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

编者按：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面波震级 里氏震级达8.0Ms、矩震级达8.3Mw，地震烈度达11度的大地震，这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10年后的今天，全国各地纷纷以不同形式来纪念这个日子。2018年5月12日，由北方工业大学新兴风险研究院主办，由北京城市系统工程中心、北京市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源控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协办的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主题论坛在北京召开。由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北方工业大学新兴风险研究院院长闪淳昌做主题报告；由秦挺鑫博士、季学伟研究员、代宝乾研究员、朱伟研究员作报告。以下内容是根据闪淳昌等5名专家的报告整理而成。

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

闪淳昌：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方工业大学新兴风险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参事、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10年前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抗震救灾。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也是全国第10个“防灾减灾日”，它的主题为“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这里，先回顾我国应对巨大灾难的历程，然后讲述应急管理理念。

1 我国应对巨大灾难的历程

抗击“非典”后，党中央做出加强“一案三制”的重大决策。2008年是对“一案三制”挑战最严峻的一年，先有罕见南方冰雪灾害，后有“5.12”汶川地震。成功应对南方冰雪灾害后，在应对“5.12”汶川地震过程中，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灾区最快速的反应和自救互救、全社会最广泛的动员和行动、海内外对灾区最有力的支援、中国政府最开放透明的态度、6月8日（地震不到1个月）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都得到国内外高度肯定与赞扬。与此同时，在北京还成功举办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叹为“无与伦比”的29届奥运会。因此，战胜巨灾与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应对突发事件更加依法、有力、有序、有度、有效。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为例，灾后10年的汶川地震灾区在毁灭性灾难中重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30年，中国交出让人民满意、世界惊叹的汶川答卷。另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全国各条战线都发生明显变化，事故灾难明显下降，如前几年我国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一年十几万人，2017年下降至不到4万人；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前几年一年100多起，2017年下降至25起。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我国应对巨灾的水平得到飞跃发展，如2003年抗击非典的经验教训使我国应对传染病的水平得到飞跃；20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经验使我国紧急医学救援水平得到飞跃；2014年对非洲埃博拉病毒疫情的援非抗疫使我国应对跨国性疫情的能力和水平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

在这里，作为2015年“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事件调查组专家，亲历整个事件调查过程，深刻感受到党中央“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严谨态度，深受教育。2015年6月1日，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造成442人遇难，是建国以来水上遇难人员最多的一次事故。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率有关负责同志亲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方面组成的事件调查组。亲历此次事件善后工作，明显感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公信力提升了。事件善后工作完成后，将全力转入事件调查工作，以党中央提出“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原则，组织包括院士在内的100多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风、船、人”3个要素调查取证，并依托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科学模拟实验。在半年左右调查中，经过反复论证，才形成此次事件的调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依据党中央“不要放过任何疑点”的指示，调查组还查明，“东方之星”号客轮抗风压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船长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知不足，在紧急状态下应对不力。众所周知，任何一场灾难的损失都跟灾难强度、承灾体脆弱性、暴露在灾害下人、财、物的集中程度、应急响应能力等有关。而此次事故中，船长既没向外发出求救信息，也没有向全船发出警报，致使沉船时间是晚上9点32分，当地政府和海事部门得到事件信息时间是晚上11点半之后，丧失最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特大突发事件，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责任事故，其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力不强等问题”。调查组在对事件从严、延伸调查中，也检查出重庆东方轮船公司、重庆市有关管理部门及地方党委政府、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和长江海事局及下属海事机构在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经党中央批准，对检查出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负有责任的43名有关人员进行问责，对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灾难性事件实施问责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即全过程问责关口前移。天灾和人祸往往交织在一起，应急管理部组建将自然灾难、事故灾难整合，也是一个重要信号。另外，在此次事件调查中，党中央高度重视舆论工作，调查组先后召开十几次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质疑，组织专家解疑释惑，正确深度有效引导，维护社会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面对公共安全事故，不能止于追责，还必须梳理背后的共性问题，做到一方出事故，多方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因此，调查组经大量调查取证、科学论证，经中央批准，提出7方面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之后，中国工程院交通运输部立了2个重大科研课题，以推动我国内河航运安全持续健康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都吸纳了此次事件调查组的建议，如“推进长江船行标准化，健全智能安全保障系统，健全预测预警体系，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气侯事件”、严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等。因此，通过对此次事故调查过程的剖析，得到12字结论，即“灾难推动、理念驱动、目标拉动”。

我国在与灾难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宝贵经验：

（1）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和坚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负责，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2）始终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应急管理的初衷，坚持“以人为本、依靠法制、依靠科学、依靠群众”。

（3）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我国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4）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方针。

（5）“军地协同、军民合作”，发挥3支队伍的作用：人民解放军武警公安部队是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击力量；各专业救援队是处置突发事件的骨干力量；企业事业单位的广大职工、农村社区的民众包括广大的志愿者是处置突发事件的辅助力量。

（6）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在 “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又发出号召：“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今年组建应急管理部，我觉得是对汶川地震10周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多年来，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与时俱进，从举国救灾向举国减灾转变，从单纯减灾向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应急资源分散向统筹协调转变，由一个地方或部门向加强区域合作、协调联动、直至加强国际合作转变，从政府包揽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转变。因此，回顾多年应对灾难的历程，正像恩格斯所讲：“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2 应急管理思想——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各种变革调整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目前，我国正处在公共安全事件易发、频发、多发期。首先，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大灾多发、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区域性季节性强，灾害损失特别严重。特别是地震灾害，在1999年以后，先后发生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九寨沟地震等。其次，在全球气侯变暖背景下，我国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大，防灾减灾工作形势严峻。干旱、洪涝、台风、低温、冰雪、高温、热浪、沙尘暴、病虫害等灾害风险明显增加，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仍呈高发态势，自然灾害时空分布，损失程度和影响深度、广度出现新变化，且各类灾害突发性、异常性和难以预见性日显突出。第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经常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如2008年初南方冰雪灾害、2012年北京“7.12”特大暴雨灾害、2015年“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2017年“12.20”深圳光明新区特大滑坡事故等。第四，恐怖活动频发、手法多样、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增长。以前总觉得恐怖活动离我们很遥远，但2013年“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2014年“3.1”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警示我们：恐怖活动也许就在身边。

综上可知，目前突发事件特点是总量居高不下、伤亡大、损失大、影响大，复杂性加剧，且新隐患增多，防控难度加大。习近平总书记提过“过去的哪一年没有一些突发事件？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所以公共安全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全面小康建设，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加强风险管理，做好应对准备。

这里，就2014年“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讲讲风险,重点讲事故原因和教训。众所周知，拥挤的人群、公共场所有坡道、台阶、地面有障碍物、照明不佳等是导致踩踏事故发生的要素，这次事件这几个要素都存在。这次调查提出“变更管理和风险评估”概念，这个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由国际化学工程师提出来的，但这个概念在我们生产生活中普遍存在，如车辆变道并线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容易发生空难。那什么变更导致此次事故？据分析，活动主办单位变了、活动地点变了、活动面临风险变了，上海市黄埔区政府没有认真评估这些变化，而且对人流没有及时管控和预警等。2015年1月21日，上海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调查组在调查报告中专门写道“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是城市公共安全的最大隐患，安全责任不落实是城市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综合调查结果，调查组据此认定：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11位领导干部问责，包括黄浦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的撤职，也包括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陈昌俊等的行政记大过。

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加强干部管理，落实责任制；做好应急准备，加强监测预警，特别要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加强协调联系，形成一个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运行机制；加强宣传教育，特别是对青年、学生。这次事件遇难人员平均死亡年龄24岁，而且都是窒息和内伤，这说明这些年青人自救互救能力较差。领导干部要有担当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真本领。

这里，重点讲讲自救互救能力。大量事实说明：你的行为是否正确，往往决定你在灾难中是否能够生存下来。据统计，汶川大地震中从废墟中救出8万多人，其中7万多人是通过自救互救生存下来的。这样的案例很多：2006年郴州地区突降暴雨，山洪暴发，昆村妇代会主任陈淑秀不顾个人安危，在危急时刻挨家挨户叫醒300多个村民，用年仅36岁的生命挽救了整个山村；2005年，深圳小学二年级学生袁媛，在父母双双煤气中毒晕倒在浴室的危急关头，临危不惧，镇定地按照在学校学到的安全知识，迅速关上液化气罐阀门，打开门窗，然后跑到室外用父亲的手机拨打110、120，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将父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在学校学到的安全知识在关键时刻成功挽救了亲人的生命；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中，在几十米高的海浪袭向泰国普吉岛的一个海滩之前，英国一位年仅10岁的女孩蒂莉·史密斯，凭借自己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预测出将有威力强大的海啸发生，她立即让父母发出警报，疏散了海滩上的游客，从而挽救了100多名游客的生命；美国“9.11”事件中，有一个被美国人民永远怀念的英雄叫瑞克·瑞思考勒，他退役后当上保安，奋斗至摩根士丹利副总裁，职业本能让他提前预见“9.11”恐怖袭击可能发生，他在摩根公司实施每年2次大演练，因为他认定：人在极端状态下冷静思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有反复练习人才能让人在恐惧中做出近乎本能的反应。灾难发生后，他拿着扩音器组织摩根公司将近3000多名员工有序地从世贸大厦高层向下逃生，拯救3000多人后，仍义无反顾再次走向火场，后来美国人民为纪念他立了一个碑叫“双子塔英雄”。这些说明：任何灾难来临时，第一响应者非常重要。应急管理理念说到底就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另外，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如2011年“3.11”日本地震，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时，北京、上海出现抢盐风波，这场抢盐风波暴露我国公众应对危机的水平不足，科普宣传教育严重滞后。众所周知，公众在巨灾下的表现往往反映公众应对危机的水平，也是对一个国家公民素质、道德水准的集中检验。现在有些人认为：政府要承担无限责任，这是一种错误认知。日本公众在灾难斗争中形成一个重要理念：第一是自救；第二是互救；第三是公家施救。为什么呢？报警需要时间，公家救援队伍赶到事发现场需要时间。因此，党中央很多重要文件反复强调“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观念，如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另外，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如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中对安全教育提出明确要求；《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提出“进一步普及应急知识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知识”等。

让我们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学知识、强本领、讲奉献，做最好的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提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在我们要共筑强国梦，有梦想就会有攀登，有攀登就会有高度，有高度就会有事业、有事业就会有出路，有出路就会成功。谢谢大家！

公共安全国内外标准化动向

秦挺鑫：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公共安全标准化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ISO/TC 292（安全和韧性）专家成员、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1）秘书长、北京市安全生产领域学科带头人。从事火灾数值模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院外单位委托课题10余项；作为项目实施负责人，参与国家级课题6项。获得省部级奖励4项。主导制定完成国家标准8项，参与国家标准10余项。参与完成公共安全领域唯一1项由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完成软件著作权2项，作为主编发布专著2部，论文20余篇。

1 公共安全国际标准化动向

“9.11”之后，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简称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简称I E C）和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ITU）这3大国际标准化组织都加强了公共安全标准标准化建设。2004年2月，ISO技术管理局（ISO/TMB）成立了公共安全标准化战略顾问组（SAG-S），该战略顾问组的职责是对ISO的公共安全标准进行全面复审，并根据已有标准和市场需求，提出公共安全国际标准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统一架构。2005年，ISO和IEC联合组建了公共安全标准化战略顾问组，2006年,ITU也成为该顾问组成员，联合组建公共安全标准化战略顾问组是这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合作解决重大标准化战略问题的一个创举，充分说明各国际标准化组织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标准化，将其作为战略重点全面推进。 该战略顾问组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公共安全模型，该模型运用对象（我国常用承灾载体）、威胁（我国常用突发事件）和措施（我国常用应急管理）3个尺度来衡量公共安全，并依据该模型建立了公共安全标准体系框架，并详细梳理了已有的ISO 标准，在已有的ISO标准中共有5483项与公共安全有关。其中，与对象有关的ISO标准有2681项，

与威胁有关的有1124项，与措施有关的有1678项。通过梳理发现，当时与公共安全和应急相关的标准化工作散见于各技术委员会的具体专业领域中，存在着公共安全相关标准少、协调性不强的问题。为推动ISO公共安全国际标准化进程，特别是加强应急标准化工作，2005年成立了ISO/TC 223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与公共安全和应急相关的跨行业、跨领域基础通用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2014年，ISO/TC 223为基础，合并欺诈对策与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47）、民营安保管理体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PC 284），成立了安全与韧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92），ISO/TC 292下设6个工作组：WG1术语工作组，任务是定期对ISO 2300公共安全术语标准进行修订；WG2组织连续性和韧性（目前公共安全领域比较热的两个研究方向）；WG3应急管理工作组；WG4欺诈对策与控制工作组；WG5公共和社区韧性工作组；WG6安全工作组，主要包含2个管理体系系列标准，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和私人安保管理体系。目前，ISO/TC 292共发布国际标准28项，正制定的国际标准18项。

2 我国公共安全标准化动向

2007年，我国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初步实现“一案三制”管理体系。经初步梳理发现，我国与国际上情况相似，目前共有18个跟安全相关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这些技术委员会分别对应各个专业领域，如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实际也缺乏基础通用、及应急管理相关标准制定的技术组织。因此，在2008年的1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351），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它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公共安全基础性、通用性、综合性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并对口ISO/TC 292开展国际标准化工作。ISO/TC 351成立时，基于与国际接轨和我国对一些领域的相关规定的考虑，建立了我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体系框架，并下设6个工作组：WG1通用工作组主要负责公共安全领域术语、图形符号等通用标准的制定工作；WG2组织连续性和韧性工作组；WG3应急管理工作组；WG4欺诈对策与控制工作组；WG5公共安全基础保障工作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应急装备和产品相关标准的制定；WG6民营安保管理体系工作组。目前技术委员会立项标准共33项，完成15项，见下表。

表 技术委员会立项标准

安全生产大数据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季学伟：1981年11月出生，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市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北京安全科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院副理事长，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急管理工作组、通用工作组、安全保障工作组委员。长期从事安全生产政策理论、风险管控、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大数据、安全生产信息化等领域研究工作。主持了安全生产监管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基于VR技术的安全生产典型场景隐患排查实训系统关键技术研发等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各类学术论文30余篇，组织制定地方标准8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4项，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次，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科技奖一等奖1次，取得软件著作权4项，在申国家发明专利6项。

随着过去十几年安全生产信息化的发展，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积累和沉淀了若干服务于安全生产业务的信息化系统，每个信息化系统均有各自的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信息化系统的逐渐完善，既提升了安全生产监管效率和质量，而且为安全生产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潜在“红利”——海量的数据！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陆续开发上线了15个安全生产监管业务系统，积累了超过100亿条业务数据，数据总量超过200T，伴随着业务系统的推广和使用，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长。如何从海量的安全生产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中寻找规律、科学研判，从而辅助监管、精确制导，有效遏制事故的发生，有效提升安全监管效能，应该是开展安全生产大数据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此，北京市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团队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数据的研究与探索。

1 安全生产领域的“啤酒和尿布”

零售帝国沃尔玛的研究人员在例行的数据分析中发现：跟尿布一起搭配购买最多的商品，竟是啤酒！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这反映的却是数据层面的规律，可以说是大数据领域最著名的经典案例之一。

安全生产领域是否也存在“啤酒和尿布”的故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团队利用北京近3万家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分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运用神经网络、t-SNE降维法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寻找同一类型企业不同打分项扣分的关联关系和不同类型企业扣分情况的聚类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一些本不会发生关系的扣分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发现，不仅验证了安全生产领域确实存在“啤酒和尿布”的故事，也为标准化达标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一些全新的视角。再比如，我们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全国安全生产事故直报系统中超过2万条数据的分析，运用语义识别、聚类分析等分析技术，通过对事故直报系统数据的学习分析，针对不同类别的事故提取最有识别关键词，从而实现了对直报数据的智能分类，分类的准确率超过90%；此外，我们还通过对事故直报数据中时间、地点等关键要素的提取，实现了对任意区域、任意时间内的安全生产事故的空间聚类分析和时间预测分析，从而为事故的预测预警奠定了科学基础。

2 安全生产领域也可以有“指数”

受其他领域运用指数来刻画事物运行规律的启发，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提出了安全生产指数的概念，即运用指数来半定量的刻画一个区域或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开展了区域综合安全生产指数和规模以上企业综合安全生产指数的研究。开展指数研究的一个重要关键因素就是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于区域综合安全生产指数，我们提出了3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安全生产事故指数（用安全生产事故相关指标刻画区域内安全生产事故情况）、安全生产监管压力指数（用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数量、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数量等指标刻画区域内监管的压力）和安全生产监管有效性指数（用区域内监管力量与监管对象对比、隐含排查率等指标刻画区域内开展正向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所有的指标均具有可获取性和可描述性，我们测算了北京市2016年各行政区的综合安全指数，并撰写了《北京市2016年安全生产指数白皮书》，用定量化的数据反映一个区域安全生产状况的优劣。对于规模以上企业综合安全生产指数，我们提出了3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和53个四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企业自身安全特性、企业安全监管属性和企业安全表征。

3 “多维画像”刻画安全监管

用“多维画像”的方法来刻画安全监管，主要分为企业安全生产多维画像构建和安全监管能力多维画像构建。在企业安全生产画像和安全监管能力画像的基础上，探寻动态的、综合的方法，使监管对象和监管力量尽可能地达到最优配置。

企业安全生产多维画像构建，就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各项基本指标和外部影响因素进行汇总，提取这些指标数据中的关键因素，并对关键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进行梳理，进而通过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标因素建立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状态的定量及定性刻画的数学模型。安全生产数据来源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监管部门等，且每个安全生产影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所研究问题的某些信息，并且因素之间彼此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所得的统计数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和冗余。因此，需要对众多安全生产因素降维，把多因素转换为少数几个能反应原始因素大部分信息且不相关的综合因素。

安全监管能力多维画像，就是对监管部门业务人员监管能力评估研究、监管部门监管能力表征向量研究和监管部门能力定量及定性技术研究，旨在对监管部门的业务能力进行多维刻画。监管人员的监管行为受其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工作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先利用关联规则分析业务人员间的相关性、人员与业务类型间的相关性、人员与检查内容的相关性等，将人与行为的相关性建立起来，当获得与人员相关的相关性后，将复杂网络与关联规则相结合刻画以人为主的多元关系网，根据一定划分标准将网络中相邻的节点进行合并，得出业务人员的监管能力评估结果。

4 用“可视化”平台助力监管

安全生产大数据研究的目的是辅助决策，因此，需要研发安全生产管理态势综合展示平台和安全生产监管画像可视化系统。

安全生产管理态势综合展示平台需要将各业务系统和其它数据来源等各类数据进行融合，并进行综合分析挖掘和可视化展示，需要构建资源整合、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一体化管理、信息高度融合的分析平台。具体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态势大数据平台的研发，研发支撑安全生产专题展示分析和安全生产监管画像可视化的基础服务组件和功能；安全生产画像可视化展示的研发，依托安全生产大数据资源和相关研究成果，建立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画像，市、区、街道三级安全监管部门能力画像，以图形等多种形式综合展现；安全生产专题分析的研发，在安全生产多维数据仓库基础上，灵活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隐患与重大危险源、行政执法等主题分析；安全生产管理态势综合展示应用系统的研发，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态势综合展示平台和移动应用APP。

安全生产监管画像可视化系统，需包括：多维全景查询，实现各类业务指标的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与探查，提供智能化的查询界面，可通过多种条件查询；企业安全生产画像及分布地图展示，依托安全生产大数据资源和相关研究成果，建立重点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画像，以图形等多种形式综合展现企业画像；监管能力画像展示，依托安全生产大数据资源，建立市、区、街道三级安全监管部门能力画像，以图形等多种形式综合展现监管能力画像。

安全风险认知与评估

代宝乾：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安全生产技术中心副主任，博士，研究员，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一级安全评价师。主要从事城市运行安全与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工作，先后入选北京市委组织部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北京市优秀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作为负责人或骨干完成国家科技计划项目4项，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4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项，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科技项目2项，支持和参与各类安全生产技术项目50余项。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4项，获软件著作权10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出版编写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修订或制订10项。

今天主要讲安全风险认知和风险评估的一些做法。

1 事故、危险源、风险

截止2018年4月23日，北京市安全风险云服务系统显示，如图1，累积风险源上报数量已达78623条，那么如此庞大的风险源数量与事故发生有何内在关联？这里提出一个事故时间链概念，来解释风险源（危险源）与事故的内在关联性。当对危险源管控先后出现违法行为、违章作业、设计缺陷等可能导致事故的特定条件，当这些特定条件在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方面恰好耦合时，就引发事故。如上海“12.31”踩踏事故，就是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物等关键条件全部耦合时引发事故；从事故时间链来看，即使这些关键条件都存在，如果没有发生耦合或管控住其中一个或几个关键条件，事故也不会发生。事故时间链中涉及到的违法行为、违章作业、设计缺陷等危险有害因素是当前企业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主要以三种状态存在，即违法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状态）、隐患（违反标准状态）、危险源（客观存在的状态）。考虑到违法行为是不允许的，比如违章建筑、三合一建筑、安全管理人员能力不足等均属于违法行为，这些行为是法律法规中明确有罚则的，因此，将违法行为从隐患中剥离出来，单独提出，大量事故也表明，违法行为多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隐患理解为是对标准的偏离。当我们消除了违法行为、治理了隐患，就只剩下风险需要管控。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可以通过管控措施以降低风险。

图1 北京市安全风险云服务系统

2 风险评估

当消除违法行为，隐患得到全部治理，单纯只剩下危险源需要管控时，就会提到危险源三角形模型，它的3条边代表不同含义，即危险源能量，用HS表示；初始触发因素，用IM表示；外界目标，用TTO表示。HS、IM、TTO是决定危险源等级的三要素，它们是不断变化的，危险源的风险等级也会随着它们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当多个IM出现耦合，将会导致事故（风险最大）。

这里介绍一个公式：R=（H×E×V）/C，其中，R指风险(risk)；H指危险源（hazard）；E指危险源暴露（Exposure）；V指脆弱性（Vulnerability）；C指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y）。这个公式是与英国负责风险登记的一个政府官员讨论得到的，它只是一个表示函数关系的公式，而不是一个计算公式。它只是反映危险源本身属性、暴露上、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的一个逻辑关系。危险源的风险等级怎么得出呢？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用危险源三角形模型分析二甲苯储罐（危险源），那这个危险源的HS是指二甲苯储罐（A），IM是指储罐可能泄露（B）、储罐阀门破裂（C）、操作者操作失误（D），TTO是指人员、财产。事故发生可能性P（Accident/Mishap）=P（A）P（B）P（C）P（D），但是P（A）、P（B）、P（C）、P（D）的数据难以获得。

在实际中，一般采用风险的概念公式R=P×S来计算，这里，P指事故可能性；S指事故后果严重性。计算时，对于事故可能性，一般要考虑历史发生概念（Q1）、现场管理能力（Q2）、应急能力（Q3）这3个指标；对于后果严重性，要考虑人（Man）、 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保障（Security）4个因素，其中，在人（Man）方面，一般考虑死亡人数（M1）、受伤人数（M2）；在经济(Economy)方面，一般考虑经济损失（E1）；在社会(Society)方面，一般考虑周边敏感目标影响（S1）、社会关注度（S2），在保障（Security）方面，一般考虑基础设施损坏或中断（S3）、生活保障中断（S4）。这里需要指出，社会关注度是现在比较关注的指标。综上可知：危险源的风险等级是综合考量事故可能性（P）和事故后果严重性（S）得出的；事故可能性是综合考量Q1、Q2、Q3这3个指标得出的；事故后果严重性是综合考量M1、M2、E1、S1、S2、S3、S4这7个因素得出的，如图2。计算出风险后，通过风险矩阵，可以定性确定风险等级。这种方法既适用于区域也适用于企业。

图2 风险等级评估

3 管控措施

根据风险等级，可以有区别地采取管控措施：

（1）工程技术措施，如二苯甲储罐，液氨储罐等，这些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能采用替代、隔离等措施。

（2）管理措施，如制定实时的作业程序，安全许可等。

（3）应急准备，包括应急预案的演练，重大风险一对一应急预案等。

这是我国普遍的做法，与国际上的做法比较吻合和一致，也得到外国机构的认可。谢谢大家！

城市生命线与跨界威胁

朱伟：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主持公共安全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市研究计划等重要项目10余项，完成国家标准7部，行业标准5部，授权发明专项5项，入选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等，曾获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城市生命线我们研究比较多，跨界威胁还处于初步认识和研究阶段，今天尝试将2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从4个方面阐述：是什么？（对象）；什么样？（城市生命线风险的跨境特征）；如何识别？（风险识别分类体系）；怎么处理？（构建跨境治理体系）。

1 是什么？（城市生命线）

城市生命线指面向城市基本公共需求、以线状形式存在的设施，如交通、电力、燃气、供热和地下管线等，具有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功能，具有维系城市运行与城市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地位。它是城市的动脉与神经，对生活生产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保证。城市生命线任何一次失灵或破坏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功能，甚至导致整个城市瘫痪。因此，全面系统综合地研究城市生命线安全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迫切要求。

城市生命线的特征：地理范围分布广（为何存在跨境威胁的原因）。以北京市天然气管线为例，其管网长度超过2万公里，分布在面积16000多平方公里的16个辖区内；公共性和共享性。城市生命线服务范围广，能覆盖整个城市；网络性。当某些设施完全失去机能时，其影响不仅涉及该设施所服务的地区，还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网络服务区域；易损性。它过境距离过长，许多设施敷设于地下，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安全隐患，而且出现安全隐患不易被发现；各系统之间功能上紧密关联性与空间上近距离共存性。如燃气输送需要依靠电力，且燃气管线与电力线路在空间上近距离共存，一个管线出问题，必然会影响其他的管线。因此，这些特征将导致城市生命线的复杂性：物理结构复杂性。如每类生命线都由源、流、汇、治组成的复杂网络；各类生命线系统共同存在于城市空间，构成立体化交互网络；管理结构复杂性。以地下管线系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例，如综合监管、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以及综合协调管理的安全监管、专业安全监管、属地安全监管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复杂格局依然存在；部分设施仍然存在权属不清、数据缺失、管线占压等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历史、社会遗留问题，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综上所知，城市生命线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物理结构复杂性和管理结构复杂性，也决定城市生命线风险的复杂性。

2 什么样？（城市生命线风险的跨境特征）

每类城市生命线都是源、流、汇、治组成的复杂网络，都是从源头开始，经过各种管线或设施，经过漫长过程，最终到达用户。以北京燃气为例，目前是一个已经超过两万公里的复杂网络，而且有10个门站、一系列的调压站和储罐等设施，构成复杂网络。从国内讲，北京燃气是从宁夏，到山西，到河北，到北京，最后进入千家万户，可见，城市生命线具有明显的跨境特征。城市生命线运行时，不仅要受自然环境风险因素影响（地下空洞、土体沉降、冻害、地震等），还要受外部风险影响的影响（恐怖袭击、施工破坏、重车碾压、偷盗管线、管线占压等），而且系统内部风险因素也很多（人员操作失误、人为破坏、设备设施自身缺陷或损坏等），形成复杂的、具有跨境特征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管住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风险，而生命线风险正好符合这3点。如“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就是典型“认不清”，在最初存在轻微泄漏时，没有认清所蕴含的巨大危险，最终造成巨大人员伤亡；还有“想不到”风险，如2003年美加大停电事件，此类事件在国内还没发生过特别大的区域性的大停电事件，但是不代表不会发生；“11.19”墨西哥城液化石油气站爆炸事故，就是一段废弃的液化石油气长输管道引发的，这是典型的“管不到”，国内也存在很多这种管不到的情况。

另外，也要注意强跨境特征风险，如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湖南省郴州市10多天的断水断电，可见雨雪冰冻灾害对城市生命线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在灾害研究领域叫自然灾害导致的技术事故，这类事故在城市生命线事故中很常见；如社会问题或国家安全问题导致的城市生命线强跨境特征，典型案例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天然气争端，对一些国家的天然气供应造成影响。

3 如何识别？（风险识别分类体系）

对基于跨境特征的城市生命线风险的识别是基于国际风险治理委员会（IRCG,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提出的风险识别分类体系，它将风险分为简单风险（点：空间或制度的点）、复合风险（线：人员流、能量流、信息流、管理流）、不确定风险（面：某个事件类型对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模糊风险（体：政策、决策、新兴风险）。以天然气管道为例，简单风险（点）主要指燃气门站、重要管段（年代、故障、高压、土体病害、重要位置等）、占压部位等。我们要注意，点的风险不仅指点本身风险，还可能是其他点的风险给这个点带来的风险；复合风险（线）主要考虑网络影响、功能影响，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影响等，如针对北京市典型区域，做过考虑人口、财产分布后的燃气管网事故对周边区域的影响评估、城市燃气管网节点对整个燃气系统网络影响重要度评估等的研究；不确定风险（面）中典型风险是城市大面积停气，我们也分析过北京市大面积停气造成的影响，并梳理出49项应急任务；模糊风险（体）如煤改气带来的风险，能源结构单一、西气东输、俄罗斯购气、气价调整等带来的风险。

4 怎么处理？（构建跨境治理体系）

城市生命线跨境威胁具有不确定性程度高、随机性强、可预见性低、破坏性大的特点，使得城市在应对跨境威胁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因此，城市生命线治理目标是提高韧性（resilience）。城市生命线韧性是指暴露于威胁之下的生命线系统通过保护和恢复重要基本结构和功能等途径，及时有效地抗御、吸收、适应灾害影响和灾后复原的能力。城市生命线系统韧性的计算要考虑时序（防灾阶段、损害传播阶段、恢复阶段）、度量指标（恢复时间、功能损失、经济损失等）、多灾害的耦合作用、城市生命线的关联性。

构建智慧生命线系统。目前，数据这些来源渠道日益增多，数据分析手段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构建城市数据体系，从而深度挖掘城市生命线运行规律，实现城市生命线系统风险的及时感知，早期预警和高效处置应对。目前，清华大学在合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命线工程智慧检测平台，实现风险及时感知、早期预警、高效处置的部分功能，这个可以借鉴。

智慧城市的城市生命线风险治理分望、闻、问、切4步：望是指空间维度的直观分析，图表分析，遥感地理信息图，空间分布图；闻是提时间维度的趋势研判，物联网监测数据，上报数据等；问是指专业维度的互动调查，专家知识库，公众满意度等；切是指应用维度的结果呈现，大数据综合分析，查找隐藏背后的关联性，问题的挖掘分析。

城市生命线风险跨境治理体系构建策略要借鉴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思路，按照精治、法治、共治的要求对城市生命线的执行主体、数据保障、结果运用、运行机制设计等方面，设计一套更为完善的机制，以提高城市生命线风险跨境治理体系的完备性和能力。在执行主体方面，以新的应急管理部门机构改革为契机，完善城市生命线风险治理体系架构；在数据保障方面，确定牵头部门以及各个部门协调配合机制，保障数据来源可靠性；在结果运用方面，形成针对不同需求的生命线风险分析结果及预警干预机制；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确定城市生命线风险治理日常管理机制以及考核机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