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陆军军刀到护国共和军刀

2018-07-19 08:44尹仑
云南档案 2018年6期
关键词:军刀蔡锷刀柄

■尹仑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刀在各国的军事武备中是最为常见和使用最为广泛的兵器,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军事史的发展中,刀也从实战的兵器演变为礼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身份、战功和地位,是胜利的标志,也是军人荣誉和军队精神的象征,形成了丰富的军刀文化。

近代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的军刀制度。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并应对内忧外患,清朝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在军事领域改革军队、建立“新军”。在一系列的军队新政措施中,还颁布了《陆军军刀图说》(图一、图二),建立了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军刀制度。护国战争时期,以蔡锷和唐继尧为首的云南护国军政府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也颁发了“共和”军刀,以坚定表明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决心。护国运动后,以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民国北洋政府制定了彰显军人武力的军刀制度,并颁布了《狮刀条例》。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军队发展和军事历史有着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与军衔制度、勋章制度等一样重要的军刀或勋刀制度却鲜有提及。从清末新政的陆军军刀到护国运动的共和军刀,军刀都作为变革或者革命的象征,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从不同的军刀制度可以透视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因此,中国近代的军刀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值得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一、背景

清朝作为中国游牧民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崇尚武功,无论是皇帝、王公贵族、总督将军,乃至一般将官士兵都有佩刀的传统和习惯,主要佩挂传统的制式官刀,皇帝和王公贵族们也佩戴蒙古、西藏等地进贡的贡刀。

传统的官刀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实战刀:包括前锋营使用的顺刀、健锐营使用的云梯刀、绿营使用的朴刀、窝刀、宽刃扁刀和滚被双刀、藤牌营使用的扁刀等。另外一类是兼具装饰、礼仪和实战等功能的刀,这类刀珍贵而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和历史研究价值,通过制作的工艺、刀身的长度、刀鞘与刀柄的装饰和使用的材质、刀穗的颜色来区别高低尊贵,例如:

图一 陆军军刀

图二 陆军军刀

1.皇帝大阅配用刀,长二尺七寸七分,周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及珍珠等,背为金提梁,系明黄緌;

2.皇帝随侍佩刀,长三尺,柄蒙白鲨皮,饰红宝石、绿松石、青金石,贯明黄緌;

3.皇帝吉礼随侍佩刀,长三尺,柄缠明黄丝,刀室蒙绿革,饰錾金花;

4.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佩刀,长二尺七寸,柄缠金黄丝,系金黄緌,刀室漆绘宝相花,饰珊瑚、绿松石、青金石,惟不得用珠。贝勒以下,刀柄缠青緌;

5.职官佩刀,长二尺三寸,柄缠蓝丝,系蓝緌,刀室裹革,皆饰铁质錾金。①

传统的官刀虽然是制式刀,但还没有形成完整和严格的体系,也没有明确的佩刀制度。

清朝末年,由于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统治,同时受到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实行变法,对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等制度实行“新政”变革,以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在军事制度方面,清朝决定“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淘汰绿营,在京设立练兵处”,效仿西方列强而编练新式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史称“新军”。新军不仅装备西式枪炮等制式武器,而且也对军队的体制和编制、兵种设置、作战方式、士兵操练方式、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军官教育体系、后勤供应方式、军队的礼节与形象等进行改革。②新军要求军官配西式指挥刀,不再佩传统的官刀。同时,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军队之间的交往日盛,需要与国际军事礼仪相符的军刀制度,显然佩戴传统的官刀等已经不合时宜。

在上述背景下,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练兵处颁行《陆军军刀图说》,规定了军官、军佐的军刀样式和礼服、常服刀穗、刀带以及骑具(鞍褥、马镫)的样式和制法。

二、清末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

清末新军的陆军军刀制度与当时的军衔制度紧密相连,不同的军刀代表着各级军官官佐的身份。因此要研究陆军军刀制度,首先要了解军衔制度。

1905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练兵处呈报了《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军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这个《章程》提出了军官、军佐的授衔标准、程序、条件和要求等。同时规定军佐军衔分二等六级,不设上等官,在军衔前冠字“同”,依次为:同正参领、同副参领、同协参领,同正军校、同副军校、同协军校。新军的主要官职列有:

1.军,主官称总统官(正都统衔)又称军统官,参谋长称总参谋官(协都统衔),不设副职;

2.镇,主官称统制官(副都统衔)又称镇统官,参谋长称正参谋官(正参领衔),不设副职;

3.协,主官称统领官(协都统衔)又称协统官,副官称参军官(协参领衔),不设副职;

4.标,主官称统带官(正参领衔)又称标统官,副职称教练官(副参领衔);

5.营,主官称管带官(协参领衔)又称营官,副职称督队官(正军校衔);

6.队,主官称队官(正军校衔),副官设司务长(协军校衔)_二职;

7.排,主官称排长(副军校衔),不设副职;

8.棚,正职称正目,副职称副目。

在上述军衔级别设置的基础上,清廷继续颁行了《陆军军刀图说》,为新军官佐的军刀、刀带(腰带)、刀穗等制定了繁复的规定,现简列主要内容:

1.军刀:为西式长刀样式,刀柄头雕成龙头形状,以刀柄、护手上的花纹区分等级,上等官高錾龙纹,中等官平錾龙纹,下等官不錾花纹。以刀柄上横缠的金色丝辫分级,各等第一级三道,第二级二道,第三级一道。军佐军刀,金色改为银色,其他相同。

2.刀带:分礼服腰带、常服腰带两种,均用棕色牛皮制成。礼服刀带以带扣、腰带卡区分等级,上等官缀六块腰带卡,中等官缀四块腰带卡,下等官缀两块腰带卡。各等第一级的腰带卡上錾三个团蟒,各等第二级錾两个团蟒,各等第三级錾一个团蟒。腰带扣、腰带卡为铜质镀金、錾纹饰和团蟒。常服刀带比较简略,带扣为口形,无带卡。

3.刀穗:上等官刀穗为长圆形,中等官刀穗为曼圆形,下等官为椭圆形,各等第一级的刀穗上编三个结,各等第二级编两个结,各等第三级编一个结。军官礼服刀穗为金色,军官常服刀穗为青色,军佐礼服刀穗为银色,军佐常服刀穗为蓝色。③

据《故宫:陆军部档》记载,清末新建陆军第六镇装备有“军官佩刀四百五十二把;军佐佩刀九十七把;书记佩刀四十六把”。早期新军的军刀为国内制作,后期清廷开始向日本定制,向日本定制的军刀在刀柄处有“意登寿、匠録屋”六个字,标明了制作军刀的工匠作坊。在刀身近护手处有一篆字“真”,是日本铸刀“真金入”标记的简化,意为加钢锻制的刀剑。

新军军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刀柄上的蟠龙纹饰,军刀以刀柄上蟠龙的錾龙纹饰的深浅和龙爪的数量来区分军官和军佐军阶地位的高低(图三):高级军官为高錾龙纹,龙爪五只;中级军官为平錾龙纹,龙爪三只;下级军官不錾花纹,没有龙爪。蟠龙是清朝皇权的象征、帝王的标志,清廷用龙做新军军刀的刀柄,是希望这支当时新式的军队能够成为维护清朝皇权统治的重要力量。

图三 新军陆军一等、二等、三等军刀刀柄

三、护国军政府的共和军刀制度

图四 段祺瑞像

图五 张子贞像

图六 张子贞赠十八星军刀

1912年2月(民国元年)清帝退位,北洋军队和国内其他原效忠清廷的军队继续使用新军军刀,例如在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一张旧照中,虽然他的军装和帽徽已经换成民国北洋政府的制式,但手中仍然握着新军军刀(图四)。而南方在辛亥革命中起义的军队则开始陆续使用铁血十八星军刀,但没有统一的规定,也没有用其来区别军阶地位的高低。在这一时期,军刀更多地具备了礼仪和指挥的功用,很多将领都特意定制了专属于自己的铁血十八星军刀,而军刀也成为军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例如云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护国军总参谋长张子贞赠的军刀(图五、图六)。

在铁血十八星军刀中最为著名的是护国运动时期的“共和”军刀。1915年至1916年,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张子贞、刘祖武、罗佩金、顾品珍和庾恩旸等将领为首的云南都督府发起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正义战争和革命运动。护国战争从1915年底爆发到1916年中结束,历时半年,虽然作为一次军事行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影响巨大,是一次民众广泛参与的战争。

护国军宣布组建之后,云南各地广大各族青年踊跃投军,形成了参加护国军的热潮。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自发组织了“讨袁学生队”,并上书云南都督府说:“共和国家者,国民之国家也;能保护其国家,须国民皆有当兵之义务;我国虽尚未实行征兵之制,而在国民,……亦不可无当兵之心,况学生哉?……生等所以日夜踟躇不安,群情愤激,而有讨袁学生队之组织也。本校学生约六百余,除残疾及其要事缠身者外,至少尚有二三百人,若编为一队,得良善军官严肃教练,数日后可以即戎矣。”云南省高等警察学校的全体学生,也要求编入护国军,云南都督府于是将其编成了“预备队”。④随着要求参军的青年和学生越来越多,云南都督府决定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增设班次。护国军在进军途中,沿途各族青壮年农民直接要求参军。在护国第一军第一梯团行进至昭通鲁甸时,大批回族和汉族青年农民自动相约前来要求入伍当兵,第一、二两支队都从中挑选了数十名青年,编入队伍作为后备队。⑤护国军进入四川后,四川当地人民群众也以各种方式支持护国军。时任护国军第六支队长的朱德回忆说:“农民武装起来,攻击敌军运输,他们把粮食和弹药转运给我们。船夫撑船往来给我们运送给养,把我们的队伍摆渡过河,并且从战场上往下抬运伤兵。”⑥

由于广大学生和青年踊跃参军,护国军的征兵计划在短期内得以顺利完成,护国军在原来云南陆军八个团的编制基础上增加了二十个团,达到了二十八个团,加上炮兵、骑兵和警卫军等,共计三十六个团,兵力增加了两倍。⑦在护国第一军向四川进军以后,留滇部队已所余无几,急需补充兵员。“于是有讲武学校、志愿队、将校队、警察部队、义勇乡团、商团以及原团队留滇机构,纷纷扩大组织,招募兵员。而吾滇健儿,闻风而动,无论在校学生、在乡子弟、退伍军警、闲散人士,甚至退隐绅耆、省外学子、各省仁人志士,莫不同声相应,踊跃投效,一时全滇形成一股普遍的从军热潮,无阶层的分别,无党派的门户。”⑧

护国战争爆发后,护国军迅速组成了第二军、第三军及挺进军,第二军以李烈钧为总司令出发东征两广,第三军则击溃了串扰滇南的龙觐光部,巩固了护国军后方。在人民群众的踊跃从军热潮下,护国军官兵士气高涨、战斗力远强于北军。蔡锷曾经下令,如能攻克敌军阵地,每位士兵赏银五十元,而各士兵听了后却慷慨激昂地回答:“吾辈命且不要,何有于钱,顾官长命我辈进攻,虽死亦复何避!”护国军“所以能忍饥忍寒,洒热血,冒万险,以死为荣,不稍退却。”⑨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有着明确革命理想和目标的战争,在这一战争中将官不为利益、士兵不为钱财,为了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护国军将士不惜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坚定地凝聚在“拥护共和”这一旗帜和号召之下,使得护国战争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图七 手执军刀的护国军重要人物会照

在护国战争期间和护国运动最终胜利之后,云南都督府提出了“拥护共和”的政治主张和口号,并建立了“共和”军刀制度,对护国军重要将领和那些于护国运动有功之人颁给“共和”军刀,以示褒奖(图七)。

护国共和军刀,长99厘米、厚3.5厘米,比一般的铁血十八星军刀长5厘米、厚1厘米。钢质的刀身略显弧形,由于采用精钢作为原料,锻造及淬火的工艺精良,因而强度很高。刀身中间起脊,近刀脊处有很长的血槽,刀尖为侧锋,泛着冷色寒光。精美绝伦的刀鞘为金属所制,亮银色的外表可以看到昔日的光鲜,刀鞘上有两个圆环,位于上刀鞘靠近刀柄的位置,用绳带穿过这两个圆环就可以把军刀佩戴在身上。军刀的刀柄较长可供双手持握,包裹手柄的白色鲨鱼皮上布满半透明颗粒,为天然形成,既坚硬又美丽。12条镀金铜丝环绕在手柄上,把手柄分割为13个小段。手柄的鲨鱼皮上半包裹着铜质镀金柄套,刀柄左右镌铁血十八星,顶部有五角星,左右交叉五色国旗和铁血十八星军旗,铜质镀金柄套还向外延伸出半椭圆形的铜质镀金护手,护手上刻画了许多华丽的花纹。在刀柄上浮雕的多种纹饰中,除了一般十八星军刀都有的菊花纹饰、五色旗、十八星旗和五角星,最为特别的是还有“共和”两个篆书文字。

护国共和军刀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十八星军刀中较为独特、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种军刀。军刀的样式融合了东方的刀剑和西洋剑的设计风格,制作精致,工艺繁杂。护国共和军刀刀柄上装饰有纹饰图案,这些图案都具有特殊的含义:菊花是中国传统图案之一,代表高尚的品格,又象征着长寿或长久;五色旗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象征着全国多民族的统一;十八星旗是指分布在九轮角上下的18颗金黄色小圆星,象征着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五角星也称为五芒星,是由五条直线画成的星星图形,具有胜利的含义。护国共和军刀刀柄上众多纹饰中最为独特的就是“共和”两个字,这也是当时其他十八星军刀所没有的,体现了云南护国军政府“拥护共和”的政治主张。护国共和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军刀本身精湛的工艺,更多的是因为它体现了云南护国军政府反对袁世凯复辟的决心,承载了护国运动的革命理念和思想。

在当时护国共和军刀的数量极为稀少,只有参加护国运动的高级将领才有资格佩戴,留传至今的则更为罕见。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了蔡锷所使用的护国共和军刀(图八、图九),为护国运动中最高级军官的佩刀,蔡锷的军刀在刀柄中间镌刻“共和”两个篆书文字;其他高级军官的护国共和军刀则在刀柄双旗上方各镌刻“共和”两个篆书文字,刀柄为犀牛角质(图十、图十一)。

图八 蔡锷之护国共和军刀(云南省博物馆藏、蔡锷曾孙袁泉先生提供照片)

图九 蔡锷之护国共和军刀刀柄

图十 护国共和军刀刀柄右侧“共”字

图十一 护国共和军刀刀柄右侧“和”字

那么在云南一直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护国九狮刀”是怎么回事呢?在1999年8月27日春城周刊发表《九狮刀——护国倒袁第一刀》一文中写到:“这是护国军出兵前云南人赶制的。现在,这埋葬封建帝制的第一刀仅存唐继尧将军佩带的一把,实属军中珍品。”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也藏有一把唐继尧的“护国九狮刀”。另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所谓的护国九狮刀不是民主革命的产物,而是封建复辟的产物,例如李开林先生在其《评唐继尧护国》中认为:“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恢复了封建官职名称,如把民政长改为巡按使、把都督改为将军督理军务。1915年8月设立“筹安会”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袁世凯对重要的将军们赏赐了九狮指挥刀,用以鼓励将军们为其复辟帝制服务。据历史资料记载,袁世凯派授勋专使何国华到昆明,对唐继尧授勋拜印,月俸3万元,授予九头狮子印。龙是皇帝的象征,狮子是武将的象征,在印信和指挥刀上镶刻狮子,是皇帝对武将地位的确认和褒奖。”

九狮刀,就是在刀柄刀鞘上镶了九个小狮子的指挥刀,长刀具全长94.5厘米、厚2.5厘米。但是,所谓的“护国九狮刀”既不产生于护国运动,但也不是袁世凯封建复辟的军刀,和二者都没有关系,其真正的名字是“狮刀”,并且是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四年,才由北洋政府颁授。

1920年2月29日,时任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公布颁给狮刀的大总统规则令,随后,国务总理、陆军总长靳云鹏和海军总长萨镇冰发布第七号教令,正式建立起了北洋政府的“狮刀”制度。

“狮刀”制度的颁给规则共有十二条:

第一条 颁给狮刀,以陆少军官佐为限。

第二条 各等狮刀,由大总统特颁,不得呈请奖给。

第三条 一狮刀至三狮刀,颁给中级官佐。

第四条 四狮刀至六狮刀,颁给上级官佐。

第五条 七狮刀到九狮刀,颁给有特殊勋绩之上级官佐。

第六条 十二狮刀,除大总统佩带外,得由大总统特赠外国大总统、外国皇帝君主或体国曾任大总统者。

第七条 陆海军官佐,由大总统特令颁给狮刀者,应由陆军部或海军部注册。

第八条 已颁给狮刀者,得晋给多狮之狮刀,其前颁之狮刀,无庸缴回。

第九条 一狮刀至六狮刀,发交陆军部或海军部颁给。

第十条 七狮九至九狮刀,由大总统亲授,其在京外者,得遣派专员代授之。

第十一条 十二狮刀之赠与,由大总统特派专使行之。

第十二条 大总统亲授狮刀之礼节,参照授勋之礼节行之。

图十二 蔡锷像(蔡锷曾孙袁泉先生提供)

第十三条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蔡锷与唐继尧都颁有九狮刀,蔡锷的九狮刀目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图十二、图十三),唐继尧的九狮刀复制品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展出(图十四、图十五)。由上述“狮刀”条例可以看出,蔡锷与唐继尧的九狮刀,应该是1920年后根据大总统令的第五条:“七狮刀到九狮刀,颁给有特殊勋绩之上级官佐”追赠给蔡锷和颁授给唐继尧的,而并非是所谓的“护国九狮刀”。

图十三 蔡锷之九狮刀(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藏,蔡锷曾孙袁泉先生提供)

图十四 唐继尧像

图十五 唐继尧之九狮刀复制品(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藏)

四、结论

北伐战争之后,民国南京政府废除了北洋政府的“狮刀”制度,建立了勋刀制度,并先后制定“九星勋刀”条例和“醒狮勋刀”条例以颁授勋刀。

1931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颁发陆海空军勋刀条例,规定一星至九星,分为九等九星勋刀。1935年8月1日,九星勋刀废止,改定醒狮勋刀,并于同年6月15日公布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时,将勋刀纳入条款。醒狮勋刀刀柄、刀鞘装饰以金色浮雕的醒狮,刀身两侧一面镌刻有“夷难定功”四字,另一面镌刻“我武维扬”四字。醒狮勋刀分为三等有穗,无表:一等九狮,穗为金线黄丝线织成;二等七狮,穗为金线蓝丝线织成;三等五狮,穗为金线红丝线织成(图十六)。醒狮勋刀颁给所授勋章晋升至最高等并又再建战功或功绩的陆海空军将官,于穿着军礼服时佩戴勋刀。

图十六 醒狮勋刀

尽管民国南京政府制定了勋刀制度,但所颁发者非常少,北伐后的革命军人为了显示与北洋旧式军人的不同,也很少佩挂军刀,而更喜欢佩挂中正剑。随后,军刀逐渐演变成为了仪仗兵在相关军事典仪上使用的礼仪刀,失去了曾经的实战、指挥和显示军阶地位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军刀只是将士在战场上战斗所使用的武器,并没有其他的含义。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军刀已不仅仅是作为武器使用,而是逐渐演变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军刀更多地是具备了礼仪和指挥的功用,并进而发展成为象征军人军阶、荣誉和功勋的勋刀。因此,军刀制度是近代中国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所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军事荣誉制度。从清朝末年的新军陆军军刀,到护国运动时期的共和军刀,以及随后北洋政府的的狮刀、国民革命军的九星勋刀和醒狮勋刀等,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军刀制度虽然几经改变,但都承载了各自特定时期的军人精神和军魂,记录了中国近代百年以来各个铁血峥嵘时代的理想和追求,也烙下了历史的印记。

注释:

①刘秋霖等:《中国古代兵器图说》,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84-486页。

②陈克等:《新军旧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001-002页。

③王忠东:《清末陆军军衔军服考》,《军事史林》,2016年7期,第45-57页。

④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4-235页。

⑤奚济霖:《护国第一军二支队(原步七团)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18页.

⑥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3页。

⑦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237页。

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护国历史资料选辑——纪念护国运动七十周年》,1985年,第80页。

⑨李印泉、李梓畅君:《关于护国军之谈话》,《北京中华新报》,1917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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