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日子

王一，原名王淑蓉，190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1926年到武汉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3月，在中共汉口三区委员会机关任干事，由向警予、曹祥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保留革命骨干，1927年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习惯上仍叫“中山大学”）学习。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同时改变国籍，成为苏联公民。1930年，因受王明路线迫害，被分配到苏联伊尔库次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城沙河大门金厂任工人指导员，该厂工人多为去“淘金”的中国劳苦大众，经过艰苦工作，组织培养了一批干部。1932年调任苏共伊尔库次克边疆党委《突击报》（中文版）编辑部责任书记，发表了大量文章。1934年底，在赤塔党校东方班任教员和主任。1935年4月，王一等25人被苏共中央派到新疆，做军阀盛世才的工作。王一化名高秀影，持华侨护照，在乌鲁木齐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兼小学部主任，后任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1938年8月，奉苏共中央之命调回苏联，考入伊尔库次克医科大学学习。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伊尔库次克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医院工作，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院长，并担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被苏联授予“1941～1945年光荣劳动”银质奖章。

在莫斯科时，王一与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任岳结婚。1952年王一夫妇等多人，经中苏两党协商调回中国。王一任卫生部北京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务主任。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工作组。1958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任防护医疗所主任、职工医院院长、北京中华医学会理事。王一努力钻研放射医学，翻译了许多关于医学方面的俄文著作，积极组织放射损伤的研究工作，成为造诣很深的核防护专家，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2年离休，按副部级待遇（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2001年11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从1921年起，一批一批有志的中国青年陆续去到苏联学习，第一批赴苏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以及任岳等，他们先到东方大学学习，以后又陆续从国内派去几批学习，1927年赴苏的人数最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坐火车用了12天。听同学们讲：1921年那批来莫斯科求学的学生，整整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才到达。因为当时缺煤，火车运行是靠燃烧木柴作为动力的，在运行时，要边停边伐木柴来补充燃料。在漫长的旅途中，生活非常艰苦，也非常寂寞，有些曾去过苏联的老同学，给我们讲十月革命的战斗历程，教我们唱苏联革命歌曲，教我们识俄文字母。一天，火车停站时，一个男同学提着水桶，下到站台去打开水。由于天寒地冻，不慎滑倒在地，被另一辆开来的火车压断了一条腿，大家急忙把他抬到附近的车站医院去急救，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但却安上了假腿。

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已经是严冬了。中山大学原是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开办的。我们进校时，校名已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同学们仍然照习惯称它为“中山大学”。先期去的同志很快掌握了俄文，为我们这些刚到的同学当翻译，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大衣、帽子和一套外套，还有皮鞋、内衣和其他生活用品。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生证，记有俄文姓名、性别和年龄。我的苏联姓名是卡斯萍娜·塔吉雅娜·帕夫洛夫娜。这样，我便成了中国籍的苏联人了。我们这些同学，每四五十人分成一班，我分在第四班，与帅孟奇同志同班，任岳同志这次分在翻译班，任岳同志曾在1921年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这次党中央派他来学习军事，所以暂时分在中山大学翻译班等待重新分配。

十月革命胜利才十年的苏联，百废待兴，工业、农业还没来得及恢复和发展，缺煤缺电，冬天不能取暖；面包靠配给，就连能填饱肚子的马铃薯，也不能随意买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可是，为了支援中国革命，苏共中央仍然为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学校有美丽的校园和宽敞的教室、宿舍，文体设备也比较完善，冬季有滑冰场，夏天有游泳池，假期中还可以到黑海旅游圣地去疗养。学校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个大食堂，每天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按时供餐。西餐供应白面包、肉、蛋和小菜。为了适应中国学生的生活习惯，还经常更换大米饭和面条。这样优厚的条件与国内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928年年初，我同任岳同志在互助互爱的基础上结婚，搬到另外的宿舍里。任岳同志在军事学院轮流学习过炮兵和工程兵课程，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曾在北伐军里和苏联顾问们一同有过战斗经历，萧劲光同志分在列宁格勒的軍政大学学习。

在这批来莫斯科的同学中，有中共党员、团员和非党的积极分子，学校支部局书记是王明、校长是米夫。那时学校支部局决定，所有中共党员学生，都改转为联共候补党员，而其他从资本主义国家来苏学习的共产党员，却都转为联共正式党员，这个决定引起很多中共老党员的不满。米夫虽然是校长，但学校大事都由王明一人说了算。王明专横不讲民主，拉帮结派，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情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在教务处工作的中共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对王明的错误作风进行过批评帮助，王明就怀恨在心，诬指他俩组织反党的封建团体“江浙同学会”，使一大批同他俩接近的江浙籍同学都受到株连，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王明在中山大学同学中很不得人心。1929年秋，在全校近400名党团员的强烈要求下，召开了大会，讨论支部局的工作路线。在会上，忠于王明的一派拥护王明继续当支部局书记，另一派极力反对。会议开了十天，得不出结果，特别是在讨论教学大纲时，没有把中国革命低潮时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列入大纲，学生们把主张列入大纲的签名议案呈交支部局（我也签了名），却不予讨论。

1929年，正是苏联国内进行反托洛斯基派斗争的高潮，也影响到中山大学的平静，学生中意见纷纷。1929年末，联共到中山大学清党，要求托派学生到清党委员会声明退出托派。但是托派中的一些强硬分子，没有把名单交给清党委员会，而把它交给了非托派的年纪较大的老党员马马也夫。马马也夫出于害怕，不得不把名单呈交给清党委员会。事后，他又觉得做了对不起同志的事情，终于在一天晚上突然自杀，使大家莫名其妙，但使托派惊慌失措，接着，不少同学就被秘密逮捕。

苏联要恢复经济，急需能源。在海参崴伯力、斯列金斯克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沙金。联共党到中山大学来，挑选一些靠得住的学生，到远东地区华侨集聚地，做文化、政治教育工作，在海参崴开办党校、俱乐部和扫盲班。在伯力办中文版《工人之路》的编辑是许之祯同志，许之祯曾在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次又重来苏联，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就留在海参崴办党校，当校长，以后又到伯力去办中文报纸。许之祯的战友帅孟奇大姐，把她的首饰和积蓄拿出来，供给许作为来莫斯科的路费。帅大姐毕业后，分配回祖国工作。归途中，路经伯力，许之祯一再挽留帅孟奇留在苏联远东工作，但帅大姐却坚决地回到了祖国。

1929年末，我同任岳同志得到联共党的通知，派我们到远东工作。当清党完毕后，我们就离开中大，一同起程，去到以往不曾派人去过的斯列金斯克矿区做教育华工的工作。

1930年1月，正值寒冬腊月、大学纷飞时，我们乘上开赴西伯利亚的火车，去开创另一个天地。（编辑 黄艳）

（本文为王一于1993年6月写成的回忆录部分内容。国防大学瞿定国教授供稿并撰写了王一生平介绍文字，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