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应如何同史学研究结合

王渤菡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在史学界掀起的系统论思潮是自然科学同史学研究理论结合的典型代表并由此形成了系统史观。系统论甚至是自然科学在与史学研究结合时应坚持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且加强对系统理论的认识和研究，保证理论的正确性；最后应坚持以史学研究为主，自然科学为辅。

关键词：系统史观、超稳定结构、自然科学、史学研究

1 金观涛夫妇的超稳定结构说

20世纪80年代金观涛夫妇首先发表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初步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观点，其后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一书中，金观涛先生通过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将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而具体的分析了其下政治、经济、思想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内部关系及相互作用，并得出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中国封建社会具备了内在调节机制，正是这种特殊的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消灭或压抑了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有结构。金观涛指出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其特征就是稳定性和周期性振荡，因此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这一理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激烈讨论。一方面，部分学者对此持称赞和赞同的态度，如1981年陈平年发表了《社会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关系》[2]一文，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剖析，得出了我国经济结构类似于力学中的“亚稳态结构”的结论。在政治角度上，1982年李桂海发表的文章[3]，运用了控制论的方法对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反馈调节机制、反馈调节机制的阻碍而导致的政治结构的僵化、以及反馈调节的周期性震荡的分析，赞同了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

另一方面，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康建文的作品[4]，他认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思想实质上都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彻底的解释，作者并不反对将控制论及其他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史学研究，但是绝不能企图用控制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将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在1990年鲁小兵的评论中则对金观涛所用的是否为系统论、控制论方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封闭系统方法，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与控制论是对立的。

笔者认为金观涛先生的书中确实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作者在论述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没有步入新的社会结构时说：“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崩溃行瓦解时，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滚到山下，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1][P153]，其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更像是一种运动陷入了循环往复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停滞状态，也因此称它为超稳定的。但事实上，每次王朝的更迭和动乱确实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式的停滞状态，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没有跳出和冲破封建社会的牢笼，但其一直是不断的积累的前进的。每次动乱和破坏确实会对其发展造成中断，但也并不是一种清空再重新累积的状态。

同时，作者的论述实质上仍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结构的特点出发所进行的一系列论述，作者论述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封建社會的停滞是不是由于他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1][P8]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作者实质上仍是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结构来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原因，而通过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些特征与其认为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形式上的相似，即周期性波动以及结构上长期停滞，得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同时，由于超稳定结构本身涉及到数学模型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特征的相似性而论述其结构的相似性，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否是系统论、控制论下所说的“超稳定结构”还有待商榷。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本著作不仅引起了史学界对于系统论的关注，更推动了自然科学同史学研究的结合。同时书中新颖的视角，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推动了史学界思想的解放，就这点而言，它虽然是金观涛夫妇第一部论述系统论、控制论与中国封建社会关系的书籍，是还不成熟的结果，但已经起到了其作用和效果。

2 超稳定结构对于史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金观涛夫妇超稳定结构的评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系统论甚至是自然科学究竟应该如何同史学研究结合起来。

首先，是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唯物史观确实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理论指导，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系统论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但其本身却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步，系统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一种补充和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十分重视联系的观点、辩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正是唯物论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系统论实际上是对其中联系、整体的观点的深化。正如吴廷嘉教授所说：“历史是一个由社会运动各个方面有机组织起来的大系统运动，要有复杂的立体式的网络关系，而不是机械历史唯物论所规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那种三段式塔式结构。”[5]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发展运动之中，一切事物都是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些因素的力量是不平衡的，有大或小。将系统论的观点运用于史学研究，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能更准确地帮助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

其次，系统论作为自然科学的内容，将其运用在史学研究中本身就涉及到两个交叉学科的运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两者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才能运用得当，就如苗东升先生在评价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时认为其实质上与阿希贝的超稳定性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是一种自创的理论，这就提醒我们在将系统论用于史学研究时必须更加谨慎求证。同时，由于自然科学往往涉及到数学模型，一方面对研究者的能力要求较高，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中存在的许多因素本身是不能完全量化的，而且本身历史事件本身包含着许多复杂的不可控的因素，这也是为何将系统论运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研究时模型十分难以建立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具备运用的能力，更要在运用时严格思考哪些因素可以进行定量分析，哪些因素不可进行定量分析，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准确地剖析历史事件的本质。

最后，我们可以预见随着系统论在史学领域的运用，自然科学对史学领域的渗透本身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自然科学的运用对史学来说无疑会是一大助力，但同时在史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我们仍然要坚持的是以传统的治史方法为主，而自然科学的运用比如统计学、计量学等等都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方便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工具来运用。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旁通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来开阔我们历史研究的思维，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历史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2]陈平：《社会传统和经济结构的关系》[J]，《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

[3]李桂海：《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僵化》[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4]康建文：《历史研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简析<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J]，《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5]吴廷嘉：《论系统论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必然性》[J]，《北京轻工业学院院报》，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