括四项建议的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建议政府“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制止通货膨胀。结果这个方案不但又被拒绝，还被指责为只知“专利贾”而“置国事于不问”，遭受“严行申饬”。

马克思是怎么知道王茂荫的“奏折风波”的呢？从《资本论》中可以知道，他是从出版于1858年的柏林德文版《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获悉的，这个德文版本是由卡尔·阿伯尔博士和阿·梅克伦堡这两位德国人从俄文版译成的。这部书的俄文版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刊》，记载有关于王茂荫的这个奏折风波的《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即为该书4卷29篇文章中的一篇，收在第3卷中。

《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的作者，是帝俄驻北京公使馆的叶夫拉姆皮。这篇文章用俄文直接从中文版翻译《再议钞法折》和咸丰皇帝《三月初八日上计谕》的内容，然后以评述的笔调叙述了王茂荫其人与奏折风波的情况。这篇文章被帝俄驻北京公使馆的修士大司祭巴拉第编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刊》一书中，他当时是这套书的发起者和主持出版者。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茂荫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应该归功于巴拉第的发起和收编，叶夫拉姆皮的撰稿和译介，卡尔·阿伯尔和阿·梅克伦堡的从俄文翻译成德文，不然马克思是无法知道王茂荫货币观点以及奏折风波的。

是谁最先倡议研究王茂荫的？

中国最先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是郭沫若先生。他第一篇倡议研究王茂荫的文章《〈资本论〉中的王茂荫》酝酿于1936年6月，写作于同年10月19日，发表于12月25日，写作地点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寓所中。当时郭沫若因发表讨蒋缴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受蒋介石的通缉，只得于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回到祖国。旅日十年间，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给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并从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中发现了王茂荫从而进行“关于王茂荫的探索”（郭沫若）。这段时间郭沫若关于王茂荫的探索硕果大致有这么几个：其一，撰写出《〈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再谈官票宝钞》，分别发表于上海左翼文艺刊物《光明》1936年第3卷第2号上，拉开了中国王茂荫研究的序幕;其二，经过对《东华续录》等典籍的研究，考证并纠正了中、日《资本论》译者关于“王茂荫”名字“王卯寅”“王猛”“王孟伊”等讹误，还王茂荫之真面目;其三，经过对文物和史料的研究，提出了对于“官宝钞”等的独到见解;其四，发出了研究王茂荫的倡议：“我想借此以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经济史的学者们，希望他们有资料之便的，多多做点整理工作”，并引起了迅速而可喜的社会反应。

王茂荫故居现况如何？

王茂荫的故乡安徽省歙县现在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他的故居就在歙县雄村乡义成村的义成街上，乘汽车可以直达，因为徽（州）杭（州）高速公路正好从义成村边经过，徽杭高速公路的路牌上，就有“王茂荫故居”的示意。

王茂荫故居建于清代中叶，是在王茂荫手上建造的，他将其命名为“天官第”。据村里人说：那块一直高悬于门楣之上的“天官第”巨匾在“文革”中不翼而飞，到现在还未找到。但这故居当年对于王茂荫来说是情牵梦萦之地，因他“京宦三十年，未尝携眷属”，故乡省亲，必然频仍。同时，晚年抱病返乡处理母亲丧事后，不久也在这儿惜别人间，葬于离此不远、逆江而上的岑山渡玉子山上，坟墓朝向遥对故居大门。

2016年，歙县将王茂荫故居纳入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对上争取资金近200万元，对“天官第”和“敦仁堂”进行保护修缮，以原汁原味的徽派木工风格，复活徽州古宅的灵魂之美。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