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日常现代性的生成及特质

李晨阳

摘要：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体现在其日常性叙事的基本形态上。她吸收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和荒凉，又将西方精神形态的现代性转变为日常形态的现代性；延续了“五四”启蒙现代性中对人性的解放思想，同时将个人理想主义转变为个人生活主义；继承了“左翼”革命现代性中对冲突斗争的描写，又用细节的“小”补充了革命话语的“大”，最终形成张爱玲所独有的日常现代性特质，这不仅是她文学创作角度的选择，也是其文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张爱玲；日常现代性；西方现代性；五四文学；左翼文学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最早源于学者夏志清，虽然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张爱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并未真正定义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但为后来学者李欧凡及孟悦等以现代性视角解读张爱玲的现代写作立场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因此，肯定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性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共识。那么张爱玲的现代性具体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首先界定清楚的。

张爱玲的现代性更多体现在其日常性叙事的基本形态上，被称之为日常现代性。这种日常现代性建立在对普通大众人的欲望及要求进行满足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日常化、琐碎化和世俗化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日常生活的永恒性。张爱玲认为政治是易变的，日常生活才是永恒的，她笔下描写的重点是婚姻家庭、一日三餐和世俗生活。二是写夹缝中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半新不旧的平凡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中想极力反抗抓住自己命运但最终妥协的普通大众。三是冲突“内化”。“小人物们”的人生故事没有过多激烈的外在冲突，再大的“曲折”到最头来不过是内心的一场苍凉回味。四是写“大悲哀”里的人性。张爱玲将古典小说写作手法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相结合，在古典的韵致里描写人性的苍凉，从而呈现出一种张爱玲所特有的“荒凉”历史感。

张爱玲的这种日常现代性的特质受到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五四”启蒙现代性及“左翼”时期革命现代性的影响。他们同中有异，既有联系性又有区别性，可以说，正是“西方/东方”“传统/现代”的共同因素造就与生成了张爱玲小说日常现代性的风格。

一、对西方现代性的改写

“现代性”一词首产于西方，因此，不可能绕过西方来谈现代性。“现代”一词最初指涉的是时间概念，后来随着概念延伸越来越向“未来”的价值偏移。一般来说，“现代性”起源于启蒙运动，旗手们高举“科学”和“理性”旗帜，一方面西方的思想家們借助启蒙运动希冀建立光明、崭新、自由的现代社会，通过新时代对旧时代的“祛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理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更确切的说是“启蒙理性”逐渐导致了文化和个体的荒诞和异化。这在西方文学家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表现出一种冷漠和荒诞。

张爱玲阅读了大量西方现代小说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种“冷”和“苍凉”，这体现她一贯的悲剧人生观，但同时也是其艺术美的体现。但与卡夫卡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性内涵所不同的是，二人创作都远离了政治意识形态，表现了人性的异化，但卡夫卡是通过人的极端变形来表现其主题，张爱玲则是通过描写一系列日常性生活来揭示人性的异化。卡夫卡的风格是荒诞的，荒诞是一种精神，是理性的分析结果；而张爱玲则是荒凉的，荒凉是一种情感，是通过对平凡的细细体味所创造的忧伤之感。卡夫卡所代表的是精神形态的现代性，而张爱玲所代表的的则是日常形态的现代性。

除此之外，西方现代性普遍具有一种追寻和探求精神，如追问人性的本质，思考本我的虚幻，拷问人类的原罪，在思考中探寻人生的意义，哲理思辨色彩浓厚。而张爱玲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她自认为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喜欢斤斤计较的生活，她在对生活的感受中体会到生活就是人生的意义本身。

张爱玲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但也改写了西方的现代性，将“存在之思”改为“日常之思”。她的这种现代性的改写创作依赖于她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将西方的现代性更多的融入中国本土的特色，最终形成了张爱玲所特有的现代性范式。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无疑是出色的，她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诸如精神分析、潜意识、象征、意识流等，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视角和价值观进行了改写。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在所有人都大声疾呼、民族救亡的四十年代，她以独特的敏感性和女性视角发现了处于轰轰烈烈“大时代”下的灰色“小人物”，描写饮食男女的一日三餐和恋爱婚姻，将个人放置到被时代所遮蔽隐藏的日常生活环境中，体现出这些饮食男女的真正生存面目。

二、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继承

在百年中国的传统与嬗变、革新与突破中，“启蒙”是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五四”的现代性从本质上说是“启蒙现代性”。从新文学运动之初陈独秀提倡“三大主义”，再到胡适提出“文章八事”，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五四文学力图冲破传统文学的桎梏，创立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文学，文学精英们除了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外，又提倡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其本质就是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以肯定人的欲望和要求为前提，充分尊重个人的生活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也充分肯定了人性的解放。由此，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和“五四”时期的启蒙现代性有着血缘性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曾经对五四文学有过论述，认为五四文学就像一场恢弘的交响曲，给人一种劈头盖脸的压抑感，对此，学者李欧凡则认为，与五四文学相比，“张爱玲的小说所奏出来的是另一种苍凉的小调”[1]。五四文学作家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熏陶，有着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精英意识，他们自觉肩负着挽救民族、批判旧文化和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这种以思想改造为基础、建立在大写的历史基础之的启蒙现代性更多的体现出一种宏大的集体叙事倾向，这也是张爱玲认为五四文学给人压抑感的原因所在。张爱玲更多的继承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创作方式，她为市民代言，描写身处乱世的饮食男女的所思所想，描写他们在动荡的环境中安稳生活，平民色彩极其浓厚。从这个角度看，张爱玲将五四时期的文学价值进行了补充和迁移，描写了文学精英所忽略的宏大叙事背后的另一脉，那就是关注平民百姓的永恒的日常生活。

刘锋杰认为“从确认五四文学的那种宏大的集体叙事倾向转向发掘五四文学的那种微小的个人叙事倾向，成为张爱玲与五四相联接的一种独特的精神途径。”[2]五四启蒙现代性所代表的是个人理想主义，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则代表的是个人生活主义。这种日常现代性，是“五四”知识分子大众化后紧贴日常男女的生活状态后的开放性理解所形成的的现代性。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张爱玲除了对“五四”人性的解放思想继承之外，也有了新的理解，体现出了独特的现代性所在。首先，五四新文学因受启蒙思想影响，体现出了奋发昂扬的精神，而张爱玲则侧重于描写处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烈变冲突中的灰色小人物的冲突焦虑，虽不如“五四”新文学高昂激越，但覆盖面更为广阔。其次，与五四新文学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态度不同，张爱玲因从小熟读《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系列》等作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像五四新文学全盘否定那样绝对，她很客观的吸取了其中的写作风格和技巧，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而正是这种古典小说写作风格用在她笔下的“白流苏们”或者“葛薇龙们”等半新不旧的人物身上就非常适宜。

相比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的意义就在于她激活了五四文学所忽略的小传统，创造了新的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与“五四”并不冲突，且互为补充，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中所一直秉持的文学精神的直观体现。

三、对“左翼”革命现代性的突破

如果说张爱玲与五四文学是一场潜在性的间接对话的话，对五四文学有选择性的给予肯定；那么，她与左翼文学则是进行一场显在性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是否定性的。当然，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以与左翼文学进行直接性对抗为目的的，若真如此，其作品的价值性也很难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左翼作家联盟在成立之初就是以激进的方式为民族和国家争取自由、独立和进步，“革命文学”概念的提出，更是为左联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政治方向，其理论核心就是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工具论”和“服务论”也应运而生，因此，左翼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被界定为“革命现代性”。作家们借助“革命+恋爱”的主题去表现革命星空下的浪漫，主人公有着强烈的英雄主义和民族大义，展现其“飞扬”的人生。这与张爱玲笔下所描写的人生完全不同。

张爱玲对左翼文学的超越非常明显。她对“飞扬”和“安稳”有着自己的见解，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影子……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飞扬，人生只能是浮沫。”[3]这就体现出了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与左翼文学的革命现代性的不同。首先在题材上，左翼文学通过革命、改造等宏大高尚的活动，选取他们一直所倡導的阶级斗争为内容进行创作，而张爱玲则是选择一贯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世界进行创作。其次，二者在文学精神层面也有所不同。左翼文学极力表现的是“飞扬”和“斗争”，是极端化情境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张爱玲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安稳”，是和谐太平的生活，这也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最后，在人物塑造上，左翼文学笔下的人物普遍自觉负担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着较强的苦难意识和反抗意识；而张爱玲描写的大都是处在生活夹缝中的“灰色”小人物。她们在生活的洪流中极力挣扎想主宰自己的人生，但最终却在无奈中度过自己灰色的人生。所以张爱玲笔下的日常大众，是一些不彻底的人，她并没有像左翼文学一样将人物放在大舞台上去描写变迁与蜕变，而是将人物放置在小舞台背景下去展现琐碎生活背后的永恒人生，小人物的烦恼和不得已正是人生苍凉的真正体现。

张爱玲塑造了一群弱势的、落后的、被忽略的排挤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边缘人。她一手抓住这些边缘人的世俗生活乐趣，一边又发掘这些人生活背后的苍凉之美，创造出一个事无巨细又有意义的“细节世界”。用细节的“小”来消解话语的“大”，这也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所不曾发出的声音。

张爱玲的这种为“灰色”小人物发声的日常性叙事，建立在她自己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之上，突破了左翼文学中对“革命文学”的大声呼号，在文学精神上也就自然与左翼文学有了区别。可以说，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增加了现代小说的多种可能性——“现代性”完全可以在家庭婚姻、日常生活等最平凡的生活体验中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167.

[2]刘锋杰.论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J].文学评论，2004（06）：118-124.

[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203.

（作者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