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充文论观的当代价值
——兼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应对措施

⊙马晨蕊［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116］

王充的一生沉沦下僚，《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然而从另一种角度说，长期的官场失意使王充得以深入思考社会人生乃至种种自然现象。在《论衡》中，王充不流俗、不盲从，以通达精炼的文笔放言高论，肆评万象。

一、“疾虚妄”的文学创作论

王充生活的时代，文人士子的思想被天人感应思潮和神仙畿纬学说所笼罩，文坛上弥漫着浮华无实的文章，形成了“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的反常现象。王充不满于文坛盛行的虚无之风，提出了“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创作论，可谓是字字珠玑，给当时死寂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活水。

王充的家族向来有着任气好勇的特点，其在《自纪》篇中说：“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这种家族独有的性格基因在王充身上转化为凌厉直率的学风，把“疾虚妄”作为《论衡》全书的根本主旨。《佚云》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对作》篇云：“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表现出了对于“华文放流”“实事不用”现状的极大担忧，并强调《论衡》以“实诚”为审美尺度，确立了新的评判标准。在此之前，古人评判文章以孔子“思无邪”为代表，认为文学创作要符合儒家道德的基本要求，提倡“中和之美”；刘安在《淮南子》中提出了文学创作是“发乎词，本乎情”的活动，《缪称训》中说：“文之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这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理：物我相感的审美感应论。而王充提出的文学评价尺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生发，认识到了文学创作是作家主体感性的具体表现。《超奇》篇云：“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又云：“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作家的创作需建立在“意奋”“笔纵”的基础之上，即情感受到触发，并用语言文字具体表达内心情感，只有如此，作品才能达到动人的效果。若文章虚妄无实，实在难以感人。

无论是古代文论还是当代文论，文学创作论都是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创作论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大价值。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需要接近现世人生的话语表达而忌虚空造作的文学现象。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了“台阁体”这一文学类型。其诗歌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称圣之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既没有高妙的思想成就也缺乏反映现世人生的理论高度，是特殊时代的畸形产物。因此，“台阁体”的萎靡的文风渐为时代所不容，在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冲击下，渐渐退出了文坛。古代文论能否在当今社会重新占据话语主动权的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正确认识其话语表达背后深刻的理论高度。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创作论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应以客观现实为依据，反对虚靡空泛的文风，其当代价值值得当代文论家更多的关注与阐释。

二、“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文学作品论

王充在《超奇》篇中连用三个比喻阐释自己的主要观点：“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王充以植物为喻，说明作家品质与作品风貌及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古代文学作品论以“文质”论为核心，孔子以降，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的“文质彬彬”论强调文学创作内外兼美，要求作品内容与形式达到统一的境界；董仲舒在《玉怀》篇中主张“文质两备”“质重于文”，对“质”的看中又集中表现为对“礼”“德”的尊崇。王充从生命的角度探求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生命的客观存在而非无生命的客观实体。他把作家创作比喻为树根与树叶、果实与果皮、禽兽与其皮毛。作家的思想品质决定作品风格，而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像兽体与兽毛，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内容决定形式并通过形式得以具体表述。由此看来，在王充的观点中，作家的思想品质和作品风格、作品内容与形式是高度统一的，这种观点显然受当时社会上的形式主义创作风气的影响，对于偏颇的创作倾向有很强的针对性。

王充的文学作品论的当代价值不言而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便在今天仍是一个重要的论题。王充阐述其观点的角度具有浓厚的生命生态学的色彩，因而带有深厚的文学关怀。这种治学方式对于当代文论不无启发。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却正面临着“失语症”的挑战。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指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他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如何应对“失语症”成为了当今学术界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窃以为，古今并举、中西兼修，注重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以王充的文学作品论为例，其论述方式以比喻为主，而兼有古代文章整饬之美，这就要求当代学者在阐述其观点之时注意“对古代文论的原始形态作现代性的梳理和阐释、发挥，即通过注入系统、理性的逻辑因子以改变其零散、感悟的状态，从而使其获得某种现代性的理论品格”。

三、重“胸臆”“德胜”“学识”的作家论

王充的作家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王充的时代，文的含义十分广泛，因此王充对作家的定义范围也随之扩大，其作家论也就由此具有了普遍的适应性。《超奇》篇中，王充把作家分为了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个等级，而鸿儒作为王充的理想作家的典型，需具有“胸臆”“德胜”“学识”等基本特征。王充“实诚在胸臆”的命题强调作家自身条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只有真诚开阔的心胸才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王充还受孔子“有德者必有言”的影响，强调作家德行的重要性，认为“德高而文积”。这体现了王充对于德与文的对应关系的认知：作者崇高的德行会通过其作品得以体现，若作家德不称位，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也不会高。王充还十分重视作者的学识，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作者所拥有的知识是其才能发展的基础与前提。王充对于作家论的论述相对完备，对于作家主体的认知比较全面，后世刘勰的“才、气、学、习”和叶燮的“才、胆、识、力”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王充作家论的影响。

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王充的作家论依旧具有其合理性，其评价作家高低的标准诸如“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妙思自出胸中”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和独创性，符合当今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王充思想的超前性与科学性。当今中国文论却处于用西方话语的外衣装点自身并上演了一场“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戏”的尴尬境地之中，种种文化无能不仅令人深思当代中国文论如何运用中华民族自身的文论传统资源作为内在基础和文化命脉，在全球化逐步加强的现实状态中处理好当代文论建设与民族性的关系，建构文论形态的合法性。而当今文学创作的疲软状态更是令人对于作家的创作状态产生怀疑，宏大的文学叙事在当代产生了文化断层，历史上的文化自信逐渐消弭。从根本上说，提供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是继承文化的血脉，是当代社会弘扬文化传统的题中之义；同时，继承古代文论中合乎人文精神的部分，弥补当代文论批评的空缺，是重兴传统文论活力之关键。

总之，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源头与财富，面对“失语症”的挑战，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吸收与借鉴古代文论的正面经验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