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科
宋朱长文《续书断》中有一段记载蔡君谟的轶事:
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日:此待诏职也。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
在中国书法史上,这一“公案”颇具典型和意味,尤其是蔡襄“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的君子告白,已树立起了一種文人因书以自重的时代风范。
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们的相互映照里,这种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这也正是几千年来“游于艺”儒家文艺观在书法中的遥相呼应,特别是作为“君子之艺”的命题,使得书法成为比类风雅的最佳选择。这里有借此修身的“息焉”、有“适意于书”的优游,更有“自高位置”的标表。凡此种种,汇成有宋以来中国书法史上的一股清流祈向,同时也影响了迄今为止的书法审美以及价值判断。
而今天,承载旧日书法文化的场域已随时风而去。“清流”已变为“热浪”,“祈向”已易作“流行”,书法已异化为仅可以“竞赛”的“一技夫役役哉”的当下,那些仍能葆有“文心”的写字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在我看来,著名文化学者龚鹏程先生便是这样一位“儒者工书“的代表人物之一。
龚先生学术涉猎广博,且著作等身。正如他自己所谓“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国学入门·自序》),举凡文、史、哲、政治、社会、宗教、艺术等皆在其钻研之列,可见思想之宏阔、气局之通达。与之相比之下,写字确实对于龚先生而言是一种“自游息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