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掩与暴露：《天狗》中的私人性经验

⊙张传敏［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天狗》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五四”时期郭沫若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诗作之一。学界对于这首诗历来的评价也很高，大致的观点是：它表现了诗人狂飙突进、彻底破坏、大胆创造、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云云。

认为《天狗》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显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中国传统诗歌讲究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美学，这和《天狗》式的直抒胸臆、汪洋恣肆而毫不节制的风格确实有较大距离。然而，学界关于《天狗》的主流解释并不能使人完全满足：在这首诗中天狗不仅吞月，还吞日，吞一切星球乃至全宇宙，将其判定为“破坏”的象征固然合乎逻辑，说它象征着“大胆创造”又是从何谈起？如果说它显示了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新创造，则“破坏”与“创造”并非处于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将两者并谈，实在是似是而非。

再者，天狗在中国传统中本不是一个具有正面价值的文化符号，在诗中它破坏的则是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都体现着“正能量”的日月星辰。难道郭沫若真的想塑造一个疯狂吞噬、极度膨胀以致最终爆炸的自我形象来代表“五四”的时代精神吗？恐怕任何人都不敢给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答案。

《天狗》需要一种逻辑更加顺畅的解释。但这并不容易：《天狗》中充斥着奇崛而癫狂的、近乎呓语的诗句，而郭沫若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解释。从他创作这首诗前后的年谱、传记中，我们也很难找到有助于理解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