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齐伋与湖州版画艺术创作研究

周森

摘 要：明朝万历到崇祯年间，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一般称之为古代版画的“黄金时代”。此时的版画艺术在宋元版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异的地方特色，比如以南京为首的金陵版画、以徽州为首的徽派版画和以杭州为首的武林版画等等。而在浙江北部的湖州，也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湖州版画。本文则主要论述了何为湖州版画、湖州版画的历史分期、湖州版画的家族性质与文人性质等问题。此文也借对闵齐伋文献研究的机会，来作为毕业论文的前期资料整理，希望能寻到切入研究“崔莺莺”像的契机。

关键词：湖州版画；闵齐伋；文人；《西厢记》；

1 前言

在明末清初，中国古代版画艺术达到了版画史的最高峰。插图绘刻者不仅由当时民间的能工巧匠组成，就连文人也陆续参与进来，这也让版画中所含的人文艺术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本文主要是借闵齐伋的刻书为主要线索，来梳理明朝湖州版画的历史背景。

2 湖州版画

明末清初时期的版画在中国古代版画史上地位显赫。尤其到了晚明，它更是代表着一个“黄金年代”，此时的版画艺术在宋元版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异的地方特色，比如以南京为首的金陵版画、以徽州为首的徽派版画和以杭州为首的武林版画等等。而在浙江北部的湖州，也逐渐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湖州版画。

晚明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文人涉足书籍出版业。此时的文人不仅和出版商保持密切联系，还和刻工有着合作关系，比如杭州的插图绘制者陈洪绶与刻工项南洲，分工明确也是武林版画的特点。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因为人才过剩，历届科举考试求得功名者不过寥寥百人。二是因为书籍的载体出现变革，纸张、印刷技术的进步凭借商业模式的探索为知识的传播插上了翅膀。所以，随着晚明识字人口的增加，阅读小说传奇、一览戏曲图文便成为了一种风尚。

与欧洲的版画不同，在中国古代，版画总是和书籍关系密切的。虽然版画作品的创稿和刻印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环节”，但在当时，版画作品依然作为书籍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被看作是进一步理解文字的工具。但台湾学者马梦晶却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她认为晚明时期人们开始对“视觉性”给予重视致使了文字和图画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渐行渐远。”[1]也就是说，晚明时期的版画和文本之间依附关系——故事情节——越来越不明显，它有一个成为独立的视觉艺术品的倾向，这也是晚明时期的版画的特点之一，最典型的版画作品便是闵齐伋的《会真图》，也被称之为闵式《西厢记》。

在了解湖州版画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关于明代湖州版画的历史分期。本文所说的晚明主要是引用了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史》中的历史分期，由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十七年（1644），这期间经历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位皇帝。[2]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版画的“黄金时期”。但对于明朝的湖州版画，这个历史分期其实并不准确。笔者比较同意董捷的观点，他在《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中，将湖州版画的历史分期的起始点确定在了万历后期，也就是泰昌元年（1620）。一是因为目前可考究到的最早的湖州版画作品是在泰昌元年，二是因为明朝万历前期和后期迥然相异的版画风格，所以董捷才把湖州版画的历史分期划定在了泰昌、天启和崇祯三个时期，统称为明末。张国标先生也曾在《徽刻版画》中提到，“湖州的吴兴版画起于明末，以朱墨套印本称著一时。”[3]

其次，我们还需要确定的是何为湖州版画？前文也曾提到张国标先生在书中称湖州版画为“湖州的吴興版画”，也就是说以往的版画史著作中常把地处湖州的版画称之为“吴兴版画”。那么到底是“吴兴”还是“湖州”？根据《吴兴志》记载，“吴兴”的地名大抵存在于隋唐时期，在明朝时期则被称之为“湖州”。后世版画研究者多把“吴兴版画”作为一个固定的风格概念，忽略了同一地点的不同时期的风格迥异的作品。而本文所研究的正是以明末湖州当地的三大刻书家族——乌程县的闵氏、凌氏和归安县的茅氏——为主的“湖州版画”。[4]确立湖州版画的“位置”一是有利于风格划分，湖州版画与其他版画风格另有区分；二是有利于历史分期，湖州版画盛于明末且以三大刻书家族为主，称之为湖州版画也更为准确。就如同董捷所说：“只有在湖州创作的版画，而没有固定风格的所谓‘吴兴版画”。

3 湖州版画家族的性质

3.1家族版画

明末湖州版画最富盛名的便是闵齐伋、凌濛初、茅暎三人，他们分别代表了湖州三大刻书家族。从目前可查证的资料来看，在明末湖州地区的刻书家中，“留有姓名的共31人，其中闵氏15人，凌氏13人，茅氏3人。”[5]其中涉及版画创作有12人，乌程县的闵氏家族就多达五人，因而湖州地区的刻书和版画都带有明显的家族特点。

3.2闵式家族

闵齐伋，字及武，号遇五。他虽字及武，落款时却很少使用“及武”的字，多用“遇五”。现藏于德国科隆博物馆的闵式《西厢记》，落款便是“遇五”，步入晚年后，他才改署“寓五”。闵齐伋的一生都与刻书有关，甚至到了八十岁时仍旧乐此不疲。闵齐伋所在的闵式家族也不只有他自己乐于从事此道，正如前文所说，湖州版画带有很明显的家族性质。他的叔叔闵振业、闵振声，他的亲兄弟闵梦得和闵齐华等都精于此道，其中和叔叔闵振声屡有合作。关于闵齐伋所留有的史料并不多，主要是因为闵齐伋“不乐进取，耽著述。”[6]与湖州版刻另一位大家凌濛初相比，他早年并不热衷于考取功名，也没有任何出仕的经历，因而他的生平地方县志并没有过多记载。《晟舍镇志》、《乌程县志》和《湖州府志》中记载最多的也是闵齐伋的刻书事业。

3.3 版刻家族的文人背景

明末湖州的刻书家有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便是文人出身，并且他们皆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比如史料中记载较为丰富的凌濛初、闵齐伋和闽振声三人都可以说是官宦子弟。凌濛初祖父曾中举人，其父进士出身，自己也曾官至徐州通判。闵齐伋家世更加兴旺，六世祖曾做刑部尚书，曾祖父为南京礼部尚书，与他同辈的兄弟闵洪学和闵梦得分别为吏部尚书、兵部戎政尚书，其父也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一家四尚书，说是名门望族也不为过。

那么是什么让晚明的文人开始刻书的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是依靠科举来选拔人才，它是深处社会下层的平民地位上升的主要通道。可时至明末全国的科举生员已多达五十万人，能中举者不过寥寥数百人，落差如此之大，很多文人都选择“复读”，这也造成了人才过剩。大批无法进入仕途的文人不得不直面生活的艰辛，很多学子以写传奇小说为生，这也是他们选择去刻书的原因之一。

其次，彼时明中期江南地区市镇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就是“集市”的兴起。江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纳税的重地，一是得益于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便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二是得益于先天地形，水陆贸易便利。市镇中的集市便是商品贸易的产物，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士、农、工、商”阶层观念也开始出现淡化，这些科举受挫的“文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开始涉猎带有工商性质的刻书业。

时至晚明，文人刻书已是一大潮流，文人刻书自然和“坊刻”不同，我们一般称他们为“家刻”或“私刻”。以往的“私刻”一般是为了保持文化的传承，大多以宋刻善本为底，在文字与排版上力求做到惟妙惟肖。但到了明末湖州，“私刻”原有的目的中开始夹杂了商业的追求。比如为了有更好的销路，在绘图者问题上有“伪托”的情形发生。当有了商业的追求，湖州版刻便不可能像“私刻”那样不计成本只顾精妙了，他们开始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比如“翻刻”他人好书以作“伪书”。[7]在闵齐伋的《考工记》中，为了能够和同期出版的郭批《韩文》、《杜律》相辅相成，闵齐伋便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在“翻刻”过程中特意把原有的评校人删去以谋私利。[8]当然，不仅仅只限于湖州版刻，武林版刻、徽州版刻都用这种情况发生。由此见得，明末的“翻刻”伪作早已是人尽皆知。

4 闵齐伋的《会真图》

闵齐伋最富盛名的版刻作品除了《六书通》以外，便是由他亲自刊刻的《西厢记》了。现藏于德国科隆博物馆的闵式《西厢记》由二十一幅精品插图构成，无论是在排版设计上还是印刷上它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顶峰。如果有幸得见此图，你一定会被这精美的画面所震惊。

这部《西厢记》中明确记录了刊刻者和刊刻时间，落款“遇五”，刻于“庚辰秋日”。这些明确的信息都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线索，根据图中的章节名称，很容易就能确定此图剧情正是来源于《西厢记》，但对于来自那一部《西厢记》却备受争议。有学者认为闵式《西厢记》是配合关汉卿、王实甫的《西厢记》而作；范景中先生却认为认为闵式《西厢记》并不是配合关、王二人的《西厢记》，而是从属于闵齐伋的《六幻西厢》。因为由闵齐伋所刊刻的《六幻西厢》只有文本唯独缺图，而且从画中主题来看明显是围绕《六幻西厢》的“幻”字而作，笔者也同意范景中先生的见解。

那么何为《六幻西厢》？它是由闵齐伋刊刻的一本戏剧总集，其中包含了元稹、董解元、王实甫、关汉卿、李日华、陆采所著的各个版本的《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从唐代的元稹《会真记》开始，经过董、王、关、李、陆五人改编早已成为人间佳话，一个“幻”字也道尽了人们心中对“荧荧像”的神往。从图的立意来讲，把它定为《六幻西厢》的插图要比作为关、王二人的《西厢记》的插图更能道出对荧荧像的“幻觉”。

5 总结

载体的变化使书籍承担了交流平台的作用。虽然目前无法统计晚明书籍出版册数，但此时的书籍出版量肯定能排在历朝历代的前列。当有了思想的交流就会有思想的对抗，文人趣味同样如此。对文字“合法趣味”坚守的文震亨、对“合法趣味”改造的陈洪绶与代表新趣味“耳目之玩”的闵齐伋，没有比这三人的对立更明显了。甚至在迎合偏爱图文的阅读群体中也有对立，陈洪绶将文人趣味融入插图之中与追求写实求“幻”的闵齐伋趣味差异就能证明这一点。而江浙地区历来都是繁华之地，地域之间交流古时就很方便，因此很难说一个地区内的艺术作品毫无其他地区的影响。武林版画如此，湖州版画亦是如此。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两人的《西厢记》版画插图让人惊叹，一是陈洪绶绘制的《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秘本》，二是闵齐伋刊刻的《西厢记》又名《会真图》，这两名文人皆出身于官宦之家，他们对于崔莺莺的形象却采用着截然相反的塑造模式。

参考文献

[1]马孟晶.从西厢记版画插图看晚明出版文化对视觉性之关注[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13.

[2]樊树志.晚明史[M]，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张国标.徽派版画[M]，合肥：安徽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4]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

[5]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

[6]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创作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

[7]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

[8]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