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里的枷锁

蔡晓仪

摘要：改朝换代下，普罗大众的颠沛流离将人生指向了虚无，于是追求物欲和情欲成为了消解虚无的手段。张爱玲小说中《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众多角色中的典型，展示了世俗挣扎下人性的变态与异化，恋子妒女的曹七巧以物欲报复情欲，最终变成了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黄金里的枷锁”。小说作为文学创作，不仅是想象性再现，其审美意识形态属性通过小说形象的塑造与理性的意图也表明了作者无功利性的目的和功利性的指向，从而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更是作家认识的反映。

关键词：审美意识形态；无功利性目的/功利指向；理性意图；认识反映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形态，要在具体语言组织中显示特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情状，文学创作看起来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到底又总是社会生活复杂的想象性再现。

《金锁记》中描绘了一个出身贫穷被哥嫂买到富人家姜家的“十不全”患有骨痨病的二少爷当媳妇的七巧的悲剧故事，在对自身命运不公挣扎无效后，连自己的儿子女儿的前程也一并毁灭——为避免儿子长白出去寻花问柳便弄鸦片束缚住他；在大龄待嫁女儿长安和爱人童世舫间挑拨离间，使其孤独终老。文本中的七巧是人性的扭曲，各种乖张的行为看似只是那个小集体中的一个悲剧，但其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是在笔下不经意间流露的。

曹七巧本来是油麻店中的活招牌，能言善道，精力充沛“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时，她还是一名正常的、不谙世事的姑娘，会有“肉店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一切都很美好，如果她没有被逼着嫁给姜家二少爷的话。

后来的七巧，势利，贪财，怙恶不悛，戴着黄金的枷锁三十年，并用那“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

张爱玲说，“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1]”。曹七巧的三十年来的金锁记只是一个似真似幻的遥远的场景，但是其中意味深长的故事却没有完结，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使这把金锁和利刃仍在现实中大行其道。张爱玲是个女权意识异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的，她看到了女权，却不像其他女作家极力追求向男性作家的风格靠拢，她所做的是深入其中窥伺，曲折婉转地描尽女性角色的心窍，加之她自身意识形态属性的交杂其中，因此她的作品一直有一种“女性主义”的观照，才有她笔下无数命运错综复杂的女性形象和欲望的张扬。她们的恋爱，屈服于生活，凄哀。风格独特，富于创奇性的题材和浓丽的笔调。

一、无功利性目的/功利性指向

从在审美意识形态的表现看来，《金锁记》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目的是无功利性的，又是功利性的。

无功利性可以在作品的纯浪漫主义窥见一斑，在长安与童世舫诀别的那一场，颇有日本古典戏剧的意味在：“长安静静地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头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人物像走进了一场慢进的黑白电影，缓缓地，没有任何功利性在，任凭人物舒展自如。

而对于作者也好，对于读者也罢，《金锁记》都是带着某种感官愉悦在的。张爱玲在创作时一个个人物和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她一定是在这个遣词造句的过程中获得了审美的享受和创造性成果；而读者，在读到曹七巧的悲惨命运为之一恸时、在看到长白长安命运草草以悲剧结尾时，无一没有得到可以与作者得到的相媲美的审美愉悦。这是文学活动的无功利所在，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为了审美快感而去产生那一滴泪的刻意。

功利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作家和读者的话语活动，二是审美的无功利性仅作为实现社会生活的再现。诚如鲁迅先生要求读者不以宝黛自称一般，他希望的是读者能审美地掌握曹雪芹先生创造的以大观园为中心的那个“红楼”世界的意义所在[2]，因此，张爱玲在下笔《金锁记》时，她的审美无功利性实质上还是有功利指向的，她借着七巧这个悲剧性的人物，再现现实生活对于女性的压榨以及女性的爱欲以及求而不得反而在那个时代下被金钱扭曲的爱情悲剧，追求掌握社会现实生活这一功利性。

二、形象的塑造与理性的意图

在《金锁记》的开篇，张爱玲这样写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我很喜欢张爱玲关于月亮的比喻，可能如张所说，她的睡眠在白天，工作在夜晚，因此见到月亮的时间也比正常人要多，也有更多精妙的感受。在她这里，一切概念都像是新生的、刚刚迸发的，充满妙不可言的新奇感。而在很多人物的塑造中，如长安，深夜中吹着口琴，“Long Long Ago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荡开。不能让人听见”，合上书，我脑里就一下子浮现这个可怜的姑娘，这个只在这个世界只留下美丽、苍凉手势的姑娘。我好像懂她，像每个夜深人静哭泣的小孩一样感同身受；又好像不懂她，不懂她一声声琴声中，倾述的到底是不甘还是无奈。

这是张审美直觉的无渲染表现，接着通过文本传递给我们的，虽然是模糊的不成形的倾述，却隐隐约约有一种力透纸背的明确导向。

而在文本的构造中，可以看到对人物如长安长白等活生生形象的塑造，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了作家对于人物命运的揭示批判的理性意图。写长安的悲剧，正是写张对于曹七巧性格怙恶不悛的批判意图和社会生活赤裸裸的揭露。形象是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方式，隱藏了张的理性批判，为了表层的无功利性目的和深层的功利性目的的表达而存在。

三、情感的共鸣和认识的反映

如上述所言张爱玲凭形象直觉塑造的长安吹口琴一场，读者可以从中与之感同身受，产生一种共鸣，这便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情感态度所在。这个“长安”审美形象主体的喜怒哀乐在这里，就不仅仅是长安个人的心窍了，而是如卡尔西所说，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3]。而在《金锁记》整本小说中，她总是力反“人之初，性本善”的滥调，以一种高冷的犀利目光，一层层剥开蒙在爱情亲情内的温柔面纱，并一点一点向世人昭示。正是张爱玲的人生经历认识，才有“黄金锁住了七巧的情欲，扭曲了她的七情六欲，在她人幸福之际，她毁掉了儿子的人格，葬送了女儿的婚姻，折磨死了儿媳”的剧情走向。这是张对于人性、对于爱情悲观的倾向，对于人“原罪”的深刻认知。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