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系列讲座（十）达尔文
——（一）从懵懂少年走向贝格尔号

郭建崴

历史上总有一些饶有趣味的巧合。就在拉马克发表奠定其“进化论创始人”地位的《动物学哲学》的1809年，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小镇诞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后来使进化论发扬光大并由此改变了人类认识历史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达尔文在青少年时期并没有显露出什么过人之处，以至于被老师认为是一个智力在一般水平之下的孩子；他的父亲甚至曾经指责他“只会打鸟、玩儿狗和捉老鼠，将会辱没家门”。但谁会想到，热衷于打猎、采集矿石和动植物标本，这些在当时英国男孩子中很普遍的爱好，实际上却奠定了达尔文最终成为科学大师的基础呢？

达尔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既有社会地位又有可观的收入，因此父亲当然希望他能够继承祖业，于是在1825年把16岁的达尔文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达尔文对医学课程缺乏兴趣，尤其是对血淋淋的外科手术感到厌恶。相反，他对博物学情有独钟，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还向约翰·爱德蒙斯顿（John Edmonstone）学习动物标本的剥制技术。进入大学的第二年，他加入了一个由地质学家罗伯特·詹姆森（Robert Jameson）教授赞助的博物学学生团体——普林尼学会，并且投到拥护拉马克主义的动物及解剖学家罗伯特·爱德蒙·葛兰特（Robert Edmund Grant）门下，参与了葛兰特研究团队在佛斯湾对潮间带海生动物生命周期的研究。1827年3月，达尔文把自己在这些研究中的两个发现写成两篇文章，在普林尼学会上宣读并获得同学们的好评。其中一个发现是，牡蛎壳中所常见的黑色物体，是一种海蛭的卵衣，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幼龄阶段的墨角藻；另一个发现是，前人认为的能借助鞭毛而独立运动的板枝介的卵实际上是其幼虫。

在此期间，达尔文上过詹姆森讲授的地质学和动物学课程，并随同他以及同学们进行野外考查，听他现场解释岩石的成因。此外，达尔文还学习了植物的分类等大量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父亲对儿子在“专业”上没有进展但是却“不务正业”非常不满，于是在达尔文进大学两年后将他转送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人文学士课程，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位收入不菲的“尊贵的牧师”。然而达尔文对骑术与射箭的兴趣远胜过读“圣书”，尤其热衷于与他的远房表哥威廉·达尔文·福克斯（William Darwin Fox）比赛收集甲虫。经福克斯介绍，达尔文结识了植物学教授同时也是甲虫专家的约翰·亨斯罗（John Henslow）。达尔文一下子就迷上了亨斯罗的博物学课程，并成为亨斯罗的密友和家中常客，因此还被人嘻称为“走在亨斯罗身旁的人”。

谈到达尔文当年对甲虫的痴迷，就不得不提那件被人们津津乐道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1828年的一天，达尔文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转悠。突然，他发现在一棵老树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蠕动，便迅速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达尔文立刻左右开弓将它们抓在手里，兴奋地观察起来（编者注：武汉自然博物馆有一个抓甲虫的互动展项，相当有趣，去那儿参观者不妨体验一下）。此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达尔文情急之下把一只手里的甲虫塞进嘴里，腾出手去把第三只甲虫抓到。嘴里的那只甲虫却在这时排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达尔文的舌头刺激得又疼又麻。达尔文赶紧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带着满嘴的“不是滋味儿”和三只甲虫，心满意足地回到剑桥大学。后来，这种首先被他发现的甲虫物种就被命名为“达尔文”。

不过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很可能也接受了当初在爱丁堡大学时的教训，他在考试临近的时候私下接受亨斯罗的指导，同时将重心放在课业。在1831年2月的期末，他的神学成绩优异，其他诸如古典学、数学、物理学等也能应付过关，最终以非优等生中排名第10的结果从剑桥大学毕业。当时的达尔文信仰基督教，更确切地说，他是自然神学者，这要“归功”于他自幼以来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那些神学课程和神学著作。其中对达尔文影响尤其大的是副主教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著作，包括论证神必定存在的《目的论的证明》。佩利认为生命对自然环境的高度适应恰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而且表明上帝并不需要过于忙碌，也并不需要一再创造奇迹来干预生命。上帝只是担当了伟大的宇宙设计师。佩利用类比的方法论述了这一问题，“如果你找到一只表，你几乎不会怀疑它是由制表者设计的。因此，如果你对一种更高级的有机体及其复杂的和有目的的器官如眼睛等加以考虑，那么你就一定会得出结论，它必然是由有才智的造物主所设计的。”当时年轻达尔文对这样的论述钦佩之至，但是20多年以后当他建立起科学的进化世界观之时，达尔文对这个著名的“佩利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彻底否定。

毕业之时，达尔文对父亲建议他做一名乡村牧师的想法还是颇感兴趣的，因为那种悠闲的生活会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开展自然神学探索并进行创作。不过他接受了亨斯罗的劝告，并未马上投入神职工作，继续在剑桥逗留到了6月份。在此期间他受到德国地理学大师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写的《个人记述》启发，希望能和一些同学一起去马德拉群岛研究热带博物学。在准备中，达尔文经亨斯罗介绍又结识了地质学家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以曾经的中译名“薛知微”而闻名于中国地质学界），学习了地质学课程，并跟随他去威尔士进行地质考察。在野外，塞奇威克教会了达尔文如何采集岩石标本、如何观察研究远古岩层的地质和化石、如何弄清一个地区的地质状况，还指导他怎样思考和分析地质学问题。这次难得可贵的科学实践锻炼了达尔文，为其后来的独立野外工作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收藏在剑桥大学动物博物馆中的达尔文采集的甲虫标本（王原供图）

威尔士考察结束两周后，达尔文在8月份回到家里，发现了一封亨斯罗的来信，希望并推荐他去跟随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巡洋舰的舰长罗伯特·费茨罗伊（Robert FitzRoy）出海远航。当时费茨罗伊正准备受命在4周后前往南美洲海域考察并绘制当地航海图，他希望旅途中能有位年轻的绅士作伴，于是想要招一名不计薪酬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父亲竭力反对儿子参加这个为期两年的旅程，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一心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达尔文找来了舅舅（后来成为了老丈人）说情，终于说服了老爹同意他参加航程。

随后，达尔文又侥幸通过费茨罗伊舰长的面试，登上了贝格尔号。这艘后来因达尔文而流芳百世的军舰于1831年12月27日杨帆起航，从此改变了达尔文，也因此改变了世界。当然，这样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跌宕起伏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